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上海全球智库论坛”的主旨演讲

  （2016年11月10日）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再次祝贺本次全球智库论坛的召开。
  我将就如何顺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综合能力谈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是，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具有哪些新的特征？第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在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议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第三是，中国如何进一步提升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尤其在中国成功举办了2016年杭州G20峰会以后，以及智库如何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
  第一，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着一系列新变化。
  （1）领导力量分化，但新老领导力量的交替仍处于过渡期。新兴经济体势力的相继崛起，利益攸关方数量显著增加，改变了原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力量格局。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模式将取决于传统领导力量与新兴领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新老力量之间交替的模式尚不明朗。由此产生的问题和挑战是国际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更加突出，落实各国的国际承诺的任务更加艰巨。
  （2）治理理念（价值）多元化，加剧了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主导和正统地位在2008年全球金融和世界经济危机后正不断受到挑战和动摇，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元的发展道路尽管远没有主流化，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理解，尤其得到了越来愈多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价值）多元化，导致日趋激烈的治理规则话语权竞争，包括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如何增进多元的治理理念（价值）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全球经济治理凝聚新的共识，避免非黑即白的价值对立甚至文化冲突，直面和回答这个问题和挑战的政策和学术意义更加凸显。
  （3）治理机制碎片化，暴露了现行治理机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双重缺陷。最为突出的是区域型、次区域型、跨区域型以及双边的贸易投资协定和谈判正在取代WTO为主渠道的全球多边经贸体制，不断割裂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因此，国际社会如何加强沟通和利益协调，以构建高效、完整的经济治理机制，克服市场机制失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环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三个问题和挑战。
  （4）国内治理国际化，在日益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各大经济体的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回荡”效应进一步显著，管理和协调国内治理政策的“溢出”和“回荡”的任务更加紧迫。相应的，各经济体如何通过各自改革和转型，强化自身适应外部世界经济变化的冲击，以及自身治理机制的韧性，成为检验各经济体国内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尤其在当今逆全球化势头在增势，各种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潮流比较盛行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治理关系成为各国政府更加紧迫的一项任务,这也是全球治理新变化给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问题和挑战。
  上述四个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利益攸关方都无法回避，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并共同来回答。
  我想与各位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的看法是中国正在怎样适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并努力发挥更关键作用。
  首先，很显然，在中国的外交战略议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已经开始上升到前沿和中心位置。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以推进全球治理作为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把“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进程”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沿。相比较以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定位，包括全球经济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和核心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正从两个方面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一是从理念到方案的供给侧，中国努力成为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贡献者。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很有包容性的愿景，丰富了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倡导了共商、共建、共享等全球治理原则和路径等，并以“一带一路”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国际公共产品，尤其在G20峰会上的近30项成果，有助于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转型升级。当然，在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侧领域，中国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和能力不足的方面。
  二是中方日益重视国内改革和全球治理相互对接，相互强化，努力达成良性互动。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对外开放作为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从上海自贸实验区的设立并加速在全国的扩大，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到大力推动跨区域和多边贸易投资协议谈判等，都体现了中方要继续强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纽带、深化利益交融和依存格局的战略意愿。同时，中国加强国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包括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全球治理目标相互对接，推动达成巴黎气变协议等，都是中方推动全球发展共识进一步在国内主流化，倒逼国内经济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战略性举措。当然，在如何进一步强化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统筹，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中国同样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如何丰富，或者说，中国的智库应该如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建设性的智力支撑呢？
  第一，我们要为如何加强“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同时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这一互动强化的过程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能力建设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一方面，国内治理为全球治理的奠定基础，提供动力，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过程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处于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国家的国内改革创新的成果越多，成效越大，越有机会和能力将这些国内的创新改革的原则、理念、甚至方案在全球议程中推广。今年G20杭州峰会，中国之所以能提供大量的中国方案，实质就是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与G20各项议程的相互契合，从而发挥出引领作用。未来，智库需要为加快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决策机制、动员和落实能力、以及社会、经济等多领域的现代化提供更多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分享，从而助推全球治理议程。
  另一方面，中国仍需要借助全球治理来深化国家治理的能力建设。其中，对智库而言，加紧研究如何推进全球治理议程，包括联合国2030议程、巴黎气变议程等全球治理议程在国内的主流化，是保障国内发展议程与全球议程有效对接，从而产生相互强化效应的重要工作。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政府与智库的互动更加密切，上海国研院作为《中国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的起草单位，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机制碎片化背景下，我们要研究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议程在各主要（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联动，同时强化监督落实能力，以此提高全球经济机制的效能，增强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信心。
  这里有两层意识，一是中国智库要需要更加进取，参与到政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中，帮助政府对全球重大议程、重要机制进行通盘和整体性的规划，发挥不同国际、地区乃至此地区治理机制在重大议程上的相互对接、相互补充和相互强化的效应。例如，智库应当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杭州峰会成果、金砖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成果、中国和东盟合作、中国-中东欧合作、中国和拉美合作等作整体规划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撑。二是智库作为社会力量，要发挥我们的“舆论引领者”和“第三方监督者”的角色，推动各治理机制，如G20一系列重大成果落地，提高G20等经济治理机制的实效。对此，中国智库责无旁贷。
  第三，在当今治理理念和价值多元，治理话语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应有信心有能力在推动治理多元价值观包容互鉴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一方面，智库既要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主流化，并把它作为连接全球多元治理理念，凝聚新共识的纽带。例如，为筹备今年的G20峰会，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牵头的T20（Think 20）三家中国智库，在汇集国内外智库的众智的基础上，为G20领导人峰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智库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下属主要国际组织合作，提高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实践进行理论化和知识创造的能力，在特殊案例中寻找普遍意义，为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提供理论和价值支撑。
  这里，我还要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新联合国《上海手册》已经在11月初联合国人居三大会正式发布。这是中方参考借鉴国际上对城市发展的一般标准，自主选取全球优秀案例撰写。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展览局、中国住建部安排专家评议指导，最终形成报告并在联合国人居三大会首发，供全球城市领导参考使用。上海的一些重要智库，包括来自上海社科院、同济大学、上海图书馆以及上海国研院等团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对中国智库而言，这同样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智库应该自信而决不能自满，尽管当前在世界的不少地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智”浪潮，尽管仍有不少人抱怨甚至嘲笑中国“有库无智”，但作为智库一员，我们应该将这些不满、抱怨乃至嘲笑作为我们努力的动力，为人类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公正贡献更多的力量，因为这正是智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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