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海权潜力得以开发，同时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但中国面临比较严峻的海上安全形势，美国的海上霸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制约着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目前，对中国海权战略的发展存在三种观点：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及主导性海权。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海洋安全形势，无足轻重的海权和辅助性海权不能保障中国的海洋利益，主导性海权才是中国发展海权和建设海洋强国的理想选择。作为海权的核心，中国海军必须实现作战理念、军种战略、编制体制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全面转型。

冷战结束后，海洋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以及人类生存“第二空间”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海洋安全问题相应地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海洋的地区大国，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为应对海洋安全挑战，中国必须选择、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海权战略。综合考察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以及国家决策层对海洋战略的规划，主导性海权战略应该是中国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以此战略为指导，中国以海军为主体的海上武装力量必须进行战略转型。

一、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方面也正在经历整体转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其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海洋工业国家。[1]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是国家的战略问题。然而，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就威胁性质和种类而言，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威胁可分为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和非传统海洋安全威胁两大类，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又主要包括美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和海洋权益争端导致的安全威胁。
（一）美国的海洋霸权主义
美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对世界海洋的有效控制基础之上的。[2]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权的发展，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威胁其海上霸权地位的竞争对手，认为其西太平洋的利益必须依靠海权来捍卫。与此同时，中国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权视作一种威胁，认为这不仅对区域利益形成掣肘，而且是中国通往远洋、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潜在障碍。[3] 为此，美国频频加强对中国的海空侦察，提出“空海一体战”等针对中国的战略，并宣称“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海上军事力量为美国提供了灵活可靠的方式以维持海上自由，对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威慑和击败进犯。”[4]
作为遏制中国发展远洋海军的举措，美国计划到2020年将大约60%的军舰和飞机部署在亚太地区。海军将在日本保留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舰载机联队和一个两栖常备群；在关岛现有潜艇的基础上增加一艘攻击潜艇；将前期部署驻扎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增加到四艘，以提供持久的区域驻军。[5] 美国认为，按照遏制理论，中国正是一支扼守着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阻挡着美国向欧亚大陆纵深挺进。不仅如此，当这支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并与其后方的俄罗斯形成紧密联盟后，甚至可以借助庞大的大陆内生力量的支撑向海上拓展，从而成为美国海上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美国的霸权基础来自海洋，一旦其海上的主控权受到严峻挑战甚至失去效能，美国霸权稳定的基座将会动摇，从而导致态势不稳，这将令美国寝食难安。
由于俄罗斯的几大舰队彼此相距较远，形成合力的障碍较多。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海上力量彼此间的合作更为便捷，一旦其海上新型作战力量成军，具备真正的远洋作战能力，并能与空天网电等新兴领域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则守可南北衔接，攻可进退自如。如果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事实上将成为亚太地区的主控者，这将对美国构成相当大的压力。而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并彻底控制这一地区，美国需要进一步挤压中国，在其力量还未完全形成前，构筑起封控其空间拓展的力量网，这不仅要充分调动硬实力，而且要将软实力发挥到极致，而这一切的根本是要将美国的力量移回亚太地区，不再让这里成为美国力量的薄弱环节。[6] 因此，美国在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上频频打压中国，制约中国的海权发展，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外，美国把公海看作是国际公域，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拥有先进的海上装备和用以阻止进入公域的武器。例如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都在大规模投资海军装备，这预示着未来在公海上将出现许多远洋海军。在美国看来，韩国和印度发展海上力量是为了保护其公域的开放；因为，在谈及自身的新兴海上军队时，韩国和印度都将自身当作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并设想在打击海盗和其他行动中使用这些装备。而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更多是考虑不断壮大其海军力量。新老海上强国共存，其中一些国家在规范和制度上的意图一直不明朗，给海上公域带来很多问题。此外，当新兴国家强调发展远洋海军时，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岌岌可危。[7]
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公域和竞争区域的安全。保持和利用网络和空间领域的竞争优势，是为了确保海上自由航行。安全稳定的海上环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大大受益。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在于其是否具备反击其他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干扰海上公域的能力。行动自由和应对能力仍然是美国经济繁荣和对外交往的关键要素，也是阻止侵略和安抚盟友的基础。如果不能拥有海上军事优势，那么美国将无法保证或扩大自身利益。如果不能保证力量投射的快速和便捷，那么作为稳定全球系统的最终担保人且依赖于“强大海上高速通道”的美国也将无法保证其霸权地位，因此创新理念对维护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参与和影响力尤为重要。
美国认为，如果中国将反舰弹道导弹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那将会完全抵消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既有优势，并严重影响东亚的海洋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反介入/拒止（A2/AD）能力和扩大反介入/拒止范围，迫使美国海军将更多力量用于防御，使其只能在更远程的范围内操控航母。这会使美国海军在军队的条例、策略和防御技术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同时也会使美国减少建立航母战斗群的投资，或者降低其建立海洋基地的重要性。总体来说，虽然中国的海军在作战方面还不成熟，但中国的海军现代化计划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已经拥有成熟海军所需要的组成要素，如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对先进系统的投资等。[8] 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将日益严重。
（二）海洋权益争端带来的安全威胁
随着各国对海洋权益的高度重视和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争端正在不断升级，由此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凸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日之间关于东海的领土与主权争端。从本质上来看，海洋权益问题是造成中日东海争端的关键所在。由于重大利益诉求的存在，影响东海争端解决的因素不仅包括难以实现共同开发和无法统一划界方法，更包括日本对该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和对海域资源权益的争夺。中日东海争端至今没有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对东海海域都有着重大的利益诉求。[9] 东海争端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着中日两国的切身利益，更会关系着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争端问题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但是，日本方面无视大量历史事实，不断声称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长期以来，为达到非法占有钓鱼岛的目的，日本依托海上保安厅力量，积极调动各种兵力，在钓鱼岛海域长期形成了“军警协同、联合监控、多层拦截”的严密“封锁线”，其核心是阻止中国民间船只接近钓鱼岛，妄图形成对钓鱼岛“实际占有”的局面。[10]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2012年9月，日本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冰点。面对日本的“购岛”行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强硬的外交手段，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逐渐加强，军事部署逐渐稳固，打破了钓鱼岛长期以来被日本单方面占有的局面。但随着两国军舰飞机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交叉巡逻，两国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也在不断上升。
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由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领土向中国东海的自然延伸，最宽处位于上海东南方向约600公里处（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为“外大陆架”）。东海大陆架多数地方坡度平缓，延伸至冲绳海槽一带，大部分沉积物来自中国。根据国际法，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具有排他性主权，日本却对此持有异议，由此也产生了春晓油田的开发问题。两国因海洋资源开发和领土权益争夺的纠纷不断，已经上升到了海权矛盾的高度，对中国的海洋安全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中国还与其他国家存在海洋争端，比如中韩“苏岩礁”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这些海洋权益争端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三）逐步增长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国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逐步增长。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发地带。这些威胁包括海洋灾难性气候、海上恐怖主义、海盗、海洋环境污染、海上走私、通过海洋渠道传播的疾病等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国际海洋贸易的不断增长，利用海洋进行犯罪活动的趋势也持续增长。贩卖人口、贩卖毒品、贩卖武器、海盗等活动，都呈上升趋势。这些海上犯罪活动多集中于海洋贸易活跃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或者是海洋法律强制力微弱甚至是空白的地区。而且这些海上犯罪通常组织性强且装备了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武器。这些特点已经在多起海盗事件中得以展示。[11] 由此可见，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
综上所述，传统海洋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互相影响，集中爆发，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建设大局，因此制定中国海权战略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思考

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是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陆权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大力发展海权，海权思想也只处于萌芽阶段。国内真正对发展中国海权展开辩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海权战略的设计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一）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辩论
国内学者对中国海权战略设想大致分为三种：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和主导性海权。
无足轻重的海权论认为，从海洋角度看，中国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洋强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面临战略两难，无法全力以赴发展海权；同时由于受制于美国的海洋霸权，中国发展远洋海军面临巨大困难。因此片面追求海上力量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甚至是灾难，发展航空母舰编队也将会使中国重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覆辙。有鉴于此，中国保障海上安全的途径是发展隐形飞机、核攻击潜艇以及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只有这样才能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威慑作用，保证中国的安全无虞。[12] 在此基础上，无足轻重的海权论事实上认为中国海权可有可无。
辅助性海权论认为，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在于大陆而不是海洋，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更没有意愿发展强大的海权。海洋产业和经济从来不是中国经济产业的主体。中国海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保卫陆权的需要，是陆权向纵深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13]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海权从属于陆权，是为了辅助后者的发展而存在的。因此，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应该在大陆地区而非海洋。另外，中国发展海权是有限度的，即中国海军只要具备保卫“四海一峡”（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边缘海和台湾海峡）的能力即可；中国应该主要利用非军事方面的能力，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国际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而非主要通过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利益。[14]
主导性海权论认为，当今中国的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运输、海外贸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存在大量海外利益，加之目前中国很多安全威胁来自于海洋，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必须置于海洋而非陆地。[15] 具体来说，海军是构成中国海权的关键，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加速推进中国海军建设。另外，中国海军必须完成战略转型，应该从一支以潜艇为核心的海上拒止型海军转变为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洋控制型海军。航空母舰对中国海军意义重大：它可以提高中国海军的远程防空能力、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夺取制海权的能力、对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统合水面舰艇能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海军信息化水平。[16]
（二）关于中国海权战略选择的思考
第一，关于无足轻重的海权论，笔者认为这一战略设计无法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首先，这一战略无法保障中国的海洋安全。上文提到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上面临的最大传统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开始战略转型，推进一体化海上力量的“前沿存在”，将战场推至濒海乃至内陆纵深地带，充分利用制海权和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成果，对欧亚大陆对手的纵深地带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实施“由海向陆”的作战方略。按照无足轻重的海权战略设计，中国将在海上的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且无还手之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潜艇问题，在探测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潜艇面临着巨大威胁。如果潜艇仅仅通过降低噪音来实现隐藏自己的目的，那么降低每一分贝噪音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大。而且，比较先进的新型探测方法主要用于探测潜艇的迹象，而非声音。这些技术包括低频主动声呐，非声学探测方法即探测潜艇的尾迹或（在短距离内）从潜艇外壳反弹回来的激光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线，等等。数十年来，这些替代技术背后的物理学知识，大多数已为人们所掌握，只是尚未利用而已。当今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使得先进的海军能够实时构建复杂的海洋地理模型来利用这些探测技术。随着技术的普及，这可以把一些沿海区域变成有人驾驶潜艇的危险区。[17]
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足轻重的海权论值得商榷。随着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发展，地理空间对军事行动的掣肘作用在下降，因为岛链封锁就认为中国不能成为海洋强国未必符合客观事实。但也应该看到，探测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在地理上不利于潜艇使用的国家，中国海军发展如果仍以潜艇为核心恐怕未必恰当。
其次，无足轻重的海权论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海洋的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利益的延伸需要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思考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利用经济因素为国家地缘战略发展提供动力，创造机遇。中国目前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对市场、原料、资本、技术的依赖度很高，而且会持续增大。中国既需要从中东、非洲、中亚、拉美以及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也需要从拉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还需要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更需要遍布全球的市场。[18] 另外，中国的海外投资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历史表明：“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才是滨海国家成为海权国家的根本原因。[19] 毋庸置疑，目前中国已经是“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鉴于此，中国已经具备发展海权的经济动因。
第二，辅助性海权论对海军作战范围的分析在冷战结束初期曾经发挥过作用，为当时中国维护海上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已不再符合中国的现实。
首先，它不能满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需要。该构想提出以国际机制而非自助方式维护国家利益，至少在海洋领域是困难的。其次，技术进步提升了海权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在海战中，海洋与陆地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沿海地区和内陆起飞的战机和发射的导弹同样能干预海战，尤其是发生在边缘海域的战争。此外，随着现代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的发展，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日益强化。如今的海军舰队与20世纪初的舰队存在着本质差异，其效力不是由武器平台总和来衡量，而是由整个组织中不同的武器平台之间的协同作用来衡量。科技进步也使各种海战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多样化，空中和外太空领域的战争资源被开发，如超音速飞机、远程导弹以及全球卫星系统的发展。最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使该战略不再适用。美国航母编队在侦察卫星的支援下，监控范围可达1 500—1 800千米，与舰载机、水面舰艇和潜艇的对海对岸打击范围基本匹配。此外，美国航母舰载无人机X—47B的作战半径达到1 200—1 500千米，这意味着美国航母可以在中国岸基战斗机作战半径以外游弋。以一个中队12架飞机能够保持60%的完好率计算，即24小时能够出动7架飞机，每架飞机最多可以挂载12枚小直径炸弹（SBD），美国航母具备一天之内对中国沿海目标投放84枚SBD的能力。[20]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支在近海活动、仅能满足保卫“四海一峡”需要的中国海军根本无法完成保卫海洋安全的任务。
第三，主导性海权论的战略设计比较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不需要中国发展强大的海权，选择并制定更加积极的海权战略。就中国海权的本质而言，是要发展一种有限的海权。首先，目标有限，即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而非争夺霸权；其次，能力有限，即只是一支地区性海上力量；再次，范围有限，即不超过西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中国海权的有限性是由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既定国策和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与看法决定的。[21]

三、主导性海权战略视域下的中国海军

马汉曾指出，强大的海军必须与正确的海军战略相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海权。[22] 谈到海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根本的仍然是拥有一支能够对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影响的海军力量。[23] 因此，海军建设问题是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的关键要素。在当今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国家利益拓展主要在海洋，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洋，军事斗争焦点也集中在海洋，应对信息化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的重点。[24]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海军应该是一支作战能力、海军战略、编制体制、作战理念等各方面都能满足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需要的具有较为强大的远洋作战能力的区域型海军。
（一）作战能力
中国海军目前的作战能力无法满足确立主导性海权的需要。着眼未来，中国海军必须要有足够的作战能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并扩大本土的海上防御纵深。具体而言，中国海军需要提升反舰、防空、反潜、反水雷、两栖战、对岸突击等方面的能力，重点是防空和反潜能力。现代海战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争夺相关海域或海区的制空权：谁能夺取制空权，谁就能赢得海战的胜利或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控制海战节奏，实现或者达成己方的战役战术目标，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海洋向陆地施加影响，更有效地为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服务。现代海军除了能够运用舰载航空兵或者海军岸基航空兵力量进行制空权的争夺和维持，还可以利用海军水面舰艇展开有效的空中作战行动，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舰艇的自身安全，也能够削弱或威胁敌方航空兵力量，为己方航空兵夺取制空权提供直接支援。因此，对于现代海军和海上军事行动来说，舰队防空或者海军水面舰艇防空是最重要的海上作战样式之一。[25] 此外，中国海军的反潜力量薄弱，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均耗费巨资打造潜艇部队，这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国有必要打造一支以大型固定翼反潜飞机为核心的反潜力量。最后，海军还要具备可靠、有效的海基核力量，以弹道导弹核潜艇为核心的海基核力量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二）海军战略
制定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在战时及和平时期支撑并增强一国的海权，包括为海战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工作。海军战略可进一步引申为“有计划地、精心筹划地、集中地利用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人力资源，以确保实现该国的海上长期目标”。[26]
中国海军面临的地缘条件是独特的。从北部湾到鸭绿江口属于大陆边缘海地理特征，也是典型的封闭型海区，既被岛屿或群岛将其与大洋分割，同时又有海峡形成的通道通往大洋海区。这一由黄海、东海、南海构成的封闭海区被称为中国海区。在整个中国海区，存在着领海争端和分裂势力的活动，这使得中国海区成为各种纠纷与危机包围的海区。这种海区地缘特色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根据战争地缘学的观点，在整个冲突地区四边形中，中国大陆仅占有一条边，而潜在的危机和敌对势力却布满其他三条边。这使得中国海军战略不仅要包括维护国家能源和贸易生命线的远海海上通道的安全，还必须包括应对近海的各种威胁。[27]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海上敌后游击战，以袭击敌后方交通线为主。[28] 随着世纪之交出现的新军事革命和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海防御战略逐渐被远海积极防御战略所取代。这就要求中国海军具备现代条件的中远海防空、反舰、反潜、电子侦察以及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而对于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中国海军面对的也不仅是可预见的台海、南海等传统两栖作战问题，而是要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远海护航、撤侨护侨、参加维和行动等非战争军事两栖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9] 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考虑将战略前沿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的沿海地区向外延展，形成涵盖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有限区域的弧形战略地带。
在新的战略中，战略方向划分和战区设置也应有新的规划。可考虑扩大单个战略方向的空间，境内外结合，陆地海洋兼顾，立体拓展。内陆战区向境外作必要的延伸，沿海战区向海洋方向拓展。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置独立的海洋战区，以更好地挺进海洋、经略海洋。为保卫国家海上安全，并为中国崛起提供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海军必须要打破近海防御的传统，发展远海前出作战能力，也要具备必要时夺控重要海峡、水道的能力和前出大洋与一流海军相持的实力，以确保国家利益的对外拓展，同时保护既有海外利益不受侵害。
此外，我国海军建设要着力加强远程侦察与预警能力、电子战与网络战能力、大规模兵力投送能力、可持续综合保障补给能力、全纵深打击能力和海上核威慑能力。[30]
（三）装备结构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中国海军的装备已经初具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信息系统建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仍然非常滞后，因此有必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海军主战武器装备。任何一支强大的海军都以争夺并维持制海权为首要目标，这是一切海上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海战的历史始终围绕摧毀敌人机动力量的目标而发展演变，基本遵循两条线：一是平台线，二是武器线。平台方面主要是舰船本身物理性能的发展，适应恶劣海洋环境的能力提升，满足投送武器需要；武器方面，则是从各类火炮向导弹的发展，在距离和精度上不断跃升。[31]
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现代海军各兵种战斗装备的任务和作战运用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21世纪的战争首先是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自进入高技术信息化时代以来，利用太空及空中侦察设施对广阔的战区空间、海域实施有效实时监控，并运用远程作战武器对各种远距离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已成为当前海上作战的主要形态。因此，太空及空中的大范围战场信息保障极为重要。[32] 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现代海上作战体系早已不是只靠舰艇及舰队自身的探测手段感知战场乃至整个战区动态，而是利用现代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借助远距离侦察预警飞机、水面舰艇、潜艇乃至外层空间的侦察卫星，实现对广阔海域和空间范围的全天时、全天候、全方位信息探测。在这个能够覆盖整个战区空间的作战体系面前，传统的以数量优势为主的国防力量已经完全过时，不堪一击。
海军作为专业技术最密集、多兵种综合性最强的战略军种，在高技术应用方面尤为突出。特别是天基军事系统的介入，使高技术海上战场环境和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侦察卫星系统将海上观察、监视范围大大拓展，同时极大地增强了舰艇的打击和防御作战能力。如卫星通信的应用使现代水面舰艇能够进行可靠的远距离通信，几乎不受天气的干扰；卫星导航使现代水面舰艇的隐蔽机动和远距离精确作战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高精度卫星导航与卫星通信的结合为舰艇的远程作战提供了与电子地图进行地形匹配的工具，使之具备了完全依赖外部平台或卫星数据的能力，对远距离目标实施隐蔽的超视距打击能力；卫星预警则为现代水面舰艇提供了最大限度的防御纵深和拦截能力，以大容量通信卫星系统为枢纽的战区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中心则将整个战区的地面、海上、水下、空中所有作战力量和武器系统整合成攻防兼备的有机整体。[33]
为了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需要，适应世界强国海军武器发展趋势，并根据中国当前海区自然地理纵深短浅等特点，重点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大中型作战舰艇、先进潜艇（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远程多功能海上作战飞机、海上（水面、水下、空中）无人作战平台、高性能（对空、对海、对岸）导弹等，同步发展作战保障装备，切实解决制约当前海军体系作战能力特别是远海作战能力的装备短板，加快形成以第四代装备为骨干、以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形成水下、水面、空中相结合，远、中、近相衔接的立体打击能力。此外，要加强海上新型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适度增编海上特种作战和两栖作战兵力。进一步优化海军指挥结构，适当减少指挥层次，提高指挥效能。
未来，航空母舰是进行海上作战和威慑的战略性力量，[34] 也是海上火力、兵力和信息力量综合投送的主要平台。根据中国航母研制和列装进度，适时组建航母编队，形成海上机动作战的战略“拳头”力量。航母是少数能够在远程机动中保持作战能力的战略性武器平台，也是动用常规武器就能形成战略威慑的重要作战平台。以航母及其舰载机为核心的战斗群具有强大的对空、对海、对陆攻击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海上作战能力，[35] 其作为远海作战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已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海军的认同。发展航母对于维护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军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和运用模式，加快发展航母编队，使其在新形势下的海上军事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36] 未来，中国海军将是具备远海区域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而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作为现代大型载机平台，无疑都将是中国海军远海作战的核心装备。[37] 中国海军要完成从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远洋作战型海军的转型，在兵力结构上也必须将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发展重点甚至是核心。
（四）作战理念
为完成主导性海权战略所赋予的任务，中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必须从原来的海洋拒止向夺取并使用制海权转变。[38] 所谓海洋拒止，就是阻止敌人自由使用海洋，这是一种弱势海军被动应对的防御态势。而制海权是指在战时实现对海洋的占领，它涉及某一限定的时间和区域，即对战争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航线和海域，用以确保对己有利的航线，同时阻止敌方利用这些航线。[39] 从本质上说，制海权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对海上交通实施控制。控制海洋并非像控制陆地一样占领某些固定的据点，因为海上并无此类据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控制”是指具备自由活动于海路、不受明显阻碍或对抗的能力，以及阻止敌方获得此类行动自由的能力。[40]
谈到制海权，就不得不涉及海上控制。海上控制能够使海军部队建立局部优势，同时阻止敌方获得同样优势。海上控制的基本元素是水面战、水下战、打击战、水雷战、防空和导弹防御、海上领域意识、情报、监测和侦察。建立海上控制需要向岸上投射力量以便消除威胁，或者控制海岸地带。相应地，要在岸上投射力量，就要求在邻近海域和空域建立海上控制。由此可见，海上控制和力量投射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功能可以支援海军保卫国土、击退进犯并加强伙伴关系。[41] 此外，制海权也意味着控制海上交通线。
当然，制海权分为不同的强度，即对海洋局部和全部的控制。在理论上，即使实现绝对的、完全的制海权，并不能保证取得绝对胜利。因此，在战争中，制海权的目标在于阻止敌方通过海洋实现其商业和军事目的，而且所采取的行动要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当一方独占海上交通线，导致另一方无法使用时，便达到制海权的目的。在当今世界中，大多数国家及其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海上交通线。因此，如果一方控制海上商业交通线，就有可能扼制另一方的经济发展，但这需要通过长期部署才能实现。
此外，取得制海权能够保证军力到达任何海岸。这主要通过水陆两用装备和后勤支援来实现。显而易见，海军可能直接介入陆战，尤其是通过航母中的航空器及水面舰、潜艇和空军部队发射的巡航导弹实施介入。[42] 有鉴于此，中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必须从传统的海上拒止向海上控制转型，以适应未来变化的海上安全形势。

结 束 语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国家利益拓展的持续推进，未来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撑点将逐渐从内陆转向海洋，走向海洋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地缘战略重心也正在从陆地转向海洋。[43]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持续拓展，发展海权成为现实需要。一方面，各种海上外贸航线、石油航线和海上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意义越来越重大，需要予以保护。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派驻人员、劳务人员及海外华侨、华人需要国家提供保护。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保护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利益，是时代赋予中国主导性海权的新使命。这种主导性海权在平时表现为武力威慑、危机处理、人道主义救援、海盗打击等，战时则表现为争夺制海权、远洋护航、保护海上交通线。作为实施该战略的主导力量，中国海军必须在作战理念、军种战略、编制体制以及作战能力方面进行转型、转变或提升，以满足实施主导性海权战略的需要。中国海军不仅要具备在第一岛链内执行近海综合作战的能力，而且要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前往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更广阔大洋水域执行各种任务，实现向远洋攻防战略的转型。作为中国海权的核心构成部分，拥有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远洋海军将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并深刻而长久地影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但必须要在海洋领域为其未来的世界强国地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要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而只有建立主导性海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建立主导性海权将在更高层次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提供直接保护，并有利于扩大海外影响力，同时在和平时期可以对潜在敌人进行有力威慑，在战时则克敌制胜，从而在整体上更好地支撑中国作为未来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和身份。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