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成果
- 曹嘉涵
- 助理研究员
-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 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 所长助理
- [email protected]
- 新开发银行的发展创新
-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 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
-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前景与中国
- "保护海外能源利益"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新时期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内涵与意义
-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 海洋安全视域下的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海军建设
- 民进党南海政策是向美国交心
-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态势、中国的新角色及中国智库的新任务
- 谈菲律宾总统访华
- 印缅关系是否将影响中缅关系?
- 东盟为何未理会南海仲裁案
- 香格里拉对话会防务外交的实质是什么?
- 菲律宾仲裁案判决与中国之应对
- 谋划南海问题需要战略高度
- 携手支点国家,共推发展战略
- 开启中波合作新时代
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美国因素及其战略思考
曹嘉涵
2012-12-19
中美关系
能源结构调整
页岩气
可再生能源
简介
作为当今世界头两位经济体与能源消费大国,中美具有类似的资源约束格局。美国能源结构演进的历史与规律对中国极具参照意义。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在明确核心目标的前提下,总结美国的历史经验,依靠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来增加能源产量、提高能源等级,并寻求最大限度的能源自给与多样化。同时,应清晰认识中美在不同能源领域存在的既合作又竞争的互动关系。页岩气开发要充分运用美国的合作意愿,发挥资金优势进行吸收再创新,并汲取美国的负面教训,做好配套机制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则要以强化自主技术创新、开拓内需、改革体制为重点应对美国的竞争。
正文
作为当今世界头两位经济体与能源消费大国,中美具有类似的资源约束格局。美国能源结构演进的历史与规律对中国极具参照意义。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在明确核心目标的前提下,总结美国的历史经验,依靠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来增加能源产量、提高能源等级,并寻求最大限度的能源自给与多样化。同时,应清晰认识中美在不同能源领域存在的既合作又竞争的互动关系。页岩气开发要充分运用美国的合作意愿,发挥资金优势进行吸收再创新,并汲取美国的负面教训,做好配套机制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则要以强化自主技术创新、开拓内需、改革体制为重点应对美国的竞争。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脚步的加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费国与二氧化碳排放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日益加深,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中国能源的整体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美国在资源蕴藏、能源供给及消费方面与中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煤炭一度是工业升级过程中的能源“主角”,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最终形成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能源消费结构,其能源结构的演进历史与规律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随着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美在能源安全领域相互依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冲突,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保障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中国的页岩气开发要引进美国技术;中国是目前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大国,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有利于美国实施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战略,但是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必定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争夺市场。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能源结构现状与美国的能源结构历史进行比较,总结值得借鉴的美国能源结构演变经验;同时对分析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中美国因素的影响,为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与中国相似,美国在资源同样具有“煤炭多、油气少”的特点,过去的能源消费也曾经以煤为主,目前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能源消费结构是美国能源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其演进历史与规律对中国而言最具参照意义。1885年,随着工业化的开始,煤炭代替木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到1910年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已经超过76%,与我国当前的处境十分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使其转而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此后伴随美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而需求大增,最终穿越经济周期,于1949年取代煤炭成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品种。石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天然气,在运输管道等基础设施建立完善以后逐步呈现充足廉价的供应态势,于1956年超过煤炭,成为继石油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能源。20世纪60年代,在石油国内供给滞后、对外依赖度稳步上升的背景下,美国煤炭消费重新抬头,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巩固了煤炭的地位,使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最终与天然气接近。当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成为能源消费主导者的同时,水力、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也竞相成为美国能源消费的新选择。由于受环境与地理方面因素的掣肘,水力、核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经历发展高峰后纷纷回落,而可再生能源利用至今仍旧保持着方兴未艾之势。如果总结美国能源结构的演进规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由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促使能源消费种类不断替代转换。内燃机取代蒸汽机成为主要生产工具后,煤炭的强势地位势必要被石油代替,而铸造、冶金、焊接技术的突破又导致天然气产业蓬勃发展。至于今日页岩油气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同样得益于水力压裂等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转型带动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综观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大致走过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从原材料及其装配加工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发展的道路。相应地,美国能源结构的演变主要发生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定型。煤炭一度是钢铁等高耗能重工业的能源“主角”,美国产业步入技术密集型阶段后,高耗能重产业向外转移煤炭需求量下降。随着汽车市场的繁荣与交通运输业的兴起,石油成为超越煤炭的能源“支柱”。此后,冶金工业与基础化工业的进步又拉动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浪潮,从而让天然气供给与市场相连而得以广泛应用于工业与发电,最终形成的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的能源消费结构持续至今。
第三,价格与地缘政治环境成为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诱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石油与天然气大量开采,供应相对充足。无论在交通运输领域还是民用领域,石油、天然气与煤炭之间的价差日益缩小,并保持着竞争关系。这就为提升两者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打下了基础。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与伊朗核问题,不断抬高石油价格。其结果是导致煤炭资源的利用再度复兴,成为主要发电原料,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国开始寻求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大力发展石油的替代能源。其中,天然气因具备清洁低碳特征而受到更多追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脚步的加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费国与二氧化碳排放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日益加深,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中国能源的整体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美国在资源蕴藏、能源供给及消费方面与中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煤炭一度是工业升级过程中的能源“主角”,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最终形成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能源消费结构,其能源结构的演进历史与规律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随着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美在能源安全领域相互依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冲突,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保障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中国的页岩气开发要引进美国技术;中国是目前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大国,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有利于美国实施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战略,但是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必定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争夺市场。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能源结构现状与美国的能源结构历史进行比较,总结值得借鉴的美国能源结构演变经验;同时对分析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中美国因素的影响,为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我国能源结构现状与美国的历史经验
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2010年煤炭产量已超过32亿吨,占全部能源生产总量的76.5%,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两倍左右。我国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匮乏,石油天然气生产严重不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0年原油与天然气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分别为9.8%与4.3%,石油供应大量依靠进口,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本世纪初的32%飙升至57%[1]。近年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受技术和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占比依然很低,至2010年仍未突破10%,新兴能源的大规模崛起尚待时日。核能是目前最适合中国的新能源之一,但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风险开始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已经放慢了核能利用的推广。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将以煤为主,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极大部分,非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占比不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其对环境与气候变化构成巨大压力,影响范围超越国界。目前,我国已制订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目标。提出至201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要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1.4%[2]。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既有的能源结构,将节能减排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分析研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与中国相似,美国在资源同样具有“煤炭多、油气少”的特点,过去的能源消费也曾经以煤为主,目前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能源消费结构是美国能源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其演进历史与规律对中国而言最具参照意义。1885年,随着工业化的开始,煤炭代替木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到1910年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已经超过76%,与我国当前的处境十分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使其转而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此后伴随美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而需求大增,最终穿越经济周期,于1949年取代煤炭成为第一大能源消费品种。石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天然气,在运输管道等基础设施建立完善以后逐步呈现充足廉价的供应态势,于1956年超过煤炭,成为继石油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能源。20世纪60年代,在石油国内供给滞后、对外依赖度稳步上升的背景下,美国煤炭消费重新抬头,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巩固了煤炭的地位,使其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最终与天然气接近。当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成为能源消费主导者的同时,水力、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也竞相成为美国能源消费的新选择。由于受环境与地理方面因素的掣肘,水力、核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经历发展高峰后纷纷回落,而可再生能源利用至今仍旧保持着方兴未艾之势。如果总结美国能源结构的演进规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由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促使能源消费种类不断替代转换。内燃机取代蒸汽机成为主要生产工具后,煤炭的强势地位势必要被石油代替,而铸造、冶金、焊接技术的突破又导致天然气产业蓬勃发展。至于今日页岩油气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同样得益于水力压裂等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转型带动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综观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大致走过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从原材料及其装配加工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发展的道路。相应地,美国能源结构的演变主要发生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定型。煤炭一度是钢铁等高耗能重工业的能源“主角”,美国产业步入技术密集型阶段后,高耗能重产业向外转移煤炭需求量下降。随着汽车市场的繁荣与交通运输业的兴起,石油成为超越煤炭的能源“支柱”。此后,冶金工业与基础化工业的进步又拉动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浪潮,从而让天然气供给与市场相连而得以广泛应用于工业与发电,最终形成的比较合理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三足鼎立”的能源消费结构持续至今。
第三,价格与地缘政治环境成为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诱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石油与天然气大量开采,供应相对充足。无论在交通运输领域还是民用领域,石油、天然气与煤炭之间的价差日益缩小,并保持着竞争关系。这就为提升两者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打下了基础。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此后的伊拉克战争与伊朗核问题,不断抬高石油价格。其结果是导致煤炭资源的利用再度复兴,成为主要发电原料,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国开始寻求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大力发展石油的替代能源。其中,天然气因具备清洁低碳特征而受到更多追捧。
2、美国在未来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中的角色
尽管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能源的紧缺,构建新的绿色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自给率已经成为政府的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迅速推出一系列鼓励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希望借此收“一石三鸟”之效,即确保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及促进经济复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去年以来在北美兴起的由中小企业主导的“页岩油气革命”。作为贮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孔隙夹层中的非常规油气资源,页岩油气在美国国内的商业化开发已被视作另一场足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制造业与地缘政治的重要变革。在这场变革力量的推动下,美国本土石油天然气产业迎来了又一轮发展高潮。
在美国,提高能源自给率以保证其安全已成为朝野两党的共识。围绕这一目标,逐步降低石油的对外依赖度,提高本土及周边地区的能源产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两党在优先发展页岩油气还是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奥巴马政府代表的民主党倾向于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共和党则主张利用化石能源获取替代能源,比如利用清洁技术将煤炭液化,提高油砂与页岩油气的开采使用比例等。就目前的情况看,页岩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量猛增与价格骤降,已使天然气成为最有希望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燃料的能源种类。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可再生能源仍将停留在研发阶段,较高的获取成本使其很难在短期内推广应用。
美中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日渐强化,这些都决定了未来两国会在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展开互动,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化石能源领域,美国将是中国的主要合作者。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以页岩气为代表的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优先着力点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2012年7月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新能源产业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其中新能源就包括页岩气。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5月,两国又发表联合声明,中方计划运用美方开发非常规天然气的经验,在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就页岩气资源评价、勘探开发技术及有关政策等方面开展合作[3]。当年9月,第五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与第十届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在美国召开,为两国政府部门与产业界在页岩气领域进行接触对话搭建了平台。除天然气外,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研发方面也携手共进。根据《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两国同意在未来五年内共同出资1.5亿美元,支持清洁煤等三个优先领域产学研联盟的合作研发。
美国拥有开采化石能源的技术优势与创新理念,其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与再创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发的国家,美国页岩气产业的成功不仅受益于技术创新,而且也离不开其国内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开放流动的人才市场以及规范完善的法治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在页岩气开发领域还刚刚起步,由于具有独特的地质条件与国情环境,中国页岩气开采条件与美国不尽相同。现在,我国已初步完成页岩气的调查、评估与规划工作,开始进行勘探试验与技术攻关[4]。美国对于中国开发页岩气并与之合作持积极态度。美方认为,鉴于中国国内天然气需求远大于供给,开采页岩气将首先被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要,而不会涉及对美出口,况且美国天然气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随着国内供应的增加,中国天然气的进口量将逐步下降。这样不但能够帮助中国自身对冲外部能源风险,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全球能源安全。中国页岩气的产业化将进一步改变未来世界能源的图景,并将对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造成影响。至于具体会有怎样的影响,世界资源研究所学者莎拉·福布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页岩气替代低效燃煤、持续改进能效及补充可再生能源的力度[5]。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基本不会成为页岩气产业发展的竞争者。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不少人士对向中国转移相关技术持谨慎态度,这可能影响日后中美两国在页岩气领域合作的稳定性。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美国同样起步较早,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真正兴起却是最近几年之事。尤其是奥巴马总统能源环境新政下出台的刺激政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在美国崛起提供了契机。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大幅提高新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承诺给予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企业、供应商税收抵免、直接补贴、加速折旧与融资优惠[6]。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7月又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上述两个重要文件明确了重点发展以核能、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的大方向与具体任务。
中美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两国具有各自的优势,美国拥有科技和人才优势,近期出现的将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制造业“虚实结合”的趋势就体现了这一点。相比美国,中国目前基本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其具备的制造业基础更能使新能源产品体现出成本优势。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超越中国,重获世界清洁能源第一大投资国的地位。而在2008年之后数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占据着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头把交椅”[7]。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上而位于产业链高端的美国,因受新技术研发周期较长、劳动力成本高昂等因素影响而难以让新能源产品获得远胜于传统能源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以往推动的新能源本土生产挫折连连,几家主要新能源厂商接连倒闭,幸存厂商或在继续减产或计划转移生产基地。在此情况下,美国商务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接受本土数家太阳能企业的诉讼请求,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中两国围绕新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起伏不断。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在新能源方面的生产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惠及美国市场,并促使低成本的新能源产品在美国推广应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利于美国实施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战略。但是,由于能源安全与自主是美国政府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认为新能源产业的格局对美国的非传统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尽管中美两国在历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反复就新能源产业合作议题进行磋商,但真正实质性的合作内容相对有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新能源革命中领跑世界,而将从战略、贸易与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8]。所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美势必会成为一较高下的竞争者。事实上,随着新能源产品生产技术与工艺不断完善,加之中国制造业成本的逐步提高,中国在新能源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将缓慢流失,而美国本土新能源产品成本的下降必然带动其生产的回流。
在美国,提高能源自给率以保证其安全已成为朝野两党的共识。围绕这一目标,逐步降低石油的对外依赖度,提高本土及周边地区的能源产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两党在优先发展页岩油气还是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奥巴马政府代表的民主党倾向于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共和党则主张利用化石能源获取替代能源,比如利用清洁技术将煤炭液化,提高油砂与页岩油气的开采使用比例等。就目前的情况看,页岩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量猛增与价格骤降,已使天然气成为最有希望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燃料的能源种类。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可再生能源仍将停留在研发阶段,较高的获取成本使其很难在短期内推广应用。
美中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日渐强化,这些都决定了未来两国会在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展开互动,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化石能源领域,美国将是中国的主要合作者。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以页岩气为代表的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优先着力点出台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2012年7月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新能源产业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其中新能源就包括页岩气。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5月,两国又发表联合声明,中方计划运用美方开发非常规天然气的经验,在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就页岩气资源评价、勘探开发技术及有关政策等方面开展合作[3]。当年9月,第五次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与第十届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在美国召开,为两国政府部门与产业界在页岩气领域进行接触对话搭建了平台。除天然气外,中美在清洁煤炭技术研发方面也携手共进。根据《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两国同意在未来五年内共同出资1.5亿美元,支持清洁煤等三个优先领域产学研联盟的合作研发。
美国拥有开采化石能源的技术优势与创新理念,其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与再创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开发的国家,美国页岩气产业的成功不仅受益于技术创新,而且也离不开其国内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开放流动的人才市场以及规范完善的法治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在页岩气开发领域还刚刚起步,由于具有独特的地质条件与国情环境,中国页岩气开采条件与美国不尽相同。现在,我国已初步完成页岩气的调查、评估与规划工作,开始进行勘探试验与技术攻关[4]。美国对于中国开发页岩气并与之合作持积极态度。美方认为,鉴于中国国内天然气需求远大于供给,开采页岩气将首先被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要,而不会涉及对美出口,况且美国天然气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随着国内供应的增加,中国天然气的进口量将逐步下降。这样不但能够帮助中国自身对冲外部能源风险,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全球能源安全。中国页岩气的产业化将进一步改变未来世界能源的图景,并将对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造成影响。至于具体会有怎样的影响,世界资源研究所学者莎拉·福布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页岩气替代低效燃煤、持续改进能效及补充可再生能源的力度[5]。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基本不会成为页岩气产业发展的竞争者。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不少人士对向中国转移相关技术持谨慎态度,这可能影响日后中美两国在页岩气领域合作的稳定性。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美国同样起步较早,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真正兴起却是最近几年之事。尤其是奥巴马总统能源环境新政下出台的刺激政策,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在美国崛起提供了契机。2009年2月出台的《美国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大幅提高新能源研发的预算拨款,承诺给予可再生能源设备生产企业、供应商税收抵免、直接补贴、加速折旧与融资优惠[6]。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7月又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上述两个重要文件明确了重点发展以核能、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的大方向与具体任务。
中美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两国具有各自的优势,美国拥有科技和人才优势,近期出现的将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生产以及制造业“虚实结合”的趋势就体现了这一点。相比美国,中国目前基本处于新能源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其具备的制造业基础更能使新能源产品体现出成本优势。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超越中国,重获世界清洁能源第一大投资国的地位。而在2008年之后数年时间里,中国始终占据着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头把交椅”[7]。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上而位于产业链高端的美国,因受新技术研发周期较长、劳动力成本高昂等因素影响而难以让新能源产品获得远胜于传统能源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以往推动的新能源本土生产挫折连连,几家主要新能源厂商接连倒闭,幸存厂商或在继续减产或计划转移生产基地。在此情况下,美国商务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接受本土数家太阳能企业的诉讼请求,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中两国围绕新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起伏不断。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在新能源方面的生产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惠及美国市场,并促使低成本的新能源产品在美国推广应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利于美国实施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战略。但是,由于能源安全与自主是美国政府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认为新能源产业的格局对美国的非传统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尽管中美两国在历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反复就新能源产业合作议题进行磋商,但真正实质性的合作内容相对有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新能源革命中领跑世界,而将从战略、贸易与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8]。所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美势必会成为一较高下的竞争者。事实上,随着新能源产品生产技术与工艺不断完善,加之中国制造业成本的逐步提高,中国在新能源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将缓慢流失,而美国本土新能源产品成本的下降必然带动其生产的回流。
3、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与战略思考
页岩气开发是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之一,页岩气开发要在借鉴美国技术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自主创新,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与地质条件的开采技术。目前,日益兴起的国际天然气产业需要中美两国联合资本的介入,中国可以发挥资金优势,通过企业资产收购行为吸收天然气尤其是页岩气的开采技术与方法,加以消化再创新。此外,页岩气开发要认真总结美国的经验,尤其是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教训,思考如何在水资源匮乏的条件中发展页岩气产业,避免美国页岩气开发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中国重演。这就涉及相应配套法律、法规、标准的制订与执行,引入国际最佳经验与实践,并充分认识页岩气开采对产业与公众可能带来的收益与风险。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今后调整能源结构的另一方向。有识之士已然指出,在如今化石能源经济时代向以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过渡时期中,中国应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加速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实施的基础设施,打造新经济模式的主要支柱,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与存储,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9]。同时,还应籍此良机推动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及与之相关的电力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积极响应国务院2010年提出的加快建设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页岩气的批量开采因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需求而势必会提升天然气的消费占比,关键问题在于广大可再生能源企业如何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当前欧美经济陷入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不妨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选择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能源产业技术应用与国内市场开拓的突破口。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率先垂范,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能源结构调整,既是美国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优化能源结构的必由之路。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今后调整能源结构的另一方向。有识之士已然指出,在如今化石能源经济时代向以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过渡时期中,中国应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加速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实施的基础设施,打造新经济模式的主要支柱,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与存储,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9]。同时,还应籍此良机推动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及与之相关的电力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积极响应国务院2010年提出的加快建设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页岩气的批量开采因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需求而势必会提升天然气的消费占比,关键问题在于广大可再生能源企业如何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当前欧美经济陷入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不妨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选择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能源产业技术应用与国内市场开拓的突破口。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率先垂范,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能源结构调整,既是美国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优化能源结构的必由之路。
4、结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快速发展建立在我国的人口红利基础上,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因此这种发展是低水平且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经济转型,提高发展质量。相应的,能源结构也必须进行调整,美国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转变,美国能源结构转变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当然,当今能源紧缺、环境问题突出,能源结构转变的目标和方式将有别于美国当初的所作所为。新的能源消费结构要满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确保经济与社会同步可持续发展。虽然中美两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同为世界经济大国,在能源领域有共同利益和互补性,因此在能源发展中有互相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新时期的经济增长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希望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上有所作为,因此中美之间在能源产业市场中的竞争不可避免。美国的作为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可忽视,能源战略的调整必须对美国可能扮演角色做出正确判断。制定的能源战略应当注意加强利用美国的合作,利用美国的先进技术提高我国的能源生产能力,例如引进页岩气的生产技术,提高我国的能源自主率,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还要加强发展我国的新能源技术,增加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
文献来源:《电力与能源》
注释:
[1] 刘铁男:《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考》,《求是》2012年第13期。 [2]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http://www.gov.cn/zwgk/2012-08/21/content_2207867.htm。 [3] 《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5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25/c_12141526_2.htm。 [4]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第2-3页。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2tz/W020120316370486643634.pdf。 [5] “China’s Prospects for Shale Ga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 Testimony of Sarah M. Forbes, Senior Associate, Climate and Energy Program,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earing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anuary 26. 2012. [6]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1hr1enr/pdf/BILLS-111hr1enr.pdf. [7] Suzanne Goldenberg, Green Energy Investment soars to $260bn, The Guardian, 4, January 12,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2/jan/12/green-energy-investment-increases. [8] 于宏源:《冷静看待中美新能源合作》,《能源》2011年第2期。 [9] (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