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合作[①] 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渠道，亦是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迅猛增长的助推剂。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组成互为关联的有机体，通畅的信息共享与和谐的合作共赢不断为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创造出接连不断的发展机遇，亦为世界经济政治环境逐步趋向合理、平等奠定充裕的条件。可以说，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在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宏伟战略上，富有充实的感召力、影响力与作用力。在当前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国际体系加速转型、国际规范快速重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总结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经验教训，建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体系，指引其可持续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并贡献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笔者认为，在经历四个阶段性发展之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已逐步发展出区别于传统西方大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平等性、互利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等四大理论内核。尽管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体系仍拥有重大机遇，如何指导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实践进一步改善、强化、升级和外溢，应当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未来建构重点。

 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阶段划分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与合作发展，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合理的经济制度改革与内外并重的发展模式成为缔造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条件。总体来看，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大致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国策的提出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摸索期。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对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接受与认可，首先得益于政治思想上的完全解放，肇始于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没有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中国就无法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政治目标。[②] 与此同时，也是得益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中国抛弃了在黑暗中摸索世界政治与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踌躇，彻底转变保守和封闭的意识观念，加速步入重要的经济发展期。毋庸置疑，在认识并接纳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问题上，中国将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紧密关联，并加以综合考虑。由此也反映出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重要的经济目标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被赋予关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高度，而政治权利的产生也是以经济领域的利益所得为重要基础的。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发展国家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战略组成，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宏远政治目标的卓越举措。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成为中国摸索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据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为97.5亿美元和108.9亿美元；到1990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猛增至1154.4亿美元，是1978年数据的五倍多，其中出口额为620.9亿美元，进口额为533.5亿美元，中国一举转变为贸易出超国。[③] 随着对外贸易的规模性突破，中国亦逐步在吸引并引入外资上进行尝试，1990年中国的外商实际投资金额为34.9亿美元，达到自1978年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④] 欧美及日本的外资开始试探性地流入中国，部分参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尽管如此，因为西方世界习惯于政治主导的思维定式，并借助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化操作来打压和阻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加上中国内部在经济治理、制度改革等问题上亦发生了意见对立、思想冲突等些许矛盾，造成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在这一时期末放缓甚至停滞了。但不可否认，这一急遽发展过程中的“缓停”为中国更好地反省与总结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与教训提供了必要的且充分的缓冲，也为下一阶段中国如何更稳妥地开展对外经济合作，预作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准备。

第二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调整期，也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正式转入“快车道”的重要转折期。1990年3月，邓小平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⑤] 之后，邓小平又在“南行讲话”中强调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性，并为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树立“保障性”信心。可以说，正是得益于正确且积极的道路自信，“内外并重、兴外促内”的经济发展理念成为指导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对外经济合作亦逐步在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中生根发芽。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仍较为薄弱，对外经济合作的自信心、政策投入力度的局限性与中国追求经济强国、民族复兴的强大决心之间所形成的反差，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图景。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推进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说，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金融制度的成功改革有利于降低对外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奠定重要的发展条件。截至2001年，中国的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业已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⑥] 外商年实际投资金额超过460亿美元。[⑦] 与1990年相比，分别实现了四倍和十多倍的增长。

另一方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经济真正意识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但也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走全球化、合作化的坚定选择。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坚决的“不贬值”政策，不仅有利于遏制金融危机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与扩散，也为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自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第三阶段，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入世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进入融入期的标志。入世前，中国积极修改和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内部制度上保障并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公平化的发展；入世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经济体系，积极提升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体之间有序的竞合关系，这也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制造与对外贸易潜能的完全释放。2009年，也就是中国入世以后的第八个年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攀升至2.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为1万多亿美元。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与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改革内部经济体制、完善经济治理制度、重新梳理产权关系等各方面亦获取了重要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更加充实了对外经济合作的内容与实质。而且，2005年中国建立健全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金融制度的适时调整与完善，再度为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输入新动力。具体而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半径、维度明显增大，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相得益彰；而且，合作的范畴、内容显著扩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投资、人员交往等多头并举；合作的层次、规格不断提升，浅层次的经贸合作逐步跃升为共建自贸区、签署双多边经贸合作协定、共同参与并改革国际经贸合作框架等制度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合作的关键仍在于政治与思想上的进步与统一。毋庸置疑，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与深化，这也促使全球化概念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界、政治界和学术界获得普遍的积极共识。例如，一些国内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⑧]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与接纳抱有积极、乐观的正面态度，而加强与外部经济体的联系和合作也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和必然选择。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逐渐承担起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历史使命。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扩散与蔓延，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的普遍呼声，而中国如何成长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强国的重要课题也在这一共识中逐渐浮出水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有效实施，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起步、成长、发展一直到壮大的重要发展阶段，并顺利步入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期。如同有学者正确地指出，“1978年至今，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对内改革所有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扩大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现在这两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⑨] 例如，中国2010年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7万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7%。这样，面临着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型压力，中国需要实现开放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转型升级，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⑩] 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必须逐渐融入并体现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实践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积极提供有利于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公共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需要持之以恒地为世界经济、世界贸易的有序发展提供优质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等，而且更应引领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所共同参与的经济合作平台，向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重要方向发展。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在新时期的任务与目标做了高度的提炼与归纳，明确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作为实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大支柱之一。报告还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⑪] 由此可见，中国已就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并就如何引领世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传播中国式的经济合作理念与准则，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与规划。换言之，中国将在国际经济合作的框架构建、制度规范、实施方式、成果共享等具体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与作用。

基于对自身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综合判断，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自我反思、自我求进、大胆汲取和不断内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已经形成相当完整的逻辑体系和操作指南，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合作理论也日益浮现出来。

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内核
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尽管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在涉外经济层面的基本价值理念完全释放，对外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总体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核，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特色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完整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平等性。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理论注重平等性，更强调合作主体之间政治地位的平等。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浓缩，是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坚持和运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⑫] 着重强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历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协调、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双多边经济合作，在涉外经济的全新领域灵活应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的外延更具实质性、实践性和操作性。正如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上所特别强调的，“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⑬] 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压舱石，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助推剂。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将赋予五项原则更为丰富的内涵。

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坚持自愿、平等、和平的原则，是坦诚交友、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真实写照，决不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并协调对外经济合作的相关工作，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竭力避免拉帮结派搞对立。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并在其中发挥推动、协调的关键作用，并非是为了显示中国可以说“不”的傲慢，也不是炫耀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更不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大国霸权主义。

第二，互利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强调双赢的协作性而非独赢的唯我性，源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利他主义观念。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体现公共性、利他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利益分配的均衡化、均等化。

通过长期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经验积累，以及对各种制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意识到一定的利益克制与利益让渡在对外关系交往中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战略上必须保证内外经济总体运行的连贯性、持续性与平稳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凸显中国在构建并稳定地区金融秩序中的建设性作用。2008年全球性金融海啸来袭之后，中国依然不遗余力地排除万难，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渐进性升值的策略，既有效地提升了人民币作为准国际化结算货币的重要地位，并用实际行动向世界阐明中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展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时地实施了强有力的内需刺激政策，组织30多个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加速进口和对外投资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入世后的近10年，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近300亿元人民币的到期债务，承诺对最不发达国家95%以上的对华出口产品实行零关税，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显著增强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⑭]

总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强调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一同分享和平发展的成果，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在此基础上，中国更希望通过积极、善意地推进不同层次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适度地引导相关合作伙伴的参与和协助，以实现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政治合作化、利益均衡化的重要成果，并在建立利益攸关方的现实基础上，谋求特定领域内彼此战略目标的趋同与协调。此外，鼓励并协助合作伙伴发展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使其国内的产业振兴战略等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链上来。

第三，开放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所包含的对外开放问题，不仅涉及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更是对所有议题领域的开放。

中国不断探讨并摸索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举措与新模式，构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合作与开放的局面。例如，针对个别经济条件成熟的特定地区或合作伙伴，合作的门槛、标准可适当放宽，合作领域可适当扩大，即由传统的贸易、投资等常规领域扩大至金融合作、能源安全、灾害救助、气候问题应对等新兴领域，缩短由局部性协助升级为全面性合作的中间过渡期。此外，在条件成熟的双边和多边区域或跨区域经济合作中，积极鼓励以人民币为本币的结算方式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以此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增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

除了上述合作标准、合作内容的调整外，合作推进的方式、方法也不断得到充实。例如，灵活应用谈判策略，实施针对性较强的谈判方式，分步骤、分阶段、多创新、多融合地推进与其他经济体的战略合作等。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先于日本、韩国等东亚主要贸易大国强国与东盟建立包括货物、服务和投资协议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就是因为采用了包括“早期收获计划”框架议程以及分步谈判、区别对待、逐步加码等创新方式。[⑮] 当然，这也与东盟的积极合作密不可分。此外，利用既有的合作框架，添加新的经济合作内容也是必不可少的合作新模式。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等就是具有一定互信基础的多边合作框架，可以依托这些平台，创造经济层面的多边合作协定。实际上，中国已提议利用现有机制，适时探讨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创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环境，促进务实合作。[⑯]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果上，开放性的特征表现为更加注重创造互利共赢的规模性效益，这样不但保证合作的可持续性，而且鼓励更多的非参与方加入到既有的合作中来，提升合作的衍生性与战略价值。也就是说，合作的各参与方一旦能享受到经济合作所带来的新价值创造，就会激发其拓展合作项目、深化合作互信。与此同时，协助拓展合作的规模效应，吸引更多合作的非直接参与方的关注与投入。

第四，战略性。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着重强调大局观的发展理念，并借以长远的眼光，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有序发展。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强调内部与外部的协调和统一。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所强调的，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结合起来。[⑰] 由此，中国积极发展与部分特定地区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着实提升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及边境贸易的活跃度。与此同时，突出中国内陆部分重点产业的竞争优势，增强其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参与度与竞争力。总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并不单纯是将内部改革的成果简单外化，更包含转化外部压力为推动内部改革的原动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机制、结构的有序调整。由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经济深化内部改革与加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纽带。

同时，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的推进方式上，亦在逐步转变以往由外部压力推动下的“被动型”经济合作模式，转而探索积极稳妥的“主动型”合作路径，并从战略的高度保证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可行性、舒展性和创新性。

三、理论建构的机遇与挑战

毋庸讳言，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同样亦面临着挑战与机遇的并存，如何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所提供的发展红利，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风险的最小化，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全球经济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之后，中国经济亦逐步转入“调结构、促平衡、保增长”的发展新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存在以下重要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大国责任意识的日渐增强，为对外经济合作及其理论建构的有序开展，不断注入能动性和主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价值的体现并非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坚持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学习思想下，推动经济体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谐的改革。[⑱] 伴随着自身经济体量的不断膨胀，以及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中所发挥的作用，亦逐步由参与、从属的低层次合作转变为推动、引领的高层次合作，并且在参与、融入、深化、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分享改革开放的诸多成果。作为一个逐步在地区及国际级组织中说得上话、做得了主、办得了事的新兴大国，中国意识到并开始尝试在地区及国际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具体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与决策力，合作性地探索并寻求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新标准。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及全球经济治理中积极发挥推动作用，促成特定地区或跨地区之间达成行之有效的经济合作联系，避免爆发诸如贸易摩擦、经济制裁等不必要的矛盾争端，抑制区域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和蔓延，缓和部分国家在领土、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所存在的对话障碍，也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中国成功扮演稳定地区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角色，不断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的友善信号。

随着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地区及国际性的对外经济合作项目中逐渐担当起重任，无论是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还是合作处理地区性相关经济事务。[⑲]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欧美经济长期陷入不景气状态，而亚洲经济的高歌猛进、一枝独秀，促使整个亚洲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攀升。作为亚洲国家重要一员的中国自然也将部分外交注意力转移至该地区，希望通过推动亚洲地区的经贸合作加速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以谋求新兴战略合作资源的形成。为此，中国积极推动“和谐亚洲”的建设，大力培育本地区人民共有的亚洲精神，积极推动以“10 1”、“10 3”为主渠道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用实践来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用实践来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⑳] 更为重要的是，建设“和谐亚洲”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自觉实践，“和谐亚洲”的建设也必将成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契机。[21] 由此可见，和平发展与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构想息息相关，三者的共通性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爱好和平、维护和平、发展和平的信心与理念，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则是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与层次正不断优化升级，衡量经济合作成果的方式亦由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质化指标，这也将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本质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根基是秩序稳定、持续发展的内部经济体，而内部经济体的稳定发展需要内外部有利条件的相互配合和转化。内部经济体循环机制的良性运转，源源不断地创造输往外部经济体的商品及服务等，与此同时，在吸收并消化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商品及服务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当中国经济在体量与质量上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形式上更趋于规范，质量上更强调精益求精。此外，近年来中国与部分国家及地区签订了形式多样的相关经济合作协议，用具体文本的形式确立了彼此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并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合作范本。

第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任务与目标得到了实质性提升，这不仅有助于其在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中获取更高的定位与期望，更有利于其理论总结和建构。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明确把“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并详细阐述了和平发展的具体内容与重大意义，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2] 显然，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了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与感召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存在内、外两层重要涵义，其一就是中国在追求并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同时，并不会放弃对和平理念的永久秉承；其二就是中国经济及实力的增强并不会破坏外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相反会更有利于既有的稳定与发展局面的延续。从后者来看，积极的对外经济合作能够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和平、稳定、友好的外部环境，巩固中国在区域及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中的影响力、作用力和亲和力，开辟出一条“国强不霸”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而且，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在发展路径、对象选择、目标设置、价值体现、分寸把握等具体方面正不断实现提升与超越，使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在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宏伟战略上更富影响力、作用力。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基本观念与信息解读的偏差，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保守主义势力容易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解读为：借对外经济合作的名义搞大规模的势力扩张，并试图用“国强必霸”的错误逻辑来生搬硬套中国的发展路径，致使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对华戒备感、恐惧感骤升，局部性地阻碍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有序推进。因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保守势力的介入与阻挠将迟滞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建构的速度，限制理论建构的维度。[23]

尽管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贸的日常交往中保持着积极、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彼此都赞同稳定、积极的合作关系将有利于维持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是始终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印度等一大批亚洲新兴国家的实力上升，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资本主义强国仍力争在亚太地区维护其主导的霸权秩序，对各种欲成立或新成立的多边政治、经贸合作框架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对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制度建设更是充满戒心与抵制。而且，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亚太地区多边体制建设的积极贡献亦是其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24] 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后，不失时机地寻找干涉亚洲问题的切入点，并唆使地区内的一些受其军事庇护的国家不断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麻烦、设置障碍。尽管如此，亚太地区持续的稳定与繁荣是亚太国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与政策，探讨并规划适合于地区发展、经济增长的合理途径，就是在积极、主动地维护地区内各国及整体的经济利益。

第二，周边国家及地区对中国国力显著增长的戒备感、担忧度有所上升，可能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实际开展构成阻力，进而阻碍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持续建构和完善。实际上，中国的周边国家及地区希望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军事安全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而且，它们期待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为其创造更多的利益、实惠。为此，中国在努力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中，不能仅凭诚意的邀请、热情的帮助，更要依托互利共赢的事实论据，吸引合作伙伴的参与、协助。

第三，对外经济开放成果的非均衡分配，引发国内个别利益群体抵触情绪上升，导致对相应的理论建构的怀疑和懈怠。尽管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强调合作的对等性、公平性、互利性、共赢性等基本原则，但合作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内的不同产业及利益群体造成正、负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即部分产业、行业抑或是企业会在经济开放、对外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出口增长，进而带动规模扩张、效益累增的良性成果；但与之相反，部分产业、行业抑或是企业会因市场的开放而遭遇外来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出现销售递减、效益滑坡，甚至是倒闭关门的不良后果。后者情况的发生就容易引发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阻碍对外经济合作的推进势头，甚至威胁到合作战略的整体布局。

结 束 语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经验和成就证明，对外经济合作业已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如同政治、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手段。尽管如此，当前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仍有重大的提升空间，一是缺乏系统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与理论；二是现有对外经济合作的战略自觉、理论自觉程度不够，对外经济合作的战略与政策的系统协调不够；三是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战略和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略之间的关系不够顺畅，特别是与国家大战略的其余组成要素并未实现大致平衡。[25] 这样，如何持续建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便非常必要，也相当迫切。

首先，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和完善需要致力于改善现有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例如，需要区分“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之间的差异性，避免发生经济援助的成分过重而超越“经济合作”的必要限度，进而违背市场规则的普遍发展规律。又如，对经济合作伙伴的选择应切忌短期利益追求，特别是要避免给人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仅为寻找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品等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战略资源的错误印象。

其次，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和完善应当致力于强化中国既有的最佳实践和优良传统。如前所述，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已经形成了平等性、互利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等四大理论内核，如何继续发扬、巩固和强化上述传统，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完整建构，并对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引领作用，是未来理论建构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建构和完善还应致力于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正发生快速变化：一方面，与全球经济危机相结合，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出现整体性实力相对下降，更出现内部分化，发达世界内部正呈现某种“第三世界化”现象；另一方面，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其余新兴大国也在快速发展，这还带动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崛起，形成一种集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不能停留在旧思维，不能满足于既有成果，而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进一步升级换代。

最后，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还应与中国的整个国家大战略相匹配，其理论建构和发展也应有更为宏观的视野，即如何将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果外溢至诸如政治、安全乃至思想等领域，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转化成为政治、安全和思想影响力，将中国提供的物质性公共产品转化成为政治、安全和思想性公共产品。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