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问题是亚洲安全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但美国的战略困境并未得到解决，而阿富汗在欧亚大陆的中枢位置则显示了该国的安全问题必定有巨大溢出效应。亚信机制是目前亚洲最具广泛性的安全论坛，或可在其框架内设置亚洲安全理事会，以支持和维护阿富汗安全与稳定为切入点，以中俄印等亚信主要成员为核心，共同承担起亚洲人民管理亚洲事务的重任。

亚洲安全治理是一个长期困扰各方的议题。[1]新世纪以来，美国在亚洲连续发动的两场战争给亚洲的安全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似乎从消极层面证明了亚洲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建设和管理本地区的安全问题。阿富汗问题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可用以剖析亚洲安全治理模式的可能选项，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在经过十多年的驻军和干预后终于不得不承认，西方外部势力对这个伊斯兰国家施加的治理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美国面临要么放弃而前功尽弃、要么继续保持大量驻军以防止极端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前景。显然这两种前景都是奥巴马政府难以接受的。这是美国面临的困境。[2]对亚洲各国而言，阿富汗问题是亚洲的安全挑战，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和前景将对相关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是亚洲是否有能力在阿富汗问题上推出亚洲安全治理的新模式。本文拟从这两个层面分析阿富汗问题的影响和意义，论证中国政府倡议的亚洲安全架构以及愿意参与建立的亚太安全架构是否可从这个问题入手，探讨在本地区建设新的安全机制可行性。[3]
一、美国的战略困境
美国长期来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扮演亚洲安全进程的主要角色，阿富汗是典型案例。虽然美国对阿富汗用兵起始于国际恐怖势力对美国的重大袭击，但战争一旦启动，美国却立即将目标放在更远的战略切入点上，布什政府时期先后出台的所谓“大中东计划”和“大中亚计划”便是明证。美国企图通过这类计划重塑欧亚大陆和中东的政治格局，而在美国设想的这类政治格局中，美国无疑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希望通过这种安排，达到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结果。不过美国的计划似乎太自以为是，根本没有考虑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特殊性。推行这两大计划的枢纽阿富汗则给美国的战略带来较为沉重的负面因素。
首先，美国可能已经陷入保罗·肯尼迪所分析的“大国过度扩张”陷阱。[4] 美国的国力在新世纪初达到鼎盛，这使得新保守主义思潮在防务和外交领域极度盛行。然而，小布什政府两届任期先后发动在南亚和中东的两场战争不但没有给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增加砝码，反而首先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论，接着又因战略目标不明，以及种种为发动战争而做的情报掩盖，使美国的公信力在世界范围遭到包括其盟国在内的质疑，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两场战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都已经不复存在。奥巴马在竞选时将尽快结束这两场战争作为外交主要议题，以迎合美国公众对国家陷入的困局所表达的不满和要求改变的需要，显示美国的全球战略或也进入调整期。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是否系“过度扩张”的产物，学界可能并无定论，特别是奥巴马当政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此作为结束伊阿战争后的重心转移，似乎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处于进攻态势，但这并不能掩盖经过这两场战争后美国的资源和力量都出现了大量问题，美国的国防预算亦因政府内外债台高筑而不得不进行相当规模的削减。例如经过长达数月的讨价还价，美国国会于2014年5月30日通过的国防预算为5704亿美元，[5] 尽管这仍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防务预算，但比较新世纪以来美国国防预算节节攀高，从未削减，直至2011年达到7110亿美元的惊人开支，应当说今天的削减规模是非常可观的，即使不考虑美元的实际价值下降，仅以数字比较，2014年的国防预算已退回到2006年的5710亿美元水平，而实际甚至远远不止。[6] 奥巴马政府急于削减开支拯救美国经济的态势可见一斑。
其次，因“过度扩张”而难以为继的霸权国家通常有两个战略上的选项：其一是全面收缩，放弃导致过度扩张的若干战线，将资源重新集中，以维护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利益，并将重心转向国内治理，以图恢复后重上巅峰，这种恢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占鳌头，重新取得压倒性优势，如美国在二战后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美元霸权和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40%以上，确立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另一种选项是坚持继续扩张，以维护所有已经取得的的势力范围，特别是维护既定的霸权地位，用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在“未来100年继续领导世界”，[7] 这当然也是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希望达到的目标，所谓“守成”国家的本义就是在此，但问题是美国将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从“过度扩张”开始的可能的衰落不可能通过扩张来阻止。奥巴马在上次总统选举时已经向选民承诺一旦他当选将立即着手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显然美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收缩，但在具体落实承诺时却可能出现偏差，就结束阿富汗战争而言，在经过反复犹豫斟酌后，终于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中期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答案：美国在2014年底后将继续保留9800名美军，直至2016年，在做这个宣布时，他也承认“撤兵比派兵去阿富汗更困难”。[8] 尽管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撤军计划，共和党人仍然给予了批评，认为美国这样撤退是一个巨大错误，显示美国在当前的困难时期对如何转换美国的角色并无共识。
此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阿富汗困局是什么关系呢？美国官方的解释是因果关系，即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忽视了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心的亚太地区，美国需要将战略重点转向对美国利益更为重要的地区。美国做这种战略调整的逻辑前提是美国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务，只是过去10数年美国没有把重心放在正确的地方，其隐含的逻辑是美国已经按照既定的目标处理好了伊阿问题，现在可以转换焦点了。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美国在伊阿留下了烂摊子，美国在那里的战略目标可算是失败。如果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处理或达到其在伊阿预设的目标，那么美国又有何根据可以认为其有能力处理或达到在更为复杂的亚太地区的目标呢？所以美国宣称的因果关系是很勉强的，世界格局的多重演进已经使美国的能力和目标之间出现了失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其说是美国新的进取战略，不如说是美国为其战略性收缩所做的“巧饰”，其实质究竟将如何体现，最终要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的。如果美国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军费开支被迫走削减下降的路径，这些所谓的战略恐怕会成为空谈。这里美国如何处理阿富汗难题可能有标志性意义。
二、阿富汗政局发展前景
阿富汗在美国入侵后建立的政治架构是按照美国的设想产生的，与阿富汗的现实并不相适应。阿富汗的现实是历经战乱和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多年后政治上的极端蒙昧，与美国鼓吹的民主没有什么契合点。令情况更糟的是美国发动的战争虽然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却远非是消灭了阿富汗的极端势力。无论是美国主要打击的“基地”组织还是塔利班，在被打散后都进入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并重新集结，成为反政府势力，以及在很多阿民众看来，也是反对外国占领军的力量。这是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被迫继续陷在那里进行战争的根本原因。美国认为在美国的支持和主持下，阿富汗只要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新政府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极端势力问题，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美国所谓的“大中东计划”和“大中亚计划”基本都是美国这种按照其意愿改造世界的设想，在现实面前也基本成为没有出路的幻想。
2014年的阿富汗总统选举被认为是政局发展的转折点。由于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与美国的矛盾摩擦增多，美国的撤军方案以及双方是否在美国撤军前签订双边安全合作协定，都引起很大争议，其根源则是美国早已不信任卡尔扎伊政权，而卡尔扎伊本人在连续担任两届总统后，对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也可说幻想破灭信心全无。因此双方都将此轮选举视为转折点。在美国看来，年底前撤出美军的前景主要取决于选举是否能够顺利产生一个美国信得过的政府，从而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阿富汗的重建，包括阿内部的政治和解与民族和解。这两个和解进程是否包括与塔利班谈判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亮出底线，但之前已经传出美国国务院默许在卡塔尔的多哈设立塔利班的代表处，并打算与其进行谈判。[9]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阿富汗政府反对美国越过其直接与塔利班谈判，最终美塔接触没有实现，但美国2014年后在阿富汗的目标与其当初开打战争时相比显然具有更现实的特点。而在卡尔扎伊政府看来，为了保证2014年后政局的稳定，就必须与美国保持距离，以争取阿富汗的民心，在此基础上才能谈阿国内的和解。从阿富汗的角度看，掌握局势演变的主动权，而不是让美国说了算，对2014年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选举实际进程与大部分预测相符，即没有候选人可以过半数得票胜出。这种状况在民主进程并不成熟的国家通常会导致更复杂的局面和更多的对抗，阿富汗政局随后也陷入漫长的争吵，第二轮投票结果遭到质疑，诸如此类的矛盾直到两位候选人达成妥协，由加尼当选总统，另一位候选人阿卜杜拉则以“首席行政长官”入主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内阁”。这种所谓“左右共存”格局在民主政治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属不易，因此在阿富汗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有待观察。从两位当政者的政治背景看，加尼因其过去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任职的经验，显然具备更丰富的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能力，这可能也是美国更中意他的原因之一，但阿卜杜拉过去也有着从政的经验，以及他所代表的北方联盟势力，在阿未来政局发展中同样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说，没有北方联盟合作，阿无论是政治和解还是民族和解恐怕都无从谈起。
加尼甫一宣誓就任总统，首先就与美国签订“双边安全协议”，这个拖延已久的协定对美国的阿富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明确了2014年以后美军的去留，从法律上保证了美军继续驻留的根据，尽管这种根据其实和法律没有什么关系。美国在阿富汗已经打了十多年的战争，对美国来说，法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决定到底如何处理阿富汗局势，而这却与新当选的总统采取什么立场，以及阿富汗民众是否支持国家重建进程有密切关系。根据协议，美国正式宣布2014年后将继续保留上万军队至少到2016年底，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视目前为过渡阶段，美国将保持足够的干预手段。这对阿局势究竟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美国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军队，加上其他盟国的部分军队，因此恐怕很难被认为战争或冲突结束了。例如2014年12月28日美国和北约驻阿部队在喀布尔举行仪式，宣布战争结束，但这只是履行一个仪式而已，甚至连仪式的筹办和举行因出于安全考虑而不得不“秘密进行”。[10] 事实上自美国宣布2014年底结束战争以来阿富汗局势就没有好转过，袭击冲突没有停止，而这也是美国继续保留上万军队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预测，2014年后冲突也不大可能停止。
其次，美军的继续存在将对阿内部和解产生重大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目前尚难判断，主要取决于阿政府管理和维护安全问题的能力，即阿自理能力越强，则“执行非战斗任务”的美军继续留在阿的必要性将下降，从而驻留美军在阿国内安全与稳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也将下降，这从阿政局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是积极的；反之，如阿内部继续发生激烈冲突，特别是塔利班以武力大量袭击政府设施，乃至威胁平民生命安全，使阿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则驻留美军很可能会超越“执行非战斗任务”的范畴，直至以武力干预，与塔利班势力直接发生冲突，这种影响，从阿长治久安的角度看，基本上是消极的，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2016年后继续对阿局势进行大规模干预。这是阿富汗问题的一个主要变量。
再者，阿内部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加尼总统和行政首脑阿卜杜拉之间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概率有多大，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如阿富汗，两派共治的前景通常并不被看好，如果两位领导人难以共处，则阿政局就不大可能取得积极进展；另一是阿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在阿政府已经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定后，其与塔利班的矛盾短时间可能恶化，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双方完全没有谈判的前景。由于美国与塔利班谈判的进程已经中断，因此对阿新政府来说，抓紧这个时机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可能是当务之急，如果美国决定重启谈判，则阿政府内部极有可能再次产生分歧，如2013年美国国务院一度决定与塔利班谈判时，卡尔扎伊政府对美国撇开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媾和行动深表不满，并因此导致拒绝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定。这样的戏码如在2014年以后再次发生，必将打击阿的政治进程。
最后，巴基斯坦局势始终是阿富汗政局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因素。两国间漫长而基本未加管理的边界线为本地区三股势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巴国内的极端势力在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下也非常猖獗，不断在主要城市造成影响巨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如2014年12月16日，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袭击白沙瓦的一所军队办的学校，造成大量学生伤亡，震惊世界。这种袭击的目的在于制造恐慌氛围，打击巴合法政府，破坏巴的稳定，而巴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巴政府如何处理对阿富汗的政策，包括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后者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在巴境内活动的。这种复杂的局面导致巴阿两国关系十分微妙，阿富汗政府也经常指责巴基斯坦是阻碍阿政治和解进程，甚至禁止所有巴基斯坦报纸进入阿富汗，因为这些报纸被认为“发表支持塔利班的言论”。[11] 因此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媾和将持什么立场是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互动进程结果如何亦将极大影响到巴基斯坦政府与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关系。目前由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巴国内发动广泛袭击，巴政府恐怕别无选择，只能坚决打击，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总理仍然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可谓不易，[12] 也反映出本地区各方对西方联军2014年后基本撤出阿富汗以后的形势都比较关注，希望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方面找到新的出路，巴基斯坦的角色不容忽视，同时这也给亚洲安全格局的演进提供了新的思考背景。
三、亚洲安全需要新理念
阿富汗问题是亚洲安全的一个巨大缺口。美国发动战争以来长达13年的冲突固然是一大因素，但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阿富汗就成为欧亚大陆的冲突之源，在本地区肆虐的三股势力与阿富汗局势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地区稳定难以实现。究其根源，阿富汗的地理中枢位置，以及冷战后在世界范围兴起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等都是因素。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富汗堪称欧亚大陆的心脏，其为陆地所锁看上去是这个国家的地理缺陷，但也由于这个特点，阿富汗周边的诸多国家通过阿而形成一个相连的区域，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中亚诸国，与南亚和西亚因阿富汗而共同构成广袤的战略地带，在中国、俄罗斯与印度三个大国拱卫下，形成亚洲大陆完整的安全链。一个战乱频仍极度不稳定的阿富汗因而将给亚洲带来极大的安全危害。
西方联军对阿富汗的入侵给地区安全带来的消极因素远大于积极因素，而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源自美国理念的政治制度则完全无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因此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这已经为近十多年越演越烈的冲突所证实。虽然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直接原因是国际恐怖势力对美本土的袭击，美国的战争行为也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但国际恐怖组织得以在阿富汗生根却反映了国际体系在后冷战时期面临的安全新挑战，即相对落后且战乱势力众多的国家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温床，并从那里一旦形成组织结构，将不断挑战现有的秩序，并且往往是从这些国家的周边开始发力，从而对地区安全产生压力。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究竟是什么？对此目前尚无完美的答案。例如美国在遭到袭击后使用武力，最终只是摧毁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巢穴，并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即铲除极端主义思潮和实体。这给西方联军退出阿富汗后的亚洲安全结构提出了全新的问题。
第一，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理念首先应该是“阿人治阿”。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加尼总统时强调“阿人主导，阿人所有”是阿富汗必须争取实现的前景，[13] 正是基于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一个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发展终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走什么道路。以阿富汗的现实来看，其国家重建真正所需的政治和解与民族和解是不可能在外国军队的控制甚至占领下实现的，而这个国家历史上对入侵势力的不懈抵抗也给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其治理问题提供了警示，将任何一种外部势力认为合适的模式强加于阿富汗，看来不是合理的选项，需要通过新的机制促使阿找到能够为其民众普遍接受的模式，至于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以民主还是威权为架构，外人是无法越俎代庖的。
第二，阿富汗战争的持久和惨烈显示这不仅是阿富汗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因此需要将如何处置该问题及其结果视为国际公共产品。这和上述“阿人治阿”理念并不冲突，因为阿富汗动乱的根源与国际极端主义思潮以及组织密不可分，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温床，对国际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巨大危害，包括在其境内设置极端组织的训练营地，向其他国家输出极端分子，直至发动重大恐怖袭击，因此阿富汗的治理问题就不仅仅是其内政问题，国际社会以积极的方式介入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相悖，因为一个为极端势力控制的阿富汗对他国的安全与治理构成危害，国际社会以积极方式介入阿富汗的治理亦可理解为国际层面上贯彻自卫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坦布尔进程得到国际社会成员的全力支持的原因。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治理干预的原则应该是，只要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治理构成危害，例如对邻国和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形成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就应积极干预。
第三，由上述理念，又可进而衍生出阿富汗问题是亚洲治理的重大挑战，2014年后首先是对亚洲安全的挑战。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中枢，如成为动乱之源必定对地区安全产生巨大影响，迄今，与阿富汗紧密相连的南亚地区尚无有效的安全机制，中亚地区则有以遏制三股势力为主要使命的上合组织，但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南亚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安全联系。然而欧亚大陆现有的安全讨论平台却早在冷战结束之际就已产生，那就是哈萨克斯坦于1992年倡议的“亚信”机制。[14]该机制目前仍然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安全论坛，但却有着在欧亚大陆发挥地区安全网络的潜在作用，特别是如果在现有框架下在安全机制上谋求进一步推进。2014年5月，中国在上海主办接任亚信主席国后的首脑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并呼吁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协调处理亚洲事务。这种亚洲国家管理亚洲事务的理念在观察本地区安全问题时具有重要意义。[15]具体到阿富汗安全问题，亚信机制或许提供了比较可信与可行的框架，在此框架下，或许可考虑推进欧亚大陆安全机制的推进，如设立以亚信主要成员国为核心的“亚洲安全理事会”，并将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与安全维护提上议事日程。按亚信机制目前的结构，中俄印无疑是核心国家，而这三个欧亚大陆的新兴大国本来就有合作机制，如始于2002年的三国外长会谈机制本来就没有中断过，[16]在当前形势下，亦更有理由根据各自在地区安全的利益而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成为合作的新路径。
亚洲安全理事会的提议是基于欧亚大陆需要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把亚洲大陆目前尚处分散状态的各个部分进行整合，在次地区层面上是以上合组织与南盟为主的，以此为出发点，可以观察到，亚信机制实际已经提供了现实的框架和平台，因为上述次地区组织成员也是亚信的成员，在后者的框架内通过亚洲安全理事会的进程演绎与地区安全讨论，或可促使亚信机制发展为具有较完整意义的地区国际安全机制。又由于亚信成员并不仅仅限于亚洲大陆国家，现有成员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以及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因此亚洲安全理事会也必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即使笔者认为亚洲安全理事会应以阿富汗治理为切入点，也并不妨碍其未来在地区安全维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亚洲安全理事会的宗旨应该是清楚的，即亚洲国家应该承担起治理亚洲事务的责任，而地区安全事务在亚洲的治理中有着标志性的突出意义。
四、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其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无须赘述。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亚洲地区安全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已经提到国际治理的重要议程。阿富汗是中国的紧邻，阿富汗的战乱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阿富汗的安全治理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需要亚洲各大国的协作努力，才能在目前尚不确定的局面中未雨绸缪，建立相关的机制，而在任何有可行性的欧亚大陆地区安全机制里，中国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中国自2014年起接任亚信主席国，并于2014年5月在上海主办了第四届亚信峰会，在接下来中国担任主席国的期间，有望进一步推进该机制的发展。鉴于此，在亚信机制框架内设立亚洲安全理事会的设想或可获得一定的动力，这当然需要中国发挥国际公共产品创造力的作用，而这也是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首先，中国在后2014年的阿富汗治理问题上已经迈出重要步伐。除加尼总统亲自出席的2014年10月伊斯坦布尔进程北京会议外，[17]中国与阿富汗各方也已经开始接触。2015年伊始，有报道声称塔利班官员已经访问过中国，以及加尼总统亦有意要求“中国人承担调停角色”，中国官方对此传闻则“没有明确否认”，只是强调了中国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中国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18] 当然，中国政府于2014年7月首次设立阿富汗事务特使也引起国际高度关注，中国公安部部长于2014年11月更是十分罕见地访问了阿富汗，与阿方商议反恐与执法安全合作，说明中国在阿富汗安全治理问题上是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共同纳入考量的。虽然这些进展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主导2014年后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但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母庸置疑。
其次，中国在阿富汗发挥作用很可能将更多地以多边方式进行，无论是安全维护包括培训阿富汗安全部队，或者是支持阿富汗政府主导的民族与政治和解进程，以及支持阿富汗国家重建的经济开发等，中国尽管有着丰富的资源，也与阿富汗各方都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但考虑到阿富汗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主导的漫长冲突等因素，多边的国际协作方式似乎更有可行性。而中国自2014至2016年担任亚信主席国的地位也有助于中国在多边的框架内推进亚洲各国共同关注与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与重建。在这样的多边框架内，例如在未来的亚洲安全理事会的框架内，中国将与其他亚洲大国一起发挥核心作用，为促进地区安全设置具体议程，虽然这看上去类似“美国在战略撤退”与“中国在不断进取”，但阿富汗治理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并非是零和博弈，因此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合作如果在阿富汗问题上能够实现突破，则不但体现了亚洲事务由亚洲国家来处理的精神，而且也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毕竟这场战争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都留下了巨大创伤。
再者，亚洲安全理事会的理念是和亚洲新安全观及亚洲安全架构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后两者时秉持的是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虽然目前亚信机制尚未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主要亚洲大国，以及东南亚的主要国家，但中国在推进地区合作进程中一贯主张开放的立场，在构建亚洲安全架构进程中也同样如此，并不因为安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或者中国与部分亚洲邻国存在主权和权益争端而改变根本方针。从这个角度思考习近平提出的“亚洲人民管理亚洲事务”的理念，将此理解为中国要排除美国在亚洲的作用是偏颇的，只要美国愿意在亚洲发挥积极的维护稳定与和平的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是愿意和美国合作的，中国更是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显示在未来的亚洲安全架构中，以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为己任的中国必将和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加强与国际社会主要大国的协调，特别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美国率领下基本退出阿富汗，这实际也为未来全球安全的地缘分工奠定了基础，相信中国将奉行以合作共赢为指导方针的全球战略，在新的亚洲安全架构下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共同致力于寻求利益汇合点。
最后，中国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其在亚洲和世界的作用常被描述成经济上的发动机，为地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得到较多的强调，而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则强调的是美国为代表的安全结构，特别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各种军事同盟。这种所谓的“二元结构”，即经济发展以中国为核心、安全秩序则依靠美国的结构对亚洲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是有害的。美国在阿富汗的经验表明西方国家并不能解决亚洲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亚洲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打造符合亚洲需要的新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理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义务，不但在经济上通过“一路一带”计划更深入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而且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建设上也要提供新的理念，推动新的进程。阿富汗问题虽然是亚洲的伤痛，但也提供了新的契机，需要中国认真把握。

文献来源：《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