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对中东甚至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伊斯兰国”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经营和精心谋划的结果。“伊斯兰国”借助中东变局带来的动荡局势，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实现了从弱到强的转变。本文从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两个方面分析了“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首先，“伊斯兰国”通过招募成员和筹措资金获取了大量资源，大幅提升其实力。其次，“伊斯兰国”确立了严格的组织结构，制定了明确的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进一步提高了其作战能力。尽管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势头，但未能彻底摧毁其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能力。

近年来，中东恐怖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活动能力日渐增强，中东恐怖主义呈现强劲反弹的趋势。[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或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下称“伊斯兰国”），它已崛起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②] 不过，直到2014年6月10日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府、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被占领后，“伊斯兰国”才为世人所知。该组织狂热地攻城掠地，其凶悍的战斗力曾一度使伊拉克安全部队溃不成军。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宣布建国。虽然中东恐怖主义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伊斯兰国”的迅速壮大使那些即使长期关注该地区的人们始料未及。“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突然崛起不仅使伊拉克局势骤然紧张，也为中东安全局势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伊斯兰国”的认识比较模糊。鉴于此，本文拟考察“伊斯兰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考察其招募成员、筹措资金的能力和制定战略战术的能力。本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方式，认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其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以往学者们在分析中东恐怖主义产生原因时，多集中于国际体系（中东地区局势、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反恐政策）和国家层面（该地区各国的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经济低迷、政治腐败、民生问题等），而较少关注恐怖主义组织自身的发展。结构层次的分析虽为认识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但也容易忽视恐怖主义组织自身的能动性。21世纪以来，动荡的中东局势是“伊斯兰国”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然而“伊斯兰国”自身的能动性却使其迅速实现了崛起。因此，从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两个方面分析“伊斯兰国”崛起的原因，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认识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为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提供政策参考。
按照上述思路，文章主要考察“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成员招募、资金获取两个方面的策略；同时对“伊斯兰国”的策略选择能力，包括军事战略、管理战略以及宣传策略加以分析；最后指出国际社会应对“伊斯兰国”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一、“伊斯兰国”的产生与发展

“伊斯兰国”的发展过程贯穿21世纪初至今的十几年，其产生与发展和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2014年6月初，攻占摩苏尔标志着“伊斯兰国”的正式崛起，也标志着其作为一支独立的极端力量开始影响中东政局和全球安全。自1999年出现“伊斯兰国”的雏形至今，可大体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依托“基地”组织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发展壮大阶段和发展成熟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99—2003年）
“伊斯兰国”可追溯到1999年约旦人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创立的“团结圣战团”（Jamaat al-Tawhid wa’l-Jihad，简称“TWJ”）。[③] 该组织信奉马蒂斯（Abu Mohammed al-Maqdisi或Isam Mohammad Tahir al-Barqawi）[④] 的教义，采取暴力方式反对约旦政府和什叶派穆斯林。“团结圣战团”创立时势单力薄，为扩大影响，扎卡维回到阿富汗与“基地”组织开始接触。然而，本·拉登和扎瓦希里（Aiman al-Zawahiri）刻意与扎卡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此背景下，扎卡维在阿富汗西部创立了一所训练营，并建立了黎凡特武装（Jund al-Sham）。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扎卡维迫于压力离开阿富汗前往伊拉克，要求加入“基地”组织。在美国入侵阿富汗但尚未入侵伊拉克期间（2001—2003年），扎卡维籍籍无名，为招募“圣战者”和为“团结圣战团”寻找落脚点而游走于伊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逊尼派三角地带。[⑤]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扎卡维将组织更名为“一神教和圣战”（Monotheism and Jamaat al-Tawhid wa’l-Jihad），以此表达对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的不满，并开始在伊拉克发动恐怖袭击。2003年8月，他组织发动了对位于巴格达的约旦大使馆、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机构总部、纳杰夫（Najaf）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和一个重要的什叶派圣地的袭击活动。[⑥] 整体而言，从1999年至2003年，“伊斯兰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力量十分有限。其主要活动区域从约旦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目标已由推翻约旦政府转变为反对美国。在这一阶段，扎卡维试图借助“基地”组织的力量实现“伊斯兰国”的发展，但由于本·拉登的猜忌，“伊斯兰国”并未成为“基地”组织的正式分支。
（二）依附“基地”组织发展阶段（2004—2006年）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的2004年10月，经过与“基地”组织近八个月的谈判后，扎卡维将“团结圣战团”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简称“AQI”），宣布效忠“基地”组织。这标志着“伊斯兰国”进入了依附“基地”组织发展的阶段。AQI的成员大多是激进的伊拉克人，他们的目标是和“基地”组织一起将美军赶出伊拉克。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AQI的成员为1 000多人，远低于美国军方估计的2万—3万人。[⑦] 尽管成员数量较少，但AQI在这一时期活动频繁。据统计，仅在2007年上半年，AQI发动的袭击事件就占伊拉克境内袭击事件总数的15%。其中，2007年3月AQI制造的伊北部泰勒阿费尔镇卡车炸弹袭击事件共造成150多人死亡，成为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袭击事件。[⑧]
AQI之所以能实现与“基地”组织的联合，除了共同目标一致外，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对于AQI而言，如何募集更多的资源以维持组织的运作成为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扎卡维认为，与“基地”组织联合，有助于AQI招募到更多的人员并募集到更多的资金。第二，对“基地”组织而言，本·拉登迫于美国的军事压力，希望在躲避美国打击的同时继续领导伊拉克圣战运动以保持其影响力，也试图将“基地”组织打造成伊拉克最活跃的圣战阵线。在此背景下，“基地”组织同意了AQI的加入。由此可见，AQI和“基地”组织的联合是形势使然，两者均认为与对方联合对自己有利，且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壮大自己。不过，这种权宜关系维系了不到两年就开始出现裂痕。导致分歧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地”组织并不认同AQI的行动策略。为了尽快扩大影响，AQI经常针对行动目标实施残忍的斩首行为并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什叶派宗教目标、什叶派平民等。尽管这使扎卡维“声名鹊起”，甚至许多外国人也受其“感召”加入AQI；[⑨] 但是AQI的行动策略导致“基地”组织对其排斥。2005年，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认为AQI不加区别地袭击穆斯林将削弱“基地”组织的支持基础；同年7月，“基地”组织对AQI的担忧加深，并明确质疑扎卡维的战略。在扎卡维不顾“基地”组织的屡次劝告继续袭击什叶派文化遗址后，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开始破裂。[⑩] 但是，这并未导致双方之间彻底决裂，它们的关系一直维系到2013年年底。
（三）“伊斯兰国”缓慢发展时期（2006—2010年）
从2006年至2011年，在叙利亚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并引发内战之前，AQI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处于被压制状态。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的打击、什叶派的反击、逊尼派伊拉克人的支持减弱和“基地”组织的猜疑等。因此，在此阶段，“伊斯兰国”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为了摆脱被压制的状态，该组织对其武装力量、领导结构和组织目标进行了部分调整。2005年年初，扎卡维将几个团体合并，组建了“圣战军舒拉理事会”（Mujahedeen Shura Council）。2006年1月，扎卡维又将其他几个伊拉克叛乱派系和AQI合并，建立了“协商委员会”（MajlisShura al-Mujahedin，简称“MSM”）；2006年6月，扎卡维在美军的空袭中被炸死后，MSM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 Baghdadi）为该组织新的领导者，并选举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马斯里于2006年10月15日将MSM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简称“ISI”），其中将“圣战军舒拉理事会”纳入其中。ISI在反对美国的基础上，将其斗争目标扩展至推翻中东地区亲美的“傀儡政权”，并致力于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地域范围内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11] 此时的ISI虽然依旧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但ISI的领土野心日益引起后者的担忧。[12] 2006年下半年，随着大多数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接受马利基政府和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他们提供的承诺和保护，ISI逐渐失去了逊尼派伊拉克人的支持。实际上，伊拉克逊尼派并不想成为“伊斯兰国”的一部分，他们仅将ISI视为一支平衡政府的力量。[13] 虽然ISI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整，但并未走出低迷状态。不仅如此，在2010年4月马斯里与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死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中东恐怖主义力量均处于低迷状态。从这一时期开始，知名的恐怖分子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被选为ISI新的领导者，他试图通过发动残酷的汽车炸弹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极端方式重振ISI。
（四）“伊斯兰国”发展壮大阶段（2011—2013年）
2011年叙利亚乱局为ISI搭建了施展拳脚的舞台。通过参与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逐渐摆脱了低迷状态，不断发展壮大。不过，ISI在叙利亚内战初期持观望态度，它将叙利亚内战视为对其以伊拉克为中心的关注焦点的分散，为此甚至阻止其成员参与叙内战。但随着叙内战愈演愈烈并变得更为暴力，ISI最终同意其九名成员在阿卜·默罕默德·戈拉尼（Abu Mohammed al-Golani）的领导下赴叙利亚北部参加叙内战以推翻巴沙尔政权，并希望在叙利亚实行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戈拉尼获得扎瓦希里的支持，包括从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抽调人员帮助。这样，戈拉尼到处招兵买马，很快建立了有效的作战力量。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战斗人员，其声势掩盖了巴格达迪在伊拉克的活动，削弱了其地区影响力。为此，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在重新评估其地区影响力的基础上，于2013年4月宣布戈拉尼是其下属，并要求戈拉尼领导的“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 li Ahl al-Sham或the Support Front for the People of the Levant）与ISI合并。然而，戈拉尼拒绝承认“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是ISI的分支，它只是“基地”组织的分支。这一龃龉持续了数月。最后，扎瓦希里拒绝了ISI与“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的合并，并要求巴格达迪将其活动局限在伊拉克境内，同时委任戈拉尼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代理人。2013年底，在叙境内活跃的多个极端组织合并为“圣战军”（Mujahedeen Army），它们要求ISI放弃叙利亚的领土并离开叙利亚，[14] 2014年2月，扎瓦希里公开表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没有任何联系，这标志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彻底破裂。
（五）“伊斯兰国”的发展成熟阶段（2014年至今）
ISI在叙利亚的长期经营使其实力大增，为其恢复和扩大在伊拉克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参加叙内战期间，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于2013年将ISI更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伊斯兰国”。参加叙内战不久，ISI便成为叙利亚反对派中的一支主导性力量。[15] 然而，在“圣战军”的压力下，“伊斯兰国”不得不退出叙内战，并把立足点转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后来又深入伊拉克北部。自此之后，“伊斯兰国”开始在伊拉克大肆活动。通过攻城掠地，“伊斯兰国”极大地扩展了其影响。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2014年7月4日在摩苏尔的大清真寺，巴格达迪作为哈里发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他表示其是遵循了伊斯兰学者的要求而接受哈里发这一头衔。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以及攻占摩苏尔，为“伊斯兰国”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招募高潮，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8月8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9月11日，奥巴马又宣布组建军事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自2014年9月以来，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中东多个国家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共同打击下，“伊斯兰国”的发展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到2015年年初，“伊斯兰国”已初具国家架构，在其实际控制的省份按国家的方式实行管理。这表明“伊斯兰国”已经步入成熟发展阶段。
“伊斯兰国”从创立至今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依托“基地”组织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发展壮大阶段和发展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表明，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为“伊斯兰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从与“基地”组织的联合中得到了一定支持（包括物资、人员和影响力），然后又通过参加叙利亚内战得到了人员上的扩充，并使其初步具备了组织、军事、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在撤回伊拉克，与伊拉克安全部队对抗的过程中，“伊斯兰国”已发展为一个具有极强进攻能力的极端主义组织。由于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的持续，国际社会与观察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动向。下文将从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的视角，剖析“伊斯兰国”能够实现迅速崛起的原因。

二、“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其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崛起，首先需要具备人、财、物等资源。资源是进行社会冲突的必要准备，就此而言，资源的集合体是理解“伊斯兰国”崛起的关键。[16] 具体而言，“伊斯兰国”在成员招募、资金筹措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确保资源的持续供给，同时实现组织的强劲发展。[17]
第一，成员招募。就成员结构而言，“伊斯兰国”并不是一个本土的恐怖主义组织。其战斗人员主要由国内战斗人员和国外（除伊、叙两国）战斗人员构成。其中“伊斯兰国”的国内战斗人员是其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原“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同时也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员的数量大约为3 000人。[18] 不过，“伊斯兰国”的国外战斗人员数量远远高于其国内战斗人员。到2014年底，“伊斯兰国”吸引了80多个国家的外国武装人员为其效力，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有的来自西亚、北非各国，有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外国战斗人员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中的主导力量。关于“伊斯兰国”国外战斗人员的构成，各方统计结果不太一致。美国民间信息机构“搜帆组织”（Soufan Group）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已进入叙利亚并有可能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国家参战者大约是3 000人，其中法国700人、英国400人、德国270人、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各250人，美国至少有70人。[19] 而美国中情局2014年9月的统计显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能召集的人员在2万—3.1万人之间，超过1.5万外国战斗人员已抵达叙利亚，其中有2 000多名来自西方国家。[20]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ICSR）对参与“伊斯兰国”的外国战斗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后，于2015年1月26日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战斗人员总数为20 730人，这是自1945年以来极端组织在伊斯兰国家动员的最大规模的人员。其中西欧国家的战斗人员增至4 000人，与2013年12月的统计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21] 就外国战斗人员地区分布而言，首先是中东地区，它是“伊斯兰国”外国战斗人员最大来源地，总人数达1.1万人。他们或从陆路经埃及抵达约旦和巴勒斯坦，或通过水路从地中海偷渡到达巴勒斯坦，最后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其次是欧洲，大约有4 000人。他们通过东南欧国家进入土耳其，然后从土、叙边界进入叙利亚。再次是中亚，中亚五国均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参加，总人数为1 400名左右。他们通过伊朗和阿富汗两国前往伊、叙两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中国参加“伊斯兰国”的人员数量也较多。此外，爱尔兰、瑞士、阿富汗、巴林、科索沃、科威特、马其顿、新西兰、卡塔尔、塞尔维亚、索马里、乌克兰、阿联酋等国也均有人员参加“伊斯兰国”，其中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员数量在100人以下。不过，据伦敦大学的评估，5%—10%（约1 000—2 000人）的外籍战斗人员已经死亡；10%—30%（2 000—6 000人）的人员已离开冲突地区，一部分已经返回各自的国家，还有部分人员暂时逗留在一些中转国。[22] 据此可以推测，目前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的实际数量大约为1.2万—1.7万人。可见，如果这些外国战斗人员继续效忠“伊斯兰国”，那么在未来数年内，“伊斯兰国”无疑依然是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力量。
如此庞大的战斗人员数量反映了“伊斯兰国”高超的动员能力，其招募成员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招募本国战斗人员而言，“伊斯兰国”发现，在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相对于其他宗教派别的信徒更容易被吸纳进该组织。因为逊尼派穆斯林不满马利基政府的政策，将其视为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压制。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初期反对加入“伊斯兰国”，不过，由于马利基政府压制逊尼派穆斯林的政策一直在持续，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国”是可信任的，这些因素相结合共同驱使越来越多的逊尼派穆斯林参与或支持“伊斯兰国”。此外，劫狱也是“伊斯兰国”招募成员的一种方式。2013年7月21日，“伊斯兰国”同时袭击了巴格达以西和以北的两所监狱，释放了包括“基地”组织成员在内的500多名囚犯；2014年6月11日，“伊斯兰国”攻占提克里特市后也释放了数百名囚犯。这些囚犯或被迫或自愿为“伊斯兰国”作战。
“伊斯兰国”综合运用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招募外国战斗人员。一方面，“伊斯兰国”非常善于利用英文社交媒体发布各种宣传材料招聘成员，配备专门的“网络营销”专家。部分欧美人就是通过在线社交网站加入“伊斯兰国”的。占领摩苏尔之后，“伊斯兰国”在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上传视频、发布声明，大力宣扬“伊斯兰国”如何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哈里发国家的目标。广泛的宣扬让“伊斯兰国”“声名远扬”，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成员。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各地设立秘密组织网络，召集并引导外国人员前往伊、叙两国。例如在东南亚，“伊斯兰国”秘密组织的成员为不少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新疆极端分子提供伪造证件，以方便甚至带领他们到达土耳其；在中亚，“伊斯兰国”逐渐活跃，不少中亚人或为了“圣战”，或为了谋生等目的加入“伊斯兰国”。不过，多数人是被“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招募小组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所引诱而加入的。在此背景下，截至2015年1月底，中亚五国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达1 400人。[23] 而且，大部分参加“伊斯兰国”的中亚人随组织活动，短期内返回中亚的意愿并不强烈。[24]
第二，资金筹措。“伊斯兰国”需要庞大的经费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按照资金需要的轻重缓急，“伊斯兰国”能够合理安排其资金用途。首先，“伊斯兰国”必须保证战斗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弹药、后勤供应、通信设备和实战培训等所需资金。其次，为战斗人员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在其控制区内结婚的成员更是一切从优。[25] 此外，“伊斯兰国”奖励表现出色的成员、发放薪水、向阵亡成员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等。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国籍，“伊斯兰国”为3万多名战斗人员每月发放200美元到600美元不等的工资，还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房。“伊斯兰国”为其成员提供了丰厚的福利，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再次，“伊斯兰国”要为已占领城镇和乡村的民用设施和管理人员支付费用，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其控制区，“伊斯兰国”为当地民众兴建和改造整套的城乡生活设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战略意义重要的地区，为了达到有效管控这些地区的目的，“伊斯兰国”更是不惜重金投入。除此之外，“伊斯兰国”还为这些地方的管理人员支付管理费用，高级管理人员每月可得到300—2 000美元不等的收入。最后，“伊斯兰国”为能更有效地开展宣传，资助新闻媒体使用高科技为其宣传服务。尽管开销巨大，“伊斯兰国”仍被认为是目前最富有的恐怖组织。据来自“伊斯兰国”成员住所的一份文档显示，占领摩苏尔之前，“伊斯兰国”拥有大约8.7亿美元的现金和资产。占领摩苏尔后，“伊斯兰国”袭击了摩苏尔的伊拉克中央银行，获得了4亿美元的资金。[26] 据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约有20亿美元的资产。
“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分为外部支援和内部筹措。过去“伊斯兰国”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政府的支援。伊朗政府也曾通过秘密渠道为AQI提供资金以反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不过，近年来，“伊斯兰国”外部资金的来源已经由上述各国政府逐渐转移到海湾国家的个人和慈善组织。“天课”（Zakat）是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方式，主要扶助对象是贫困的穆斯林群体。然而，出于对“伊斯兰国”的认同与同情，他们将部分捐款用于资助“伊斯兰国”。尽管慈善组织受到当地和国际社会的严格监控，但他们组织隐蔽的人员网络，以支持“圣战”的名义向富人索要捐款。另据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消息，“伊斯兰国”主动利用海湾国家相对开放的银行系统为其转移资金。当存入这些银行的资金被“伊斯兰国”提走时，银行的监控系统并不会向银行发出警报。“伊斯兰国”正是利用海湾国家银行的系统漏洞，并在这些银行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结算业务之际，采取迂回方式取走资金。[27]
尽管如此，“伊斯兰国”的大部分资金仍主要通过内部筹措获得，[28] 包括石油收入、犯罪收入和强征强收。首先，石油收入是“伊斯兰国”最主要的收入方式。“伊斯兰国”控制了许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重要油田，包括60%的叙利亚石油，这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石油财富。[29] 据估计，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占领区的石油产出为每天3万—8万桶，如果以每桶20—50美元的价格出售，“伊斯兰国”每天可获得200万—400万美元的收入。其次，“伊斯兰国”还通过走私、勒索、倒卖文物、绑架等犯罪手段获得部分收入。随着全球油价的下跌，“伊斯兰国”加大了对历史古迹和文物的搜刮，将其走私到文物黑市倒卖，甚至直接与国际军火走私商联系，将文物换成自行火炮、轻重机枪等。联合国报告显示，仅2014年，“伊斯兰国”就通过绑架等方式获取了4 500万美元赎金。[30] “伊斯兰国”还洗劫什叶派、基督徒、政府支持者等与“伊斯兰国”对立的个人和团体的财物。再次，强征强收。“伊斯兰国”掠夺杂货铺、工厂和牧场，向大型能源公司、通信公司、水利公司等收取“保护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伊斯兰国”向每个成年男子征收720美元的人头税。另据报道，每辆进入摩苏尔的大卡车必须缴纳400美元，小型货运车100或50美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通过占领主要交通干线来敲诈过往司机。[31] 最后，战利品所得。“伊斯兰国”从被控制地区的国营或私营厂矿企业、银行、博物馆等获得大量的文物珠宝以及农田作物和畜牧资源。[32]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发现，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相比，“伊斯兰国”突出的特点是成员较多，资金充裕。这表明“伊斯兰国”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这是“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伊斯兰国”在人员招募和资金筹措方面均有诸多不足之处。在人员招募上，以外国战斗人员为主体的人员构成潜藏着一定风险。各国普遍担心“伊斯兰国”回流人员会对本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也加大了对参加“伊斯兰国”的本国人员的监控和拦截。进入伊、叙两国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石油生产设备需要常规的技术维护，且易成为军事联盟的空袭目标。在军事联盟打击和全球油价下跌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石油收入已经大幅减少。[33]

三、“伊斯兰国”的策略选择能力

“伊斯兰国”不仅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且拥有一定的策略选择能力。它将宗教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旨在建立单一的伊斯兰国家。[34] 为此，“伊斯兰国”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军事征服控制一定面积的领土；第二步通过建立“国家”进一步扩大影响。在此战略之下，“伊斯兰国”还制定了包括宣传策略在内的许多具体策略。目前，“伊斯兰国”在军事征服、管理“国家”、扩大宣传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
在军事征服方面，“伊斯兰国”将其控制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视为未来“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这些领土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所得，扩张逐渐变成“伊斯兰国”最重要的原则、目标和战略。[35] 因此，“伊斯兰国”将“持续和扩大”（lasting and expanding）作为其进行军事征服的动员口号。从2014年起，“伊斯兰国”在军事“扩张战略”的指引下坚持“开疆辟土”。2014年1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安巴尔省（Al-Anbar）拉马迪（Ramadi）、费卢杰（Fallujah）、卡尔马（Karma）；6月10日，攻占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府摩苏尔；6月11日，攻陷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6月21日，攻占伊拉克边境小镇加伊姆（Qaim）；到2014年7月，“伊斯兰国”完全控制了叙利亚的拉卡（Raqqa）和阿勒波（Aleppo），并直接管控这些省的司法、教育、救助、宗教和基础设施。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哈塞克省（al-Hasaka）、霍姆斯省（Homs）和代尔祖尔省（Deir ez-Zour）。[36] 8月24日，“伊斯兰国”攻占叙利亚拉卡省的塔布卡空军基地，彻底控制了拉卡省；2014年10月以来，“伊斯兰国”不遗余力地抢占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伊斯兰国”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特别是其仅以800多人就攻占了摩苏尔，足以证明其高效的军事能力。
“伊斯兰国”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原因在于其熟练运用战略战术。从进攻的方向来看，“伊斯兰国”先深入伊拉克中部，占领了巴格达北部的几个城市，然后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北上攻占摩苏尔。此后，着手攻占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部分区域，随后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北推进，跨过叙利亚，最后占领拉卡，并“定都”拉卡。从其控制领土的地理范围来看，“伊斯兰国”实际控制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区及两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不过尚未完全控制整个两河流域。整体而言，“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呈条带状，因此《纽约时报》2014年8月20日称，“伊斯兰国”看起来更像一条条道路网络。[37] 从进攻的策略来看，“伊斯兰国”在具体操作中会灵活选择和运用恐怖主义、叛乱、袭击、斩首、集体处决、种族清洗等军事策略。一般情况下，“伊斯兰国”首先通过恐怖手段“软化”其目标。其次，向目标地的居民和防卫力量重点渗透，以在进攻之前控制一部分地区。最后，尽可能争取当地部落武装的支持并对其余部分发动进攻。[38] 尽管“伊斯兰国”扬言要在五年之内占领西亚、北非、中非和中国新疆等地，但其目前军事扩张的重点依然是攻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更多领土。虽然约旦和黎巴嫩国内也都有“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但“伊斯兰国”尚未打算进入这些地区。
“伊斯兰国”的管理战略集中体现为，致力于在占领地区树立完美形象以赢得民众支持。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宣称要提供一种与腐败无能的阿萨德政权不同的替代方案。在伊拉克，“伊斯兰国”利用逊尼派伊拉克人对什叶派主导的政府的不满，依靠逊尼派部落的支持，设立部落事务机构处理所占领土内的安全问题、财产纠纷、资源分配等。在所有占领的领土内，“伊斯兰国”以省为单位委任人员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对其世界观有异议的人和反对派，“伊斯兰国”则执行“零容忍”政策，并构建非正式网络和安全机构以确保其权威不受任何挑战。[39] 然而，“伊斯兰国”扰乱正常生活秩序、强推着装和行为规范、粗暴惩罚犯罪等行为，使人们更多出于恐惧而非自愿选择服从。
拉卡是“伊斯兰国”“首都”，其治理状况最能反映“伊斯兰国”的“治国策”。“伊斯兰国”在拉卡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治理系统，涵盖宗教、教育、司法、安全、慈善、基础设施项目等各个领域。“伊斯兰国”一般将治理系统分为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安全、宗教政策的宣传和执行，法院和惩罚，教育计划、公共关系和部落事务。服务系统负责卫生、人道主义援助，食物供给、道路清洁、水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伊斯兰国”对其领土的治理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建立宣传中心和初级法院，在军事上巩固之后，“伊斯兰国”一般会制定宗教政策、严格的惩罚制度和教育体制，配备专职人员并投入一定的资金。当“伊斯兰国”完全控制领土时，通常会扩大提供服务的范围，扩展至修复下水道、水管和电路等。“伊斯兰国”也尝试接管诸如阿勒波省的大坝和火力发电厂等较大的工业设施。此外，“伊斯兰国”还出版英文杂志Dabiq，宣传其在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和政治生活方面取得的成就。总之，“伊斯兰国”自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管理者。[40]
此外，“伊斯兰国”也高度重视宣传战略，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其他极端组织相比，“伊斯兰国”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早在2012年，“伊斯兰国”就在推特上开设了自己的账户——“喜讯的黎明”（The Dawn of Glad Tidings），用阿拉伯语在该平台上宣传和发布相关信息。当用户申请成为“喜讯的黎明”的好友时，就默许“伊斯兰国”向自己的账户发布推特信息。这使“伊斯兰国”的推特账户好友多达数百甚至数千个，为“伊斯兰国”营造了一种受欢迎的氛围。此外，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hatsApp等在内的多个社交网站都有“伊斯兰国”的存在。这些活动都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需要“伊斯兰国”具备较强的舆论塑造能力。为此，“伊斯兰国”任命了一名负责媒体宣传的专职人员——阿布·埃米尔·沙米（Abu Amr al-Shami），他控制着一支由作家、博客主和社交媒体监督者组成的信息工作队伍。他们一方面雇用市场营销、公关和视频制作领域的专家以确保上传信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教授人们避开政府网络审查的方法。[41] 经过在诸多社交网站的长期经营，“伊斯兰国”最终建立了广泛、有效的网络宣传平台，进一步提高了组织的宣传能力。
“伊斯兰国”的社交网络直接为其军事目标和资源获取服务，其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树立“伊斯兰国”值得信赖的信念。“伊斯兰国”每次在叙利亚占领村庄后，都会利用社交网络宣传和鼓吹其胜利，以展现“伊斯兰国”的强大力量。二是招募成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占领摩苏尔之后，“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介发布了大量视频、声明，大力宣扬“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不少人在其煽动下加入了“伊斯兰国”。[42] 三是塑造自我形象。“伊斯兰国”社交专家的手段非常高明。他们既能利用网络技术获取推特用户的电子邮箱向他们发送宣传资料，也善于利用温情攻势，在社交平台上努力营造人畜无害的形象，比如发布“圣战”士兵与小动物的温馨合影，消除潜在支持者的抗拒感。[43] 此外，“伊斯兰国”还上传血腥的视频传播恐怖情绪。2014年9月2日，“伊斯兰国”公布了杀死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视频；10月3日，发布了斩首英国人阿兰·亨宁的视频；11月16日又上传了处死美国人彼得·爱德华·卡西格和斩首15名叙利亚军事人员的视频。此举意在使叙利亚和伊拉克本地居民及武装人员产生恐怖心理，迫使他们放弃抵抗。此外，也向西方国家传递其抵抗到底的决心。
不论是军事战略、管理战略还是宣传策略，“伊斯兰国”都通过其高度集权化的、具有严格等级制的组织制定和实施（见图1）。[44] “伊斯兰国”的组织结构可分为四个层级。最高领导层是哈里发，由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担任。他宣称，哈里发是“伊斯兰国”和世界上所有萨拉菲主义者的哈里发。第二领导层是巴格达迪的地区代理人，包括伊拉克头目法迪勒·艾哈迈德·阿卜杜拉·海亚里（Fadil Ahmad Abdallah al-Hayyali）（“伊斯兰国”二号人物）和叙利亚头目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两人都是前伊拉克复兴党的成员。这两个领导层是“伊斯兰国”的决策层，巴格达迪和他的两名高级顾问制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决定何时何地发起行动。第三领导层由舒拉议会（The Shura Council）和沙里亚委员会（The Sharia Council）构成。舒拉议会以阿梅利（Abu Arkan al-Ameri）为首，有9—11名成员，其主要任务是将决策层的命令传达至具体的指挥官，以确保任务的完成。沙里亚委员会由巴格达迪亲自监管，是“伊斯兰国”最有权力的机构，其职责是在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协助下选举哈里发、执行伊斯兰教法、制定宗教政策和奖罚措施、监督意识形态等。“伊斯兰国”特别重视伊斯兰法学者，因为后者可以赋予其合法性。在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之下又分为6个具体的事务委员会，包括负责巴格达迪的人身安全和挫败任何反对巴格达迪企图的安全与情报委员会，负责发动战役夺取领土和保卫已占领土的军事委员会、负责监管“伊斯兰国”各省民众的地方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及媒体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媒体委员会还负责共同照顾战斗人员及其家属。



总之，“伊斯兰国”在严密的领导体制下制定了明确的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在这些战略、策略的指导下，“伊斯兰国”一方面通过军事征服不断获取领土；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国家”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军事策略过于残忍血腥，对其形象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管理战略虽然严密，但事实上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反叛。凡是参加“伊斯兰国”的外国人员，必须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一旦被发现试图离开，他们就会被“伊斯兰国”视为叛徒，遭到监禁、拷打甚至面临斩首的威胁。“伊斯兰国”处决的外逃人员达数百人，而且“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成立一支“宪兵队”，专门搜捕试图返回或逃跑的外国武装人员。[45] 宣传策略欺骗性强且教义吸引力不强，部分外国战斗人员一度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所诱导。但参加“伊斯兰国”后，这些战斗人员往往发现自己面对的现实与其参加的初衷存在较大反差，因此试图逃离伊、叙两国。

余论：国际社会应对措施的不足

本文梳理了“伊斯兰国”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重点考察了“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笔者认为，中东地区长期的动荡局势是“伊斯兰国”产生的重要结构性原因，而“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伊斯兰国”崛起后，对中东政局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与影响，也促使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的活跃期。[46]
为了遏制与消灭“伊斯兰国”，从2014年9月起，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开始联合打击“伊斯兰国”。尽管美国早已意识到切断“伊斯兰国”资金链与阻止外国战斗人员的参加至关重要，[47] 但是在行动初期，以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伊斯兰国”资源动员能力的削弱。不过，西方各国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特别是进入2015年后，西方国家将应对“伊斯兰国”的策略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并举。为此，西方国家将空袭的重点放在“伊斯兰国”的石油设施上，同时加强对“伊斯兰国”金融交易的监管，取缔其非法资金流动，并清查与“伊斯兰国”有牵扯的国际金融往来等。此外，各国均加强了对出入境人员的监控，以切断本国人员参加“伊斯兰国”的通道。2014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各国采取措施以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造成的威胁。在此号召下，各国均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国”迅猛的发展势头，但仍未能彻底摧毁其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伊斯兰国”的资金筹措渠道隐蔽化。石油收入不再是“伊斯兰国”的主要收入来源。[48] 这是因为军事打击摧毁了“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的石油生产设施，且全球石油价格下跌也使黑市油价下降。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国”将筹措资金的渠道转移至灰色收入、现金交易和非常规银行体系。其资金来源更加多元，仅凭借传统的金融手段无法渗透到该系统中。[49] 第二，如前文所述的几项评估显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数量事实上呈上升态势，且尚未找到有效手段阻止外国战斗人员参加“伊斯兰国”。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对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仍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为了招募更多的成员，“伊斯兰国”放宽了成员招募程序，加强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员招募，并在两国建立了46处训练营。[50] 第三，尽管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和安全部队近日解放了北部尼尼微省多个村庄，并已推进至距摩苏尔市中心不足20公里的地区，但“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及伊、叙两国大面积的土地。即使已解放了一些地方，但另一些地方又落入“伊斯兰国”之手。第四，在持续的战斗中，“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与管理战略均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伊斯兰国”并没有被反恐联盟的空袭吓退，反而采取了诸多风险规避措施，因而快速地适应了新形势。例如尽可能避免其武装人员大规模集结在一起，遭遇进攻时让车队分散而行，且面临空袭时能够快速分散战斗人员躲避战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国”对其控制区的管理越来越细化，它的管理已深入控制区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水电管道、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护等。因此，将“伊斯兰国”彻底赶出伊叙两国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鉴于此，除了继续军事打击外，西方国家应着力继续削弱“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尤其是资源动员能力，因为资源是“伊斯兰国”实施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各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力度，禁止一切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国际金融业务；加强情报收集，发动伊、叙两国群众的力量，鼓励他们举报“伊斯兰国”的非法交易活动；在“伊斯兰国”非法交易活动频繁的地区，广泛部署快速反应人员，及时挫败其交易活动。另一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在伊、叙两国设立国际秘密调查小组等，以跟踪、监控在外战斗人员的一切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各国政府不仅要允许安全机构在潜在战斗人员外出之前切断其出境计划，而且要组织多重拦截防线。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边境和各国人员前往（或返回）伊叙两国的重要通道上，布置专门的国际监控和拦截机构。此外，政府也应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引渡在外人员回国，以瓦解“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今后如不能彻底摧毁“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那么“伊斯兰国”无疑将依然是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力量。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