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亚太各成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同理，思考和应对疫后全球卫生治理问题也应尽早地提上议事日程，不仅争取抗疫防疫的更大胜利，而且还能推进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一、全球性挑战及其对治理体系的需求。

  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交替时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催生着全球治理体系在组成的行为体、面临的主要议题、规制的原则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并努力在新形势下登上新的台阶。第一，组成的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后者的数量和作用的增加正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第二，面临的主要议题。一是主要议题的拓展，高政治不再是唯一的议题。二是议题的交叉和交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当前疫情。三是未来议题的前移，如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出现。第三，规制的原则机制。就原则规范而言，新的倡议，西方的保护责任，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机制而言，仅联合国就在延伸，从安理会到人权理事会，从千年计划到2030年议程，从托管委员会到世卫组织等。

    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非领域因素干扰。

  疫情冲击是次大的“出错试验”，至少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的以下短板：第一，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需要超越本领域的全面思考。当前，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政治安全因素突出，需要我们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非专业因素予以更大的关注。近两年来，国际合作抗疫防疫深受非医疗卫生因素的干扰，特朗普政府的退群、疫苗霸权主义和台湾当局的浑水摸鱼等令人深思。因此，及早考虑政治、安全、社会等诸多因素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非医疗、非卫生”等因素的干扰。第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置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大框架下予以认识和应对。在此，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主席9月21日在联大发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在此基础上，努力缩小人类社会日益提高的公共卫生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差距。第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与全球治理总体建设协调进行。当前，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上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往往只能权宜应对，流于治标而不能治本，世卫组织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下左右摇摆而莫衷一是，难以与全球总体治理协调一致地共同向前。

    三、中国国关学界的使命和担当。

  及早战胜疫情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中国国关学界也应有使命观和担当感。第一，中国国关学界要有参与感和行动力。中国国关学界要增强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以专业为抓手，以公共卫生治理为平台，进行深入和延伸研究，加强案例分析，积极发声和主动引导，在抗疫防疫中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全球总体治理的伟大建设并作出相应的贡献。第二，中国国关学界要推进交叉学科研究和跨界联合行动。在国关学科自形成独立学科的百年里，它主要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区域化和全球化等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今天，国关学科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科技革命与经济金融、社会变迁与未来发展等多维多重结合的新议题新任务，因而需要交叉学科和跨界研究。第三，中国国关学界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在本次的抗疫防疫中，中国医学界的杰出代表钟南山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的话语权，中国国关学界要以此为榜样和动力，争取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并且在规范、规制和机制建设等方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为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卫生治理”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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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