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亚太区域架构深刻变动，显现出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区域行为规范从“西方为中心”朝“亚太多中心”扩散；新多边主义正取代旧式多边主义；亚洲安全架构由双边联盟向以双边联盟和合作安全为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协调成为构建亚太区域新型大国关系的先导；区域经济架构从双轨制向并轨方向发展。亚太区域架构转型迄今仍未尘埃落定。它对美国主导的旧式区域架构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都带来挑战；对中国而言则具风险和机遇，中国应该在区域架构建设中有所作为，成为机制重构的积极建设者。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经济合作暗流涌动，外交安全领域，更是波涛汹涌，动荡生变。根本原因是，亚太区域架构处于深刻变动之中。转型变动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时期。历史进程和现实表明，区域特别是亚太区域一改过去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未受重视的传统而成为国际热点。日益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能否稳定区域已经成为运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关键。[①] 亚太区域是当前大国博弈汇聚之地，是中国周边外交依托关键之处。为此，本文专门研讨亚太区域架构变动问题，分析其现状、原因及前景。 国内外学者将区域架构(regional architecture)定义为亚太地区一系列相关以及相互重叠的制度（institution）、机制（regimes）和规范（norms）[②]。其实，区域架构就是构建并支撑区域秩序的骨架和支架，由区域内各种双边、多边机制和组织，以及各种政府间对话论坛机制构成。它们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亚太和东亚区域一体化、安全合作机制研究的对象,也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谋划的重点。
变动中的亚太地缘战略架构态势如何？在地缘经济领域，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雁形经济架构,处于变革重建之中，双边三边和多边机制纵横交错，形成竞争性合作多重同心圆新局面。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雁形结构仅在其联盟体系内发生作用，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美国显然无法单独构建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新世纪以来，各国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区域架构战略，甚至连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也提出了关于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设想，希望对地区繁荣、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③]。变动中的亚太区域架构层见叠出、多种多样。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亚太区域架构在演变中呈现出五个基本特征。
其一，区域行为规范从“美国为中心”朝“亚太多中心”转移。传统理论认为，规范是建设区域政治架构的基础，是各国应循的行为标准[④]。长期来，在所谓“公正信仰”之上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体现了美国及其西方的国际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服务于美国霸权体系。现在，在世界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背景下，亚太区域行为规范呈现多元化多中心特征：1，东盟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主张的全面安全和合作安全观，盛行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主张从亚太地区整体利益出发探讨各国互动及其应循的规范。2，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深刻含义，正得到各国认同和重视。冷战后，亚太地区从1993年开始探讨APEC大家庭概念，现在，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规范视角，正在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为建设区域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规范意识和行为准则。3，“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在亚太事务和区域架构重建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任何大国或者域外国家若想进入东南亚地区，必须签署东盟主导下的《东南亚和平与合作条约》，东盟要为改革区域国际体系确立规制权，其在区域规范重构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这些变动表明，“美国为中心”正在朝“亚太多中心”转移。
其二，新多边主义正取代旧式多边主义，引领区域合作新进程。理论上，多边主义植根于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的行为规范之上，学界把它界定为“在三个或更多国家团体中协调国家政策实践”，并依据一定原则协调相互关系的多边主义行为范式[⑤]。美国是战后亚太地区诸多地区机制和组织的创建者，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以多边主义为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美式多边主义，骨子里就是单边主义”[⑥]。新世纪以来，新多边主义涌现，其特征有多种：1，东盟模式下的多边主义。它以著名的协商一致为行事方式，试图通过建立三位一体的区域共同体，即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安全共同体，实现地区繁荣与和平。东盟要以欧盟为参照系，但又不照搬欧盟模板，形成自己独特的多边主义风格，在引导具有泛亚烙印的多边主义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APEC多边主义。APEC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接受东盟国家提出的建立非约束性合作机制意向，主张实现具有亚洲特色的“茂物目标”，建成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方向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架构，形成具有亚太特色的新型多边主义范式。3，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模式。“小多边主义”主要是指拥有一定实力的少数行为者，有意避开成员众多的多边主义机制——联合国或者世贸组织，自行组织起来，以协商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多边主义方法。现在，小多边主义在亚太区域架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比如，基于上海五国对话机制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金砖国家峰会，等等，都是亚洲新多边主义崛起和探索的新路径，为更加精确界定多边主义范式做出贡献，引领区域合作新进程。
其三，亚洲安全架构呈现双边联盟机制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现状。在新多边主义作用驱动下，亚太旧式双边安全联盟机制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其一来自亚洲多边安全合作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国家推进的多边安全活动蓬勃发展，东南亚国家推动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成立至今已经20年；中俄及中亚国家以反恐、打击三股势力为目标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等等，都是亚洲国家倡导并建立起来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打破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联盟现状。其二是美国自身融入亚洲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引发反冲。尽管美国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继续存在，甚至美日联盟在进一步加强，但是奥巴马政府已经积极参与亚太多边安全事务，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主张“东亚峰会”走向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美国主动融入亚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摇撼其主导的旧式双边安全同盟体制。亚太安全架构呈现出双边联盟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现实。
其四，大国协调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大国协调传统上是指维也纳会议以及由此形成的欧洲协调外交。亚太地区在继承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且具有亚洲特色的21世纪大国协调，其类型特点是：1，中美协调。中美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潜在冲突，“中美共治”概念也未获广泛接受，但是亚太地缘政治中出现的两强格局日益清晰。为要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三大目标，即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共赢，中美需要且在加强协调，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2，中国与中等大国协调。这些中等大国有曾经是东亚奇迹的创造者日本和韩国，有崛起中的南亚大国印度，有恢复性崛起中的大国俄罗斯，以及正在创造下一代东亚奇迹的候选国家印尼、越南等，他们同中国都有发展经济的要求，但是，因为岛屿争端和其他利益冲突，相互之间需要加强协调。比如，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原因，中日关系跌入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双方需要在既有的“四个政治文件”原则上加紧协调，恢复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有轨道。还比如，中俄关系尽管是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但是，两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特别是能源合作，需要重点协调。3，中国与金砖国家协调。作为新型市场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架构已经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但是，长远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需要就建立贸易领域的一体化大市场、金融领域的多层次大流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海陆空大联通，人文领域的大交流进行广泛的外交协调。4，中国与区域多边主义组织协调。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经积极参与区域多边事务和相关组织机制活动，如APEC等。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围绕建设经济强国、海洋强国的重大课题，中国在围绕海外资源开拓及海外利益保护、妥善处理亚太地区海洋共有地的新挑战问题上，不仅需要同海上邻国协调，而且也需要同区域内多边主义机制加强协调，更加积极地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此类协调重点是中国东盟协调、中国与六方机制协调、中国与一轨半机制协调等等。亚太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协调架构，特别是中国通过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将亚太区域治理机制建设和改革进程推向新高点。
其五，区域经济架构重建过程突显竞争与合作特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主心骨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及其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无论是东亚合作10 3、10 6，还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都是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机制[⑦]。2012年11月18日，东盟第21届领导人决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RCEP），并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这是东盟试图通过整合东亚和东南亚若干个10 1合作机制， 继续维护东盟在地区合作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东盟毕竟力量有限，只是具有小国搭台大国唱戏的功能。在亚太众多大国中，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其引领作用不容置辩。美国曾经片面认为，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排挤美国，因此决定通过加入TPP架空东亚区域合作架构。到2013年7月止，亚太地区共有12个国家进行了18轮TPP扩容谈判。笔者认为，亚太地缘经济实际上呈现出双轨格局，这就是，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中国为引领的亚洲经济合作轨道。中美两国实施竞争型协调与合作对策，将使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共赢局面。有经济学家运用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到2025年，美国主导的TPP和东亚一体化进程走向统一，并轨后建立的APEC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将产生巨大的福利效应[⑧]。 变动中的亚太区域架构有可能促使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因此有必要分析其变动原因，以理性姿态观察和判断其变。若使用地缘政治分析工具，对中国周边及至广泛的亚太区域环境加以分析，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对象实体及位置基本上是给定的、不变的。但是，地缘政治空间不可能一仍旧贯，静止不动，而是变化不定，甚至是变化万千的。同一二十年前相比，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出现了大变革、大调整情景，由此触发区域架构变动，其基本动因是什么呢？试作分析如下。
其一， 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区域架构变动的主要驱动力。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深陷危机泥淖，而中国沉着应对，及时恢复，经济实力很快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40%，2020年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⑨]。中国对亚太经济的重要性最近150年以来未曾有过，形成了以中国为驱动力的亚洲地缘经济新局面，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版图。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正冲击着周边广大地区，中国在区域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举动，犹如水中涟漪，一经激发，迅速向周边扩散，其辐射影响力，至少波及中国及其周边地缘人口达30亿人之多，全球几乎一半人口随时同中国共命运，同呼吸，这种地缘政治场景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冲击着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空间。亚太各国无论是强大的、友好的、中立或敌对的，现在再也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引发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军事实力提升，使周边地缘政治生态和安全空间出现新变化。在亚太地缘安全环境中，中国海、空军正在扩大其安全活动空间。中国“辽宁号”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实现“核打击能力”、中国开发出新型反舰导弹，给第一岛链内外的美国及其盟国军队造成威慑。未来几年中国军费开支将保持在年度千亿美元以上水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配。在此背景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必定面临变动与重组。
其二，美国亚太战略多次调整，加剧了区域架构的变动。近二十年来，美国亚太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做过多次调整。1990年代初，美国提出过“扇骨扇面”亚太战略，以美日安全联盟为主扇骨，北有美韩，向南则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实际是强调双边安全同盟。扇面强调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尽管没有放弃其对亚太注意力，但是，其战略重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则是毋容置疑的。小布什第二任期政府开始关注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动向。2005年美国正式确认中国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利益攸关者的同时，其战略开始向反恐和防范中国并重发展，提出转型外交，要到亚洲边缘地区布局外交前沿岗位。2006年美国借APEC峰会之机，针对中国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东亚合作进程，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2008年布什政府明确加入TPP。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战略重心从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转移，开始重返东南亚、亚洲，接着又提出美国战略东移，2012年初全面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即在政治、安全、外交和经济全面进入亚太，安全上不仅要强化双边同盟体系，而且谋划三边甚至多边安全机制，政治上推行外交前沿部署，经济上则强力推进TPP，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架构。美国针对亚太地缘环境变化，多次调整其亚太战略，是促发区域架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其三，东南亚国家对域外大国防范矛头频繁转向，妨碍区域架构建设稳步推进。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加上柬埔寨问题巴黎和谈成功完成，整个地区迎来了战后第一缕和平的阳光。那时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反对美国、欢迎中国，菲律宾在1992年赶走了美国，收回美国长期租用的苏比克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印尼苏哈托政权在东帝汶问题上同美国发生争议，美国停止同印尼的军事关系；马来西亚推动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动因就是对抗美国；越南当时还在美军轰炸的废墟上刚开始重建，美越关系处于冰点。当时，在李光耀的极力推动下，中国加入了APEC，在马来西亚邀请下，中国进入东盟对话伙伴行列，中国同东盟所有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然而，现在似乎时过境迁，李光耀在2009年极力鼓励美国重返东南亚以平衡中国崛起，东盟大部分国家也对美国重返总体上表示欢迎，推行有倾向的大国平衡战略。然而，美国的重返并没有把东盟视作是区域架构建设中的核心，仅是支点而已，东盟则坚持其核心地位不变，发表领导人声明予以强调。东南亚国家表现出的骑墙作为、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使得区域架构短期内变动难定。
其四，高科技发展及其新技术产品的持续涌现，为亚太区域架构变动提供了原动力。技术作为文化要素是当代地缘政治空间竞争和变化的强大推动力。20世纪初以来，地缘安全领域经历了工业化时代、核子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在信息技术时代，国家在网络竞争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占领地缘政治空间制高点的重要指标[⑩]。信息流可以自由进出国家边界、上达太空深及海底，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维护或争夺地缘霸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精准无误地击落太空卫星，中国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对接，中国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现“神舟翱翔太空，蛟龙深潜海底”的壮观景象，使中国在太空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美国的霸权地位。鉴此，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隐性武器，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维护和反对地缘霸权的基本手段，成为地缘政治和安全空间移动、并合或分散的推手。新技术赶超和竞争已经无庸置疑地成为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力。 区域架构的变动导致亚太地缘环境动荡，区域架构变动促使守成大国同亚洲崛起的新兴大国形成新型的博弈和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决意要在亚太区域架构改组中推行其规范和行为准则，与中国和东盟存在认知上的差距，同“东盟中心地位”难以妥协。概念、规范和认知上能否包容互鉴，对建立有利于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区域发展伙伴关系、稳定亚太经济和安全架构产生重大影响。亚太地缘环境变化前景充满挑战和风险。亚太区域经济架构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结构、东盟共同体建设，以及中国的亚太战略，都将受到影响或冲击。
一是美国的亚太区域架构遭遇挑战。美国正遭遇来自经济和安全两个方向的挑战。在经济层面，美国主导的旧式地缘经济结构现在几乎是情随事迁面目全非，亚太区域经济架构处于改弦更张之际，出现了10 1、10 3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等各种机制相互叠加的崭新局面。经济架构面临的挑战来自三个领域：（1）东盟共同体。东盟的合作起源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排斥外力干预，隐含着自身发展过程中寻求平衡外力的意图。东盟现在通过构建共同体，旨在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不利于美国和其他域外力量的过渡介入。计划于2015年底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不得撼动，这对美国区域经济架构战略是一个直接的挑战。（2）东亚共同体。东盟和中日韩2002年倡导东亚共同体，目的就是不能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架构，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合作机制。东北亚三国领导人在东盟区域主义取得进展之际，于2008年首次在10 3框架外举行会议，东北亚三方合作迈入新阶段。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提出了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中日韩和东盟十国现在正在协商，于2020年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无疑也会挑起东亚一体化同美式架构的摩擦与矛盾。（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随着RCEP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亚太地区崛起了一个同TPP并行的新机制，两者在形式和涵盖区域上基本相同，尽管各自在实施理念、执行方式和“区别对待”等等做法上有所区别。两者同时兴起于新世纪新时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安全层面，亚洲新崛起的安全合作机构导致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亚太安全雁形结构变形。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上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让当今世界所有强国——中美俄欧盟都参加了进来，参与到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编织进程之中，其意义已经超出区域架构的范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设中的东盟安全共同体，在规范和原则上违背美国的联盟方式。东盟安全共同体基于综合安全观，通过合作安全谋求地区稳定，而美国在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寻求的安全合作架构，则基于传统的双边同盟架构，近期又通过原来的双边同盟逐渐扩大为三边联盟如“美日澳三边”及新型伙伴合作结构[11]。从内涵上看，东盟的安全共同体同美国的安全观和安全合作意图存在本质性差异。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安全局势面前，美国现在也不得不参加亚太安全多边合作架构活动，这一事实至少表明，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不仅无法主导地区安全架构，而且再也不能成为区域安全的担保人。
面对挑战，美国在经济架构重组中的战略选择是，它把参加TPP作为“介入”亚太、抗衡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途径。在亚太安全架构改革中，美国着眼于三个方面: 一是夯实双边同盟机制，特别是美日同盟体系，酝酿构建美日亚太海权同盟；二是扩大三边同盟机制，在既有的双边同盟体系基础上，美国已经同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了三边同盟机制，美日韩已经形成准三边军事同盟; 三是构建印（度洋）太（平洋）海洋联盟体系，确保印太海洋通道始终畅通。
二是东盟共同体建设面临挑战。2007年《东盟宪章》的规定，东盟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地区机制。根据东盟共同体蓝图文件，东盟共同体计划于2015年建成。但是，2012年第21届东盟峰会决定，东盟共同体建成时间推迟至2015年底，实际推迟一年完成，表明东盟原定目标面临困难。这些挑战首先来自美国。冷战结束以来，地区架构演变中出现的“东盟中心地位”概念一度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驱动力”，阻止了域外力量的过渡介入，影响了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和新伙伴体系建设。但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实施的转身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正在打击“东盟中心地位”概念，东盟共同体前景面临挑战。其次来自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东盟首脑会议框架下移出，协商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使东盟预感到中日韩对“东盟中心地位”可能带来威胁。最后则来自“东盟恐华”心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中国驱逐舰官兵在曾母暗沙前沿宣誓实现“强军梦”，震撼东南亚国家[12]。“东盟恐华”心理随之上升。
东盟的应对之策在于加快建设东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基于三个支柱，即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最近两年，东盟又试图通过协调和统合方式，将三大支柱统合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使之不仅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共同体，而且是国际社会中的东盟共同体。为此，东盟不断强调要在亚太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最近的东盟峰会甚至提出了“促进东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核心作用”的呼声[13]。尽管东盟共同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之中，但是它也受到协商一致东盟方式的制约。同时还应看到，东盟地区经济差异性较大。发展不平衡制约东盟经济共同体顺利推进。东盟现在推出“公平发展东盟框架协定”，实施包容性增长，试图加快减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共同体建设。
三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亚洲多边合作机制重塑时期，中国面临多方面挑战。第一，可能来自东盟的挑战。东盟要确保区域架构变动时期“东盟中心地位”持续稳定，要在南海问题上 “抱团对我”，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国际上一些学者已经觉察到中国当前面临的尴尬处境[14]，推测认为，中国在积极参与、推动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同东盟进一步合作问题上，将出现一段迟疑不决的时期。中国倘若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的多边主义政策、不能与东盟多边主义妥善协调，可能会对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波及中国在亚太区域架构建设中的作用。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和东盟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未来谈判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之后，需妥善处理南沙岛屿和海域争端问题，以消除东盟疑虑和恐惧心理。
第二，来自美式多边主义挑战。如前所述，美式多边主义本质上就是美国利益之上，表面上的多边主义或双边主义，本质上的单边主义。美国是一条老练且狡猾的变色龙，变化多端，说变就变，如何应对美式多边主义多变之悬，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中国倘若不能与美式多边主义周旋与协调，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就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来自中国自身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仅要求具有习惯性思维，还应有逆向性战略思考，对于一个正在向世界强国方向发展的大国，停留于既有的规范和原则范围，难以在构建区域秩序中发挥作用，也不易为周边国家所理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必须在亚太区域架构建设中，有破旧立新的战略思维，成为地区制度规范、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规范规则的顺应者、接收者。
综上所述，在区域架构变动时期，本地区已成为经济和安全问题和热点集中的地区，纷争和摩擦不断。地区内各国需要从大局出发，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构建开放、透明、平等的亚太区域架构。

文献来源：《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