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源于两国在殖民时期的战略合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两国政府共同的战略倾向。美菲同盟关系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和协调行动，但总体上延续着殖民时期的不平等性质。冷战结束后，美菲同盟关系因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一度中断，但随着近年来南海问题的升温而被重新定义，菲律宾成为美国维持在东亚强大军事存在和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之一。然而，随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满足菲律宾的期待，以及菲律宾新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倾向出现变化，对南海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美菲同盟出现了不确定性，南海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显示出积极的发展前景。

近代西方殖民历史对现代以来的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当前东亚国家与前殖民列强之间的敏感且具韧性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东亚国家间至今仍存在着大量未解决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这种情况在美国和菲律宾关系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且具有霸权倾向的国家，美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英法荷等传统殖民国家。这不仅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体现在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菲律宾通过签署具有强制性的条约，结成了具有强劲的同盟关系，维护着两国长期的战略利益。然而，由于美国在管理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政策和行动上都显得过于傲慢和强势，并引发了一系列具有负面影响的问题，以及美国并没有为改善菲律宾国内安全环境和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问题做出实质性贡献，美菲同盟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一度暂停。然而，近年来，美菲同盟关系因南海问题而得到重启，并出现了不确定的发展特点，对与中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和意义的南海问题的管理和解决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正是如此，梳理美菲关系的历史演进、现状和发展前景对分析南海问题的未来走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菲同盟关系的演变

        美菲关系是美菲殖民关系历史演进的产物。从1898年赢得与西班牙的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决定性地影响菲律宾的国防和安全政策。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也必然会长期显示出非常强烈的亲美特征。193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菲律宾独立法”，容许菲律宾联邦政府从1935年11月15日至1946年7月3日过渡为自治政府，但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菲律宾议会通过的法律仍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的批准。1935年的菲律宾联邦1号法案[1]通过法律形式框定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内政外交具有绝对的控制权。1935年12月23日菲律宾议会通过的《国防法案（NDA）》允许美国可以在菲律宾领土上驻扎军队，同时允许菲律宾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尽管经历了多次修改，菲律宾《国防法案》至今依然有效，为两国同盟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被称为维持两国关系的“脐带”。[2]根据菲律宾联邦1号法案，1936年8月，菲律宾联邦政府总统曼努尔·L.奎松授予在美国陆军参谋长任期届满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菲律宾元帅军衔，并于1937年12月31日请他出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帮助组建菲律宾陆军。麦克阿瑟是菲律宾国防计划的缔造者，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日本占领菲律宾让美国和菲律宾具有了共同敌人，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加强了美菲关系的基础。日本军队在1941到1945年占领菲律宾期间，菲律宾总统奎松逃亡到美国建立流亡政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菲律宾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形成了严重依赖美国的习惯和传统，将美国视为自己国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解放者，[3]让美国成为菲律宾人心目中的“救世主”，但仍有部分菲律宾认为美国和日本只是争相殖民菲律宾而已，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1946年7月4日宣布菲律宾独立时，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阐述的国防政策具有明显的亲美倾向，承诺其将遵从美国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国的指导和培训，还强调需要“在有关我们共同的国防和安全政策上与美国开展最紧密的合作”。[4]罗哈斯总统与美国政府签署了《普遍关系条约》，[5]概述了两国的总体外交关系。1947年3月14日，菲律宾总统罗哈斯还签署了《军事基地协议》，为美军在菲律宾各地建立23个军事设施提供了合法性，特别是美国租用苏必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99年。1947年3月21日，双方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美军通过军事培训，武器采购、获得军事资产和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菲律宾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军事基地协议》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和美国在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共同抵御外来可能的武装攻击。《共同防御条约》至今仍然有效，是美国和菲律宾同盟关系的最重要基础。

        在冷战期间，美菲同盟关系对促进美菲两国关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帮助美国在东亚地区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热战，二是帮助菲律宾维护国内安全与稳定。作为盟国，菲律宾军队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美军并肩战斗。1972年9月21日，费迪南德·E.马科斯总统签署了“军事戒严令”，实行军事管制，并利用美菲同盟不仅成功应对了双方认同的共同外部威胁，削弱了内部安全威胁，而且通过高压统治，长期垄断着菲律宾政权。为了保住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美国不得不务实而小心翼翼地“与这个独裁者跳华尔兹”。[6]马科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利用国内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美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对使用菲律宾领土上的军事设施提供补偿。马科斯担任总统第一任期时就提出要修订《共同防御条约》，重新定位美菲同盟关系，甚至威胁中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摆脱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1966年9月16日，美菲两国政府签署了《拉莫斯—腊斯克协议》，将美军使用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期限从99年缩短为25年。这也意味着1991年必定会成为美菲关系转折的关键年。

        冷战结束让美菲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根据1987年的菲律宾宪法，在1991年《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后，禁止在国内建立永久性外国军事基地，[7]美军不得不从克拉克和苏必克湾等基地撤军，削弱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两国政府曾一度协商签署《友好合作与安全条约》，建立一种新型的安全关系，但受国内反美情绪的影响，被菲律宾参议院否决了。[8] 1992年11月24日，美军完全撤出了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让美菲同盟关系陷入“休眠”状态。菲律宾甚至在1993年正式加入了不结盟运动。随着《军事基地协议》的终止，美国暂停了每年向菲律宾提供2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FMF）》，还对菲律宾使用“过剩国防产品（EDA）”增加了限制条件。美国国防部甚至不再将菲律宾武装力量作为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IMET）的优先选择。在美军撤出在菲律宾基地后时期，或者说在冷战后时期，美菲同盟关系日益恶化。菲律宾政府提出了自主国防的理念，在1995年通过了《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甚至通过与东盟其他国家加强地区多边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9]

        随着冷战后地区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菲律宾政府逐渐认识到，自主或多边合作都不是完全的解决方案，而且非常的不切实际。随着南海问题逐渐显现和升温，特别是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菲律宾政府认为有必要重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1998年2月10日，双方签署了《部队访问协议（VFA）》，[10]在1999年得到了菲律宾参议院的批准，被认为是在实质上重启《共同防御条约》，让两国重续同盟关系。此后，美国军队开始在菲律宾轮驻，并和菲律宾恢复了在菲律宾进行双边军事演习的活动。

        2000年2月，两国开始进行年度“肩并肩（Balikatan）”联合军事演习，被认为是美菲重启同盟关系的里程碑。两国还在2000年对菲律宾安全形势进行了联合防务评估（JDA），并在2003年进行了更新，明确了菲律宾国防和军事机构的一些不足之处，难以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和面临的内部安全威胁。[11]为此，菲律宾和美国开始落实《菲律宾国防改革计划（PDR）》，提供一个“战略框架，对国防和军事机构进行全面性、体制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一系列改革”。[12]“9·11”事件成为菲律宾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分水岭事件。美国在2001年向菲律宾提供了190万美元，2002年急剧增长到4400万美元和2003年的4987万美元。[13]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3年10月访问了菲律宾，宣布菲律宾为其非北约主要盟友（MNNA），两国军事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恢复。2006年，美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安全合作委员会（SEB），[14]侧重加强双边合作应对为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和菲律宾在还签署了《后勤共同支援协议（MLSA）》，让美国军队有限但战略性地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根据《后勤共同支援协议》和《部队访问协议》，美国可以派遣至少600名军人加入菲律宾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JSOTFP），[15]持续驻扎在棉兰老岛。

美菲同盟关系的现状

        自菲律宾建立共和国以来，尽管美菲关系经历了一些曲折起伏，但双边同盟关系存在了60多年的时间。目前，美国将其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作为其能成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6]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执政期间，不仅将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其展示对同盟忠诚的标志，而且想利用这种同盟关系增强菲律宾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阿基诺三世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安全政策也随之做出了巨大调整：一是增加军费开支，促进国防现代化，并将军事力量结构从强调陆军转移到海军，从重视打击南部恐怖分子到西边南海方向，将海上安全作为其优先安全任务；[17]二是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帮助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抓手，更方便地遏制中国崛起和影响力；三是试图通过南海问题多边化、地区化和国际化，绑架东盟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发出不利于中国的立场，以达到美国分化和遏制东盟的目标。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单边提请强制仲裁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主张。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仲裁案的关注程度很快就远远超过了菲律宾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和中国评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对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菲律宾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起如此过于雄心勃勃的国家安全政策，与美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成为阿基诺三世政府的最优先战略选择。阿基诺三世政府认识到，菲律宾不可能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中国相抗衡，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安全合作关系，才是保护菲律宾领土主权和完整的最佳手段。[18]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菲律宾，庆祝《共同防御条约》签署60周年，菲律宾政府首次正式表示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两国发表了《马尼拉宣言》，强调两国安全关系将继续与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密切相关。[19] 2012年1月27日，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第二次双边战略对话，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对两国60年同盟关系的承诺，认为有必要通过拓宽安全、国防、商业、执法、人权和救灾合作，深化同盟关系。[20] 2012年4月30日，美菲举行了首次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的“2 2”部长级会谈，菲律宾强调需要美国援助菲律宾军队提高领土防御、反叛乱、反恐甚至国家建设的能力。这意味着菲律宾希望更多地使用美国的“过剩国防产品”，更多地利用《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会根据《对外军事援助计划》得到更多的好处。2014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访问了菲律宾，两国政府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EDCA）》。[21] 此外，菲律宾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韩国、越南和日本等加强了安全合作关系，接受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培训，进行联合演习以及购买军事装备等。

        对美国来说，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是其维持在东亚地区强大军事存在和发挥战略影响的最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尽管美国与泰国也存在着同盟关系，每年也进行“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但双方在战略上的合作并不顺畅。美国与新加坡的战略合作虽然相当顺畅，但新加坡并不愿意成为美国的盟国，同时也要平衡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应。当然，菲律宾与美国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分歧的情况下加强合作，显示出他们在选择共同安全威胁的问题上达成了共同认识，让美菲同盟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立场和实际行动，成为美国拉拢菲律宾时可以利用的重要安全议题。2016年初，两国政府决定进一步落实《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扩大了美国在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进行轮驻，[22]让美国可以利用菲律宾距离南海最近的机场。[23] 2016年4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美国必须强硬回应中国追求海上霸权的行为，采取更多的措施增强防卫菲律宾安全的承诺。[24] 2016年4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访问菲律宾，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一起乘坐V-22“鱼鹰”运输机，登上正在南海巡航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观摩“肩并肩”军事演习，承诺美国将给予菲律宾4000万美元军事援助，强化情报共享、监视与海上巡逻，这一援助将使美菲同盟关系上升至“一个新的水平”。[25]该次演习的规模相当大，大约有7000名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人员。[26]2016年4月，美国空军根据《部队访问协议》进驻克拉克空军基地。6月16日，4架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对黄岩岛进行抵近飞行侦察，加强了对南海的巡逻力度。

        然而，美菲同盟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两者这种共同认知并不总是绝对不变的，在未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以及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毕竟，菲律宾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影响着双方建立强劲同盟关系的意愿。首先，菲律宾国内长期担心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和美国的霸权倾向，特别是美国在菲律宾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损害了菲律宾的主权独立。尽管美国在菲律宾大众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但反对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力量和情绪也非常强。第二，中国巨大的经济力量和市场对菲律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中国是菲律宾国家建设，特别是菲律宾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潜在来源。菲律宾阿罗约政府淡化南海问题，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较为顺畅，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阿基诺三世虽然在2011年访华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但因两国关系冷化而未能实施，影响了菲律宾国家经济的增长。第三，美国未能有效帮助菲律宾应对国内安全挑战，特别是打击菲律宾南部宣称上效忠“伊斯兰国”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27]和增强菲律宾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如有效应对2013年底海燕台风[28]的能力。

美菲同盟的走向及对南海问题的影响

        一般来说，菲律宾总统虽然只有一届任期，但时间较长，为期六年，对菲律宾内政外交的决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决定着菲律宾的优先战略选择。因此，菲律宾新当选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对美国、中国及南海问题的态度和认知决定着美菲同盟关系在未来6年的走向，以及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紧密程度，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路径和具体措施。杜特尔特是来自棉兰老岛的首位总统，是一个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的领导人。他在竞选期间就经常发表一些具有争议性，甚至挑衅性的言论。在国内安全上，杜特尔特曾表示要与菲律宾共产党进行谈判，并和从1968年开始一直反对政府的菲律宾国内军事武装组织新人民军采取和解政策，继续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就已经进行的和平谈判，促进国内冲突的和平解决。[29]

        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走向，包括其可能中国和美国的立场，一开始有点还不是很清楚，没有显示出其未来行为的具体线索。[30]在选举期间中，他承诺将架着冲锋舟到与中国有争议的岛上，插上菲律宾的国旗，表示其将优先考虑通过多边方式解决争端，这些都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他也高度质疑阿基诺三世政府通过单边仲裁解决南海问题的有效性，表示如果其他方式都不能成功的话，将寻求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双边谈判，表达了将与中国搁置争议，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渔业和油气资源，以及吸引中国投资的意愿。[31]他在胜选及就任后多次会见中国大使，派遣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并多次对中国帮助菲律宾的政策行为表示感谢，反映出杜特尔特试图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强烈倾向。另一方面，尽管他在胜选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通话，多次接见美国高官和高级代表团，曾表示支持EDCA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对其表达了强烈兴趣，但他也质疑在与中国发生危机时，美国作为同盟及时援助菲律宾的可靠性。[32]另外，他非常不满美国历史上在菲律宾所犯下的罪行，以及美国指责其打击毒品犯罪时违反人权的做法，认为这些损害了菲律宾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因此使用非常激烈且粗暴的言辞进行了反击，引起了美国评论人士对未来美菲合作关系前景的担忧。

        总的来看，杜特尔特对中国最可能采取的是一种务实主义的政策，要比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政府对中美两国的关系会更加平衡。有些菲律宾学者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可能会采取“等边平衡战略”。[33]也就是说，杜特尔特认识到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依然需要美国，[34]要求美国更加明确其对共同防务条约的承诺，但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地执行仲裁结果，以换取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和解态度，允许菲律宾渔民去黄岩岛附近海域捕渔，[35]在菲律宾认为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甚至到菲律宾认为没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菲律宾最高法院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得EDCA成为维持与美国保持紧密合作的基石，同时美国也是仅次于日本的菲律宾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私人投资来源，[36]菲律宾民众，特别是菲律宾精英，大多对美国持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会约束杜特尔特政府不要在疏远美国转向中国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当然，美国现任的奥巴马政府和即将上台的新政府必须慎重管理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谨慎处理两国间的一些敏感问题。

        杜特尔特希望超越南海问题来处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对杜特尔特来说，当前的南海问题已经陷入了僵局，无法再前进一步。阿基诺三世政府在美国怂恿下而采取了鲁莽行动，通过军事力量抓捕中国渔民酿成“黄岩岛”事件，不仅让中国收复了对黄岩岛的主权占领，而且菲律宾渔民甚至不敢到附近捕鱼，遭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也让菲律宾民众对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产生了强烈不满。中国明确且坚定地“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上届阿基诺政府单边提请的南海仲裁案。尽管仲裁结果明显有利于菲律宾，但没有约束力和执行力，菲律宾不仅没有能力来单边执行这一结果，而且还可能导致菲律宾遭受更大的损失。一旦中国对黄岩岛进行建设，对菲律宾来说将造成难以逆转的悲剧。阿基诺三世曾表示，如果中国建设并军事化黄岩岛，美国必须在军事上做出回应。如果美国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将损害美国“所谓盟友的道德优势和信心”。[37]然而，美国可能是担心陷入更大的同盟牵连风险，不愿做出这样的承诺。对杜特尔特来说，自己对中菲在南海问题的不愉快经历，导致两国关系全面倒退，没有太多的责任包袱。相反，如果他在南海问题上做出和解姿态，则可能会让两国得到更多的合作机会。毕竟，中国多次强调自己坚持通过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立场是一贯的，中菲双边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38]杜特尔特政府开启与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谈判，不仅可以让菲律宾在损失更多利益和机会的基础上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而且会让其以此为基础加强与中国在更多领域的合作。

        因此，从趋势上看，随着杜特尔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成功访华，双方同意“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39]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缓和而走向改善，美菲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会有所下降。然而，这仍然要取决于多种因素：第一，杜特尔特政府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是否具有一贯性。南海问题的解决路径决定着中菲关系稳定向好的基础和底线，杜特尔特政府要认识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要指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更不要指望利用各种多边舞台挑起南海问题损害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社会中的负责任形象。第二，美国下届政府是否继续利用菲律宾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杜特尔特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虽然比较强势且比较强硬，但却难以彻底切割菲律宾与美国100多年的战略纽带，无论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其他地区和国际问题上，菲律宾还需要美国提供一定程度的战略支持。第三，中菲能否真正超越南海问题，甚至搁置南海争议，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合作。中菲关系仍需要强大的粘合剂和推动力，增强杜特尔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信心和意愿，满足其促进菲律宾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第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结果是否能有效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的早期收获取得成效和最终结束，中国和菲律宾也具有更大的责任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遵守准则，也会制约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政策和行为。

结语

        美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源于两国之间自近代殖民时期以来的互动与交往，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存在着较为深厚的情感基础。美菲同盟关系在许多难以释怀的不愉快经历和难以逆转的共同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波动和暂停重启，至今已经跨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国际和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美国在菲律宾具有较为牢固的影响力，并投注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过程中，菲律宾成为美国扩大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桥头堡之一。美国如果失去了菲律宾的战略支持，其利用南海问题绑架其他国家压制中国的目标将最终落空，无论是越南还是新加坡都难以弥补菲律宾的功能，大大增加美国维持在东亚地区持续存在的战略资源。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拉住甚至绑架菲律宾继续为其战略目标服务，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菲律宾框定在自己的东亚同盟架构之中，提升自己在维持地区形势朝着自己界定的和平与稳定方向发展。然而，美国的战略诉求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下，而要照顾到菲律宾方面的战略利益，特别是站在菲律宾的角度，从维护、保障和促进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出发，迎合杜特尔特政府的战略需要，增进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美国如果一味地试图利用菲律宾绑架中国，但同时自己又不能实质性地影响南海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甚至可能造成中国在预防和反击美国的行动中不断缩小菲律宾的战略空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杜特尔特政府所抛弃，不再将其作为处理和解决南海问题的首先选择的合作对象。另外，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改善也让美国难以再利用南海问题牵制或压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对此，美国需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地区形势的现状和大势，谨慎处理南海问题，平等对待和切实尊重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东亚国家，并在地区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才会赢得地区国家的尊重和欢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才会得到维持。

文献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