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需要辩证和动态地看待与应对。我们不仅要界定中国外交的主要风险挑战，而且还要有正确的应对思路，甚至还要有破解的方案预案。

看不到机遇就是风险和挑战

    根据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能只讲条件机遇而不讲风险挑战，也不能只讲风险挑战而不讲条件机遇，因为两者都是片面的。所以，看不到条件机遇或看到而不能善加利用者本身就是风险和挑战。    但就中国外交未来一个阶段的机遇而言，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1、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向和治理方案等代表着时代潮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已经从外交的形式和方式上升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原则和发展目标，中欧在多边主义共识上明显增加。

2、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同美国除外的主要大国的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与欧洲和日本关系相当突出），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向纵深发展，中国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观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3、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三大趋势具有指标性意义。其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蔚成大势，其地缘经济意义促进了地缘政治意义。其二，中日韩与东盟共同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体现出亚太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企稳向好。其三，《南海行为准则》（COD）的里程碑式发展，与新加坡关系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环境。

4、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科技创新是中国外交的两大支撑和优势。中国经济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过渡阶段中，将继续十余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态势。中国的科技创新将在美国的打压下继续维持强劲发展势头，有望在不远的将来进入世界科技第一梯队。

5、在重大难点、热点和突发事件方面，中国凭借体制机制优势，也有机遇可用。如美国朝野内讧、政治需要和经济困难是中美经贸谈判的机遇。

风险的认识、预见和规避

    中国外交在伟大民族复兴和成为全球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充满风险和挑战，没有这样的认识，就可能犯颠覆性和历史性错误。但是，许多风险又是可以认识、预见和规避的，因而通过努力能够做到“趋利避害”。

1、风险的不可知性和可知性。风险的不可知性是绝对的，但可知性是相对的。中国外交和其他工作一样，要在不可知性中探索可知性，在经验积累、叠加和升华中逐步增加可知性和减少不可知性。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在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和不可知性的前提下，通过步步为营和稳扎稳打而规避了许多国家在金融风险中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损失，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损失、印尼和阿根廷的政治动荡、美元和欧元受到的严重冲击，这对我们在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时，“思想快一步，行动慢半拍”不乏是应对良策。

2、很多风险是可以预见的。在百年巨变中，中国外交必然会有来自美国西方的战略打压，有关国家政府和政策嬗变的战略挑战，十九大强调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等。我们要在不可预见性中逐步增加其可预知成分，从而提高对世界可知性的探索和认识。

3、有些风险是可以规避的。在预见到风险的基础上，还要形成规避风险的战略思路。当年，毛泽东通过“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规避了苏联对我的安全压力。邓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成功规避了美国西方在苏东剧变后对中国的某些战略打压。当前，政府主导的中美贸易谈判获得了阶段性成果，规避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尽管如此，有的风险还是不可预见、不可规避，更不用说成功应对了。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和合理处置。

化险为夷需要实践和理论自觉

    外交具有强烈的实用和应用意义，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增加经验和升华理论。因此，指出和讨论外交风险只是手段，应对和破解挑战才是目的。在党中央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该而且能够在外交上逐步做到化险为夷和转危为机。

1、借鉴中国应对外交风险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外交在历经70年的挑战和风险中始终屹立并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夯实国内基础。毛泽东依靠革命累积的国内民心基础而能勇对美苏战略压力，党依靠改革开放累积的国内民意基础而突破西方的“制裁”。之后，党和政府依靠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而成功应对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

2、总结中国应对外交风险的当代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面临全方位和多领域的挑战和风险。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在应对挑战和风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政治和战略上强调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在经济和科技上强调发展自己和顾及他方，在思想和文化上强调坚定立场和内外兼顾，在社会治理上强调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方向。

3、加强中国应对外交风险的理论建设。中国要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应对外交风险的理论建设中要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增强相关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一要厘清概念和准确界定，把握中国外交风险的内涵和实质。二是加强层次递进和中外互动的风险理论建设，在加强自身风险理论建设的同时，要重视研究国外的各类风险理论，探索两者互动的趋势和规律。三是确立应对风险的战略思想，强调全面、辩证、交叉、动态的内在逻辑关系，打通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任督两脉。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SIISS”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