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就传来印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Shri Vijay Gokhale）先生被任命为下一任印度外交秘书的消息，以接替即将于1月28日到届的苏杰生（S Jaishankar）。外交秘书是印度最高级的职业外交官，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由于印度外交部长属于政治任命，有一些人对外交可能并不擅长，因此外交秘书在印度外交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既要在外交政策方面担任总理的高参，建言献策，同时也是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印度的外交秘书大多具有担任驻华或者驻美大使的经历，甚至像苏杰生那样兼而有之。在印度过去六任外交秘书中，有4人曾任驻中国大使，并且大多会说流利的汉语。顾凯杰的上位，意味著又一位资深“中国通”执掌印度全球事务，说明对华外交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顾凯杰之所以被任命为外交秘书，首先是因为他在印度外交系统中的丰富经历和资深地位。顾凯杰曾在香港、河内、北京、纽约等地任职，在马来西亚、德国和中国担任过大使。他不仅担任过负责中国和东亚事务的联合秘书，而且担任过负责经济外交事务的秘书。鉴于他的资深地位，莫迪任命他为外秘不会在印度外交系统引起不满。其次，可能更加重要的是，顾凯杰担任过驻华大使，并且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为莫迪政府“圆满地”处理了一系列的双边问题，尤其是2017年6月至8月的洞朗对峙。在关于洞朗对峙及莫迪参加厦门金砖国家峰会等问题的谈判中，顾凯杰表现的既灵活，又强硬，深得莫迪总理欣赏。顾凯杰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可能是他上位的关键原因。因此，有印度媒体分析，顾凯杰主掌外交事务，暗示着印度对华外交“安静而重大的转变”。

  其实，顾凯杰的上位，谈不上是印度对华外交的“重大转变”，因为印度对华外交转变早已开始，至迟在莫迪上台后，随着多瓦尔和当时即将到龄退休的苏杰生分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秘书时就开始了。另外，这也是由印度的外交决策体制决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个人色彩比较浓厚。印度总理是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者，而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即总理办公室、由一位强有力的国家安全顾问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外交部。总理办公室是制订外交政策的最终权威部门，其他外交政策制订者需要向它看齐。但是这三个部门的组成人员基本都是印度外交部出身的外交官，他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精英群体，其中的很多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全球大国野心、南亚霸主心态、势力范围观念和零和对抗思维。顾凯杰能够升任外交秘书，说明其对外政策思维和执行对外政策的方式和能力非常符合莫迪总理的心意。顾凯杰的上位，表明印度对华外交将延续此前的强硬政策，顶多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微调。

  莫迪上台后，印方高层对自身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希望成为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中的一极，但他们特别担心当今世界可能会演变为中美两极，或形成中美共治局面。印度特别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因而以地缘竞争思维对待中国的经济合作倡议，认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及中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侵犯了其势力范围。尤其对中巴关系耿耿于怀。记得在一次会谈中，笔者曾当面向顾凯杰大使阐述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意义，认为中国主要是出于地缘经济合作的目的，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地缘政治的后果，并且中方希望印度能够参与其中。顾凯杰大使听完后断然否决印度参与的可能性，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主要是一种地缘政治设计。

  在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政策，并将印度作为该政策的“支柱”之后，印度决策者认为印度的战略机遇期到了。印度企图利用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较大地缘政治压力的时机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和要挟，逼迫中国接受它提出的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核不扩散集团等要求。莫迪对外做派强悍，而多瓦尔和苏杰生等人认为强硬姿态将迫使中国让步，因此在过去几年里，不断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赢得美国支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的方式解决问题，洞朗对峙就是这种行径发展的一个高潮。

  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概念，抬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并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虽然印度国内有一部分人对“美国抬高印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认识的非常清楚，希望印度能够在“印太”和“欧亚”之间保持平衡，但印度政府还是在第一时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了赞赏之情。这表明，印度希望借机遏制中国的企图未有任何改变，中印关系中未来的发展中可能还会面临很多挫折。顾凯杰是印度外交界中绝无仅有的在北京、香港及台北均工作过的高级外交官。近几年来，印度政府与台湾当局一直勾勾搭搭，暗通款曲。蔡英文也将印度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大力推动其“新南向政策”。相信熟悉两岸事务的顾凯杰先生了解“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在将来处理中印关系的过程中不会犯斯瓦拉吉外长那样的低级错误。

文献来源：中评网，201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