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了2016年全球贸易统计报告。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2.1万亿美元，进口额为1.6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地位，而美国则在三年后再次超过中国成为货物贸易总额第一大国。尽管全球货物贸易已经难以重现21世纪头十年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辉煌时代，但它仍然是衡量全球经济的重要指标，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对于中美这两大经济体来说，排名孰先孰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从中探察出全球经济贸易变化发展的动向。可以说，这一变化恰恰是中美两国正处于不同经济政策和增长周期的直接反映。中国处于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速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阶段，美国则正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稳健回升阶段。

        在影响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因素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汇率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强势美元一方面提高了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内部跨境贸易又较少受到汇率波动影响。

        在生产能力方面，中国正在努力消除传统产业过剩产能，鼓励以“互联网 ”为核心的新型服务产业发展；而美国在危机后开启制造业重塑进程，由苹果、亚马逊、谷歌等创新型企业所带动的制造业产品升级也为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引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资成本方面的劣势。总体来看，中美两国自身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对于全球经济未来的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正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会晤令全球瞩目的原因。作为会谈的成果之一，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会晤期间，双方启动了外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重点讨论了机制运作方式和工作重点。

        就全面经济对话机制而言，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Wilbur Ross）特别提及双方达成的“贸易百日计划”，其核心在于减轻双边贸易失衡，降低双边贸易巨额顺差/逆差，美方特别关注的是2016年3470.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事实上，这种调整进程在双边贸易中已经开始。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2月，中美贸易额 330.1亿美元，同比上升7.0%。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12.9亿美元，同比上升37.9%；对美出口217.1亿美元，同比下降4.2%。中方顺差104.2亿美元，同比下降28%。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正处于降低过剩产能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国内快速增长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将导致经济和产业更大程度的国内导向，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边贸易账户的严重失衡未来将逐渐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短短百日之内，双方更应着重中美双边贸易的长远规划以及各自对外经贸法律制度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还应注意的是，中美双边经贸相互依赖度也在日益增加。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5785.9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157.8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0%；美国自中国进口462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1%。中国是美国货物产品出口第三大市场，而居于前两位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缔约方。

        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2015年和2016年农产品出口价值分别达到200亿和210亿美元。这些都充分说明美国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即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为美国批发和零售业提供了稳定的供货来源，而如果美国国内目前讨论的边境税付诸实施，这一长期存在的供应链就将遭到破坏，商品供应货源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可能引发美国消费市场的产品安全问题。

        因此，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恰恰体现出“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道理。习近平主席此次赴美访问，双方确立了合作协调机制，为双边关系增添了更大程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可以说为全球经济和企业界送来了一粒“定心丸”。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掉以轻心，忽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隐藏的威胁，特别是美国新政府在处理经贸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更加严苛的态度。近期特朗普总统颁布的两项总统行政令就体现出这种态势，其中一项要求美国商务部与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严重贸易赤字问题定期提交综合性研究报告，另一项则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加强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管工作，可能会要求一些涉及欠缴这两项贸易救济税的企业提供资金担保。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份发布《2017年外国贸易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足有20页，内容包括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商业机密、鼓励国内企业创新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励政策、银行电信等服务贸易产业市场准入以及电子商务贸易障碍等诸多方面。

        可以想到的是，这份报告中列举出的种种所谓限制措施或不公平贸易制度，必然将在“贸易百日计划”以及全面经济对话进程中不断被提及。这也许说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和要价方面会更有针对性，尽管该报告中的许多问题在上一届政府谈判中都有涉及，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人以及其内阁中主要成员如商务部长罗斯及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于贸易问题所投入的关注和做出的表态，涉及经贸领域的谈判未来肯定不轻松，需要双方持续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救济调查方面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和标准。2015年美国国会制定《美国贸易优惠延长法》，进一步增强了贸易救济调查机构的职权。其中所谓“特殊市场状况”的规定值得特别关注，该法律规定，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进程中，如果存在特殊市场状况，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有权采取其它计算方法来核算生产成本，这一规定与中国入世时所承担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限制条款非常类似，但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经济体，因而可以更为广泛地加以适用。

        在最近一起涉及韩国出口石油钢管的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管理局采纳了美国国内钢铁企业的意见，将韩国产品使用中国廉价钢铁原料视为一种特殊市场状况，在其裁决中将反倾销税比例上限从16%提高至24.9%。事实上，已经有人建议用这一“特殊市场状况”来替代“非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一方面形式上履行2016年12月11日终止“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义务，同时又实际上保留该限制规定所包含的以“替代国”计算生产成本的方式。

        鉴于中国出口产品一直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针对的主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就此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需要特别关注。尽管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日益降低，但是可能将会代之以更高频率和更大幅度的贸易救济措施，我们需要警惕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的趋势。

        总体来看，随着中美之间新的全面经济对话机制逐渐成型，有关双边经贸关系以及经贸纠纷的讨论将具有更大程度的可预见性，这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当然，要进一步确保这一关系的持续稳定，中美两国政府应该继续进行双边贸易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双方已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过充分的谈判和讨论，其中核心的“负面清单”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原则都已得到普遍接受。未来两国政府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启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双边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必须要经由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安排才能彻底消除，并且这种双边经贸协议和安排的达成也必然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文献来源：观察者网，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