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新中国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调整，中国妇女事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中国学者在参与国际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中，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女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根源以及改变这一状况的合理路径。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批判理论及后现代主义有很深的渊源。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理论意识到，由于人类长期处于父系社会中，构建社会的主流理论及制度性安排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男性的视角，而女性则处于被边缘化、被定义的位置。

        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平权行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女性平权并不是要制造或加剧性别对立，而是从性别角度破除强权关系。追求性别平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应该得到男同胞们的支持。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积极地参与世界妇女运动。1980年，我国签署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5年，中国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了促进全球性别平等的纲领性文件《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2015年，我国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全球妇女峰会，14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201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20周年，我国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不懈努力。白皮书指出，20年间，中国妇女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涉及妇女与健康、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妇女与婚姻家庭、反对家庭暴力、减贫减灾等诸多领域。

        第三，中国女性已更广泛地活跃在全球事务中。我国2019年发表的《平等发展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指出，1982年至今，中国代表九次当选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妇女有近千人。截至2018年10月，中国有女外交官2065人，占外交官总数的33.1%，其中女大使14人、女总领事21人、处级以上女参赞326人。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国际舞台上的风采和力量。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与世界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女性面临着新的国内外环境，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其新的使命。从国际关系和外交角度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思考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会对中国女性产生什么影响？会加重中国女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还是减轻这种负担？如果加重了这种负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中国女性及妇女组织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中国女性在参与全球事务中已经展现风采，但显然还有更多可以上升的空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可以提什么主张？

        第三，中国女性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可以提出什么新的视角或理论？

        第四，中国女性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中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

        总的来说，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女性学者应该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职业女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表现出更多的突破性，以往的很多经验可能不再适用，我们要有意识地摆脱路径依赖。

        其次，这些变化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不仅是我国国内发生了很多变化，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需要结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去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

        第三，这种变化将发展得很快。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慢生活”虽然被很多人向往，但是在工作中快速反应可能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所以，在当前的环境下，职业女性可能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社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国家也在不断壮大，当代中国女性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我们也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作出更大贡献。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