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她力量”的源泉
        首先，在欧洲存在着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理性思维和哲学思辨的社科传统。女性主义始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二战后，《第二性》使得法国思想家和作家波伏娃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的引领者。这种哲学层面的思考，对西方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以女性主义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解构和重构的浪潮中，欧洲是相对落后的。比如基本相关著作《女性与战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都是美国女性学者所著。
        其次，长期的思辨转化成了具体的制度与政策。例如，欧洲各国对内阁中的女性比例、各党派对党内女性领导者都有明确要求。同时，社会对女性的权益保障比较到位。而且这种保障不单单落在女性身上，并非强化女性作为母亲，身负照顾孩子主要责任的社会定位，而是强调男性对家庭、育儿的作用。比如给男性放产假，或者以夫妻为单位规定产假长度，由夫妻自己决定如何支配产假。这些制度设计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身份的成见，打破了无形的职业性别约束。
        再者，欧洲的政治架构更具有女性主义特点，也鼓励女性参与到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有中国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主要研究的是女性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但在欧洲，研究已经超越了这个层面。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女性主义，不单单是为了“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发掘“她力量”，更是要研究以女性社交和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比如女性主义强调移情/共情的能力，有利于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比如将信息的交换、处理作为一种实力，而不仅仅是传统硬实力，有利于为自然禀赋不够优厚的主权国家找到在国际社会中的价值；比如，建立在女性主义经验论和认识论之上，强调制度如何促进组织实体、国家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为国际关系提供一种网络式的架构，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架构。
        当前欧洲的政治结构就具有比较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即多层次、多主体的互动构成了扁平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中，国家硬实力的决定性作用不断下降，而沟通、交流、移情、合作的频率不断加强，对决策的影响不断上升，更容易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这也和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三、“她力量”的深远影响
        在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轻易形成观点或结论，而是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相关信息的广泛采集、处理和分析上。决策的过程更长但也更加客观，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例如，上一任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的行事特点。她在2016年全球战略出台之前广泛征集了欧洲各成员国智库的意见，召开了很多研讨会，自己也成立了欧盟委员会内部的智库团队。同时发布了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是政策性的，而是引导性的，通过不断地描述和解析，使得欧盟对自己所处地时代以及自身定位逐步清晰。带有女性主义特质的决策过程兴起，也意味着学术外交意义重大，因为更需要研究人员在对方的观念形成期开展广泛的交流和探讨，释放更多正面信号，进行积极干预。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书结尾提出的结论性观点中认为，由女性主义理论促成的国际关系领域现代化的时代到来了。但这个预测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地缘政治等强势回归，都给这种比较理想化的国际格局带来了更多挑战，也让国际问题研究者更深地陷入到这种男性主义为视角的对世界的解构和建构中。我们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女性主义，更不应该认为女性主义是女性研究人员的专属。其实，女性主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本质是一种倡导摆脱以权力为核心来解释世界、左右世界的理论体系，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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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