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201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外交学院的专家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一起探讨，以期对当年国际形势的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路。现将有关观点总结如下：

国际形势大趋势与中国外交

一、2012年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但也有不变的一面：
（—）权势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大趋势不变。尽管存在波折，但这是一种结构性、历史性的大变革。一般预期到2030年左右，东西方或者说亚太与大西洋之间力量大体均衡的局面将会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会激发出许多冲撞。2012年这种冲撞体现出变的一面，即西方将较长期处于经济衰退或者说复苏乏力的局面，这对国际权势转移大趋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西方国家、新兴大国软弱的国内政治领导力与强势的经济保护主义结合。2.国内经济长期处于复苏—衰退的过程，从而造成产业、资源民族主义盛行。3.地缘战略与隐性经济战结合，中日在钓鱼岛争端上的表现就是例证。新一轮经济保护主义被再规制，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概念被重新界定，这一过程将十分激烈，并扩散到实体产业中。华为、中兴遭到起诉，背后就有一股以思科为主导的很强的经济力量在推动，博弈的方式已经由原来的温文尔雅转变为赤裸裸。这将影响未来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战略调整将有很大变化，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长时间经济衰退，西方国家从制度上迟滞力量向非西方转移的动力越来越强，甚至并不是政府能控制的，而是发自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体制的，反应将越来越强。
（二）大国的竞争合作关系大体上不变，但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以竞争性共存概念来规范。如中国与西方国家，德国与盎格鲁萨克逊的英美间深层次的矛盾；在中东问题上，中俄为一方、美国与西方为一方对峙明显；在亚太地区的中日对抗等。
（三）亚太地区求稳定、求发展、求繁荣的强烈意愿大体不变。2012年围绕地区传统安全的冲撞使亚太区域秩序建设进入“拐点”。在安全问题上，中日由传统的模糊的安全困境式的互动升级为日益清晰的战略威慑。国内政治由传统的反应型、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升级为进攻型民族主义的趋势上升。经济上，亚太地区经济架构与安全架构分离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拐点是循环向下还是朝别的方向，需要继续观察。
二、中国外交“三大能力”的提升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需要提升“三大能力”：
（一）管理能力：对“斗而可能破”风险的管理能力，对大国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的管理能力，面对地区统合与分化力量同步上升带来的风险加剧、安全碎片化、资源民族主义的管理能力，以及管理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外交运筹空间挤压的能力，都要提升。。
（二）塑造能力：1.利用危机，化危为机的塑造力。2008年金融危机、黄岩岛、钓鱼岛问题的应对都展现出中国外交这种塑造能力，但仍有提升空间。2.对国际舆情的塑造能力。首先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把向型的舆论塑造能力。在钓鱼岛问题上，西方舆论一边倒，对我很不利。其次是长期的理念、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力。这需要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并非一日之功。3.地区秩序塑造力，特别是对地区架构的认识和对地区的定位。
（三）保障能力：包括与中国海外利益扩展相伴的对国际公域运行的保障力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

美国与中国外交

一、美国管控国际权势转移进程及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
2012年中国面临的外交危机一波波出现，不论是黄岩岛、钓鱼岛问题，还是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起诉都呈现这种趋势。根本原因来自美国对中美权势转移的管理及其他亚太国家希望从这种管理中渔利。
（一）美国对权势转移管理的设想。美国内对实力衰弱已基本形成了共识，对权势转移管理的目的在于有效延长美国霸权、维护美国的超级地位，同时也有在无法延长时为后美国霸权时代做准备的考量，是一箭双雕的战略。而中美权势转移处于管理的核心地位，美国有一整套的措施，并且在管理过程中将持续对中国持不公正的立场。
（二）美国对中美权势转移管理的设想错误。原因在于：1.将历史经验简单化，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威胁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始终是在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2、简单的把中国的经济优势等同于战略优势。3、只强调中国的优势，而对自身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避而不谈。根据权势转移理论，当挑战国实力为霸权国实力的80%—120%，即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状态时，霸权国才应该对权势转移进行管理。而中国近年来实力增长更多是因为货币汇率变化因素的影响，在中美权势转移尚未实际发生时进行管理，美国是在构筑防火墙。
（三）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中国对美国的管理不能被动、个案的应对，应尽早做战略准备，分步推进：1.在中国的实力达到美国的40%—80%时，仍要坚持韬光养晦，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应该使美国转移注意力，认识到权势转移是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至少是美国向新兴大国群体的转移，不要只针对中国；应把南方国家作为中国的新身份和意识形态基础，打破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困境，大力开展南方外交；面对美国建立的“软性同盟”（soft alliance），要使中国与其危机稳定，可控。2.在中国的实力达到美国的80%—120%时，中国应该积极有所作为。这时要努力管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美国合作，力争使后美国体系相对开放；加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3.在这两个阶段衔接时，重点要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管理，从选择性有所作为迈向全面有所作为，由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转向关注战略性和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东亚、亚太与中国外交

东亚整合存在两个忧虑：一是东亚局势现状与东亚区域整合的外交努力背道而驰；二是现阶段政策的执行与战略选择取向背道而驰。
目前东亚依旧分裂，东亚悲剧仍旧存在：西方对东亚地区由统治到主宰再到主导，干预东亚事务，域内国家对自己事务没有决定权的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干预依旧是强权政治与霸权逻辑的体现。
一、东亚一体化趋势与美战略再平衡之间的关系
前些年，趁美国被困在中东、中亚之际，东亚一体化（10 3）推动得较为顺利。但美国一直未忘记东亚，认为东亚一体化趋势对美国构成了结构性威胁。美国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重返亚太、转向亚太。但因太强调亚洲而无法向其他盟友交代，因此美国提出全球平衡，并在东亚、亚太建立起再平衡的架构。美再平衡在亚太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和海洋上：1.美强调“无缝太平洋”，强调美国对亚太的主导，淡化东亚观念。2.美加入东亚峰会（EAS）解构东亚秩序，分裂东亚国家，力图形成一种海洋东亚与大陆东亚的对抗，实现离岸平衡。
二、美国如何实现战略再平衡
（一）政治安全上强化多边体系。1.发展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如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印尼关系。2.提升军事战略，空海一体战，形成从空中、海洋、网络到外层空间的纵向网络，与睡莲战略（同盟友形成的横向网络）相呼应。美国已形成以美军为基础、盟国为轴心、战略伙伴为侧翼的布局。
（二）经济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解构东亚。
三、东亚区域一体化面临的困境
（一）美国的介入和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国家造成困惑：是继续推动东亚合作已有的框架，还是追求各自绝对的国家利益？
中国的崛起对东盟国家造成很大压力，有些东盟国家如越南，急于现在同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美国对该地区的介入、支撑，使相关国家获得了信心，而美国也得到了解构东亚的良机。现阶段，东亚国家对显性（领土）、绝对的国家利益的追求有反思，但在美国介入下仍是首要选项。美介入使日本倾向发挥特殊作用，离心倾向增强；韩国虽然从东亚区域一体化中获利，但在半岛问题上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增强，目前更重视半岛而非东亚。
（二）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领导权问题。虽然地区国家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东盟并未扮演好驾驶员的角色，对东亚合作向何处去并无计划，只在乎驾驶员的虚位。
四、中国外交的政策选择
中国近十年来推动东亚一体化战略目标从长远看是对的，尽管面对困难，但仍应不遗余力推动，努力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新华夷体系的担心。
1．欢迎美积极参与，反对其消极介入东亚合作。亚太地区合作当前呈现“双核”特征，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合作与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合作。可利用东亚峰会（EAS）为平台，搭建起大国平衡的架构。
2．中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貌似与东亚合作的大战略方向相反，但也可以此为契机进行战略迂回，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发展。
五、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对日政策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中美日三国问题，包含证据和政策两个层面。
（一）美国政策与依据：1.美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是有法律根据的。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冲绳主权问题被搁置，应由战胜国协商决定。美虽曾受联合国委任托管，但无权处理冲绳主权问题。2.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因为当前钓鱼岛处于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3.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二）日本政策：从1972年默认存在争议到目前政策有微调。日本以前虽然没有承认有争议，但不允许登岛，不改变现状，现在似乎想改变现状。调整的原因是日本国内鹰牌和鸽派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
（三）中国政策：也有所调整，提出要日本正视现实（需要明确界定，更多可能指我巡航常态化），承认争议（有可能），纠正错误（几乎不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中日副部长级谈判已经在预热）。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