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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时代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困境的？是2016年，2008年还是1999年？恐怕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说清准确的起点。但在21世纪20年代来临之际，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它所遭遇的挑战与危机。1999年出现在西雅图街头的不满与愤懑已经一步步传遍全球，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对本轮全球化的批评与反对之声。在21世纪最初的8年里，这种声音还被视为是少数国家或者群体的特定立场，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不满开始以社会思潮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内部迅速扩散，最终在2016年，思潮突破了体制的壁垒，以一连串的所谓“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为标志，使得整个世界突然有了“凛冬将至”的痛感，但到了这一刻，一切似乎已经无法逆转。

这种逆转的出现是必然还是偶然？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还会延续吗？如果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恐怕还需要从全球化的根源讲起。

一   全球化周期的退潮阶段

                                                                                               一切现存的都是要灭亡的——恩格斯

全球化的起点在哪里？这同样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有部分激进的学者主张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3世纪蒙古帝国时代，甚至公元1000年以前的伊斯兰世界扩张，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进程的起点。

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趣，它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早于主权概念出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此时距离让·博丹在《共和六论》（1576年）中提出主权概念尚有80多年的时间，距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1648年）更是超过150年。按理说，此时人类社会有选择的机会，也有足够的时间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最终的结果是西欧国家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帝国和宗教曾经长期奉为教条的世界主义理念，拥抱了以主权国家形态，并且在未来几百年时间里，利用民族的概念实现了对主权国家内部人群的深度整合，并将该模式扩展到全球，从而建构了现代世界体系。

历史无法进行追溯性试验，我们也无法得知人类社会在15-17世纪是否有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但无论怎样，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现实，而所有关于现实的思考都要以它为起点。抛开一切包裹在外的价值话语，民族国家体系的本质是对地理空间的平等分割和分别占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都在自己所占据的空间内拥有完全主权。而民族主义的力量则清晰地在他们心中划出“我”与“他”的差别。主权原则越强化，跨境流动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大；而民族主义的理念越深入人心，就越倾向于在民族国家内部寻求所有问题的解决路径。一言以蔽之，作为国际体系的底层政治架构，民族国家体系是对空间的割裂，本身是不利于全球化进程的。

然而，尽管民族国家体系不利于全球化，但全球化进程仍然不可阻挡地开始了。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的爆发给部分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借助庞大权力的外溢效应，为满足资本扩张的内在诉求，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可以在分裂的底层架构之上搭建起一个便于资本及其附属要素流动的平行体系，以此在表面上弥平分裂的空间，创造新的世界进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

由此看来，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全球化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技术革命创造的内在的连通诉求；其二，合理的平行体系设计，当然也需要一个有力的聪明的推动者。

在20世纪之前，英帝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它所搭建的平行体系就是在20世纪饱受诟病的殖民体系。借助遍及世界的殖民地网络，英国将自由贸易的理念推广到了全世界，带来了第一波全球化进程。该进程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也给几乎所有的亚非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殖民主义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全球化的成果以极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在各殖民地民族意识兴起之后必然无法延续。其实，在殖民体系崩溃之前几十年，第一轮全球化就已经无力推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英国的霸权地位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下行周期，挑战者的崛起让英国感到了压力，当霸权地位与全球体系之间无法兼得时，英国主动放弃了维持全球市场的努力，重返主权国家集团对抗的轨道，其结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起步，本轮全球化进程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变成了美国。由于有了上一轮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本轮平行体系的建构明显更加圆熟。在民族国家体系已经遍及世界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几经波折最终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编织了一个能够保证资本和贸易自由流动的新网络，建立了以国际机制的主要特征的平行体系。该体系在冷战期间的表现总体上是值得称道的，在与平行市场的竞争中，它是显而易见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冷战结束时，美国主导的本轮全球化进程的威望也随之达到了顶点，它也被视为“历史终结论”的重要部分。

但这种平行体系的逻辑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不断强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搭建起资本流通的全球网络，可以使资本在全球市场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并且将产品与贸易卖到全球。但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却受到民族国家体系的制约无法自由流动。（注意，第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这种矛盾并不明显）因此，本轮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的设计本身就是更有利于资本而非民众的，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民众而言皆是如此，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的带来的总体收益快速增长阶段尚可调节，一旦市场收益进入下行周期后，一切矛盾就将暴露出来。

不幸的是，这些内在矛盾的暴露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90年代末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开始不满于全球化，所有出现“锈带”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声音。21世纪前1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资本的选择空间变得更加宽广，而其国内的劳工阶层则成了这种转移的“代价”。

本轮全球化的运气也实在不好，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发达国家工人加入这场反全球化大合唱的进程。各种政治思潮的变化最终在2016年达到了顶点，英国选民做出了脱离欧盟的极端决定，高扬“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赢得了大选，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越来越大。政治底色的变迁破坏了冷战后在全球贸易体系内几乎已经被默认的贸易自由化共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放弃了全球化推动者的角色，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以各种方式破坏原本稳定的全球贸易、技术网络——如果全球化不是最有利于我的，那就宁可不要。这种思想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专利，事实上，全球化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几乎都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但坏运气还没有结束，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本就已经困难重重的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在疫情面前，能够充分协调和调动各种资源的民族国家成为民众安全最大的依托。民族主义再次彰显了它强大的内核，而全球协作则是如此的脆弱。在危机环境下，即是最乐观的全球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本轮全球化已经进入了退潮周期，我们也需要调整对于全球战略环境的理解。

如果对于全球化进程进行一个简单总结，应该会有以下几条：

第一，全球化进程并非必然发生的，民族国家体系对于全球地理空间的分割本质上是不利于全球化的，因此，全球化进程需要有强有力的推动者，也需要有足以弥合分裂空间的平行体系设计。

第二，全球化对于不同国家、阶层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它既有可能扩大国家间的不平等，又有可能造成国内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第三，全球化有独立的成长周期，会经历成长、繁荣、稳定与衰退等过程，当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国的力量进入下行周期，或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张力突破了体系所能容纳的极限，全球化进程都有可能出现中断或逆转。

第四，当前全球化进程已经明显失速，我们已经处于本轮全球化的退潮周期。而新的全球化周期的启动则需要新的动力与更加有效的顶层设计。

说到底，如果全球化进程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获得成功，要么保证所有民族国家都能获得较大的收益，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要么就需要民族国家体系做出改变。这两者实际上都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也无法长时段维持，所以全球化也很难摆脱周期循环的特点。在新的全球化周期启动之前，世界可能会在退潮阶段停留较长一段时间，而我们也需要熟悉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对战略环境造成的影响，从现实出发，更深地理解这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世界。

二    退潮阶段的国际战略环境

                                                               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恩格斯

快速扩张的全球化进程是过去30年来一切国际关系运作的宏观背景，无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还是国际权力的转移，甚至于频繁的经济危机都是本轮全球化进程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在繁杂的日常政治活动中，我们未必能感受到这种潜藏在诸多表象之下的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只有在某个长时段周期的结果呈现之后，才会理解它对于世界的宏观塑造能力。

然而，当全球化进程进入退潮阶段之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过去30年里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了，即便短时间内很多运行逻辑还会由于历史的惯性继续维持形式上的存在，但在新阶段里的国家行为逻辑、政治思潮、乃至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都将随着全球化的周期性变动转变它的形态。而这些则会造就新的国际战略环境。

1）回到19世纪的世界？

在全球化退潮阶段，因为全球的经济增长进入瓶颈期，主要大国之间将以最大的力量投入存量市场的搏杀，如何在有限收益中获得相对优势成为大国的主要考量。诸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案都将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有效的政策武器。战略互损将成为新阶段国际战略环境中的重要现象。世界将越来越变得像19世纪末，也许那时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阶段。

特别是原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由于其国内认知的改变，战略思路将从维持体系以获取超额收益转变为打压竞争者以确保霸权地位。说白了，当全球化的好处与霸权地位发生冲突时，几乎所有霸权国都会优先选择霸权地位，这也是人性使然，无可厚非。于是，大国竞争将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头戏，而整个世界话语体系也会发生新一轮更替，曾经那些在国际舆论中很少出现的粗陋话语将重新占据主流，社交媒体中将形成一个个信息茧房，理解与对话越来越少，各国的道德底线也将越来越低。我们无需对这些现象感到意外，人类在合作为主的状态下更倾向于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话语维护自己的形象，但在竞争为主的阶段，更容易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恶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形象实际上是你内心的反映。而所有参与者都不得不习惯这些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去适应这些现象。

2）区域化、集团化还是原子化？

全球化进入退潮阶段后，原本建立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平行体系无法维持，民族主义将以不同方式分解和切割全球化时期统一的资本和技术空间，这也可以看作是依托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力对于资本主导地位的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将发生在几乎所有维度上，技术、市场、供应链等原本全球化进程中已经跨越国界形成全球网络的关键要素都面临着“再民族国家化”的压力。“技术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过程的表现之一，而“供应链民族主义”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

这些要素被切割之后，也同样存在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以区域化作为全球化进程暂时的代替者，在地理、历史和文化相近的范围内继续探索更加合理的架构，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启做好准备。当然，区域化的前景也并非高枕无忧，如果世界主要大国在区域化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对抗等级，那么区域化也有可能走上集团对抗的路径，而人类社会在20世纪所两次经历的集团化对抗都是异常残酷的，这也是所有大国需要注意避免的结果。

当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我们也必须从最坏的结果出发考虑一些极端的情境。例如，由于疫情的影响，跨境人员交流与贸易迟迟无法恢复的情况下，各国为维持基本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国境内搭建起尽可能完整的产业链，国际社会就会出现原子化的趋势，它将会带给国际关系更多的变数。

3）科技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问句，我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提问者：“当然是这样。”

工业革命以来的漫长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谁是全球最先进科技的主导者，它就拥有了在全球扩展自身影响力与制度规则的关键资格——当然是否能成功另当别论。而当多个国家在科技水平方面处于同等层级时，围绕着前沿科技的竞争就不可避免。

科学家当然希望全世界所有国家能够形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投资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人类最初选择了民族国家体系主导的世界，这种理想恐怕是不容易实现的。人类的社会认知显然低于科学认知的水平，当代人类社会所选择的各种代议制体制也助长了以民粹主义而非科学精神主导政治活动的方案。最终科技也会自然成为民族国家斗争的武器。

当然，科技的探索与发展本身需要各种条件的支撑，这种竞争本身也考验这所有国家的治理能力与创造力，而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会为胜利者的治理方式提供合法性论证。这就是民族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的核心逻辑，胜利者的一切都会被赋予现代性的意义。在民族主义思潮压倒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科技竞争的结果几乎决定下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形态，以及每个国家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这几乎是每个大国的存亡之道。

我常常在想，在17世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选择另外的道路，如果历史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轨道，世界又会展示出怎样的形态呢？未来我们有机会找到一个足以取代民族的新概念，并且以它为基础建构起更加倾向于新的政治体系吗？

三   小结 

在结束之前我们需要回答第一段提出的两个问题，每一轮全球化有其完整周期，所以全球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走向衰退。在本轮全球化即将唱起它的最后一曲天鹅挽歌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与过去30年的黄金时代挥手作别，从而进入一个民族主义与大国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这个世界曾经借助全球化的力量由洛克文化向着康德文化迈出了一小步，但现在我们不仅收回了这一小步，甚至有可能向着身后的霍布斯文化倒退一大步，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作为上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我们并不会喜欢这样一个新时代，但全球化不会因为我们的怀念就停下告别的脚步，我们只有尝试借鉴更多的历史经验，去适应这个并不美好的新时代。

最后有两个问题，新一轮全球化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重新启动？新一轮全球化要以怎样的方式建构平行体系才更为妥当？本文已经没有篇幅，我们留待下回分解。

原文链接

文献来源：新民晚报，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