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不久前决定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延长6个月，至2021年7月底。与此同时，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从德国返俄后即遭逮捕，所谓“中毒事件”再次引发欧洲多国对莫斯科的集体批评。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一度展现些许“回暖”迹象的俄欧关系，似乎再陷泥潭。

美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领导力缺失，数字税等矛盾导致美欧裂痕加深，促使欧洲大陆一度出现强化对俄政策自主性的迹象。例如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曾先后三次表决通过恢复俄罗斯代表团权限，部分欧洲国家也曾释放推动关系转圜的信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俄罗斯是重要的欧洲国家，“欧洲应当从里斯本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呼吁在坚持欧洲价值观和影响力的同时扩大与俄罗斯的战略对话。默克尔也批评美国针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域外制裁”，提出欧洲的能源政策不应由华盛顿决定，强调将继续支持该项目和天然气供应的多元化，坚持德俄应继续保持积极的经济往来。另外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抗疫合作也取得较好反响。

在俄罗斯方面看来，欧盟维持对俄制裁的主要功能既是为了凸显欧洲内部的“统一性”，也是顺应美俄对抗大格局的无奈选择，但实际上不符合欧盟及其众多成员国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较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老欧洲”国家，以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为主的“新欧洲”国家受冷战的历史包袱影响，排俄、反俄立场更强，要求保持对俄制裁的呼声也更高。因此，俄罗斯尝试借助有限议题软化欧盟对俄制裁力度，希望以能源、抗疫合作为助推器帮助缓解政治方面的分歧，借“德法驱动”分化欧盟对俄制裁的同步性和整体性。俄副外长格鲁什科曾提出改善俄欧关系的三个条件，除了敦促欧盟放弃对俄敌视立场、北约停止对俄遏制的举措之外，重点强调欧洲国家需要摆脱美国影响，在制定对俄政策方面体现出自主性。

但美国新任总统拜登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计划，可能会成为俄欧关系的“新结”。本质上看，虽然德法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但从未否认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美欧双方有关北约军费开支以及数字税等问题的龃龉，更多属于“内部矛盾”。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在近期提出，欧洲人不断强调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凝聚力的重要性，表明其仍然无法获得政策自主性。可以预见，俄罗斯将继续成为美国维系跨大西洋关系过程中给欧洲戴上的“紧箍咒”，而在俄美对抗常态化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欧洲也缺乏以冷战期间相对独立的对苏政策为蓝本，进而发展平等务实欧俄关系的基础，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反俄声音也不会减弱。

另外，俄欧还面临经济驱动与政治安全的优先性问题。俄罗斯希冀利用美欧矛盾与传统伙伴达成独立协议，但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对此有所限制，短期内较难在“莫盖里尼对俄五项原则”的框架之外进行大幅调整。在经济制裁常态化的背景下，俄欧还缺乏利益互嵌的务实合作内容。2019年，俄欧双边贸易额为2320亿欧元，仅相当于乌克兰危机前的约60%，双方“相向而行”的实际动力仍显不足。如果“新欧洲”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强化“抗俄一线”的设想，扩大对南高加索、中亚等后苏联空间的实质性介入，俄欧或陷入次区域级别的对抗，双方关于顿巴斯局势的立场分歧也将随之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文明归属层面始终徘徊于“西欧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之间。具体反映到政治身份认知上，俄总统普京也曾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称“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这被认为是寄希望于带领俄罗斯体面地“重返欧洲”。但随着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进程持续推进，以及日益将俄视为“区域性大国”的定位，俄精英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欧洲情结”逐渐式微。有俄罗斯学者甚至提出，在纳瓦利内事件后，莫斯科不再将欧盟特别是其领导者德国视为未来的伙伴，俄欧建立特殊关系的前景已经消失。

从短期看，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后，欧洲显然不希望成为俄罗斯军事部署所针对的“替罪羊”，双方存在恢复战略互信、避免军事挑衅与摩擦的对话需求。另外气候变化、能源合作以及伊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也可能成为俄欧维系有限互动的切入点。但在美国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安全”压倒“经济”的逻辑，很可能会极大限制俄欧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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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环球时报，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