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安理会认定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的一纸决议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大动肝火，竟令他前所未有地决定暂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中12个国家的工作关系。但是明眼人都清楚，真正触到内塔尼亚胡痛处的是美国。正是美国一反常态地投了弃权票，才让这一决议顺利通过。内塔尼亚胡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也毫不掩饰地发泄了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和愤怒。由此，我们看到眼下许多评论大多集中在此事对美以关系的影响。

        有不少分析指出，美国的这一举动突显的是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个人之间的深刻矛盾，认为内塔尼亚胡一直以来就对奥巴马的中东政策 “耿耿于怀”。去年3月，内塔尼亚胡因为不满奥巴马的伊核政策而刻意绕过白宫到美国国会发表批评伊核协议的演讲，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奥巴马曾希望在任内制定出实现巴以和平的基本框架，使之最终能够成为其外交遗产的一部分，但内塔尼亚胡显然不愿配合奥巴马的计划行事，使得奥巴马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始终难有所为。因此，美国罕见地在涉以决议上投弃权票被一些舆论认为是奥巴马在离开白宫前对内塔尼亚胡的报复。

        也有分析认为，美国下一任总统特朗普在还未正式上任之前就已经表示要在许多内外政策上与奥巴马政府分道扬镳。安理会决议通过后，特朗普也在第一时间表示，华盛顿应该动用否决权封杀该决议，他在上任之后将调整美国在联合国的政策。此前，特朗普还提名亲以色列的戴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并称弗里德曼会“保持美以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弗里德曼曾明确支持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因此，奥巴马的这次弃权也被认为是给特朗普定调，增加其改变相关政策的难度。

        上述分析不无道理，但是过于强调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事实上，近期对于美国未来对外关系可能变化的分析似乎都有突出特朗普个人因素的现象，似乎只要特朗普一上任，一切都会在他的掌控之中，世界就会随着美国的节奏跳舞。这样的舆论氛围，很容易让人忽略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已经不能像曾经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的基本事实，也会让人看不到其他各种反特朗普因素对他同样有着强大的制约力。就此次投票事件而言，且不说内塔尼亚胡做出的这种近乎荒诞的情绪性反弹甚至连以色列国内舆论都觉得不靠谱，以色列《国土报》就认为，联合国2334号决议完全是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失败”。就是作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其在候任期间发布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将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数真的还难说。很大程度上，特朗普只是在释放各种试探气球。

        此外，将美国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活动仅看作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也有失偏颇。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阿拉伯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美国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总体上偏袒以色列，还不惜为此失去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但毋庸置疑，自美国决定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起，美以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在逐年增多，而定居点问题就是其中经常引发美以龃龉的一个导火索。美国前总统布什当年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遇到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计划。布什曾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修建新的定居点，同时拆除未经授权的定居点，甚至还以威胁暂停对以色列的军援来对其施压。以色列方面虽然有时会迫于压力而暂时搁置定居点计划，但一有机会就重新启动，定居点问题也因此成为巴以和平进程受挫夭折的主要原因之一，让克林顿以来的一心想要在巴以和平进程上有所建树的历届美国政府难堪。

        由此可见，美国对以色列坚持修建犹太定居点计划的不满实际上由来已久，在这个问题上的忍耐度也越来越低。这已超越了美国某个总统的个人立场，而是关系到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力和影响力以及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誉。只要美国依然想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那就必须迈过定居点问题这个坎，如果以色列坚持不改变相关政策，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影响美以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当然，特朗普上台完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持更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但他将为此让美国付出代价！美国肯定会进一步失去阿拉伯人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信任，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力和影响力将进一步下降。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已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俄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回升；欧洲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已经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许多国家都已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美国在中东的一些传统盟国都不同程度地对美产生不信任感，更多中东国家开始实质性地实施东向战略。特朗普上台后若真要如其在选举期间宣称的那样，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无疑会在中东地区引发新一轮反美浪潮。特朗普曾威胁上台后要撕毁伊核协议，但这岂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现在欧洲各国已经开始纷纷登陆伊朗市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又怎肯坐看商机旁落？    

        需要指出的是，美以特殊关系是冷战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地缘政治生态下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地区还延续着冷战的状态，冷战思维依然主导着主导中东的政治风云变幻，这也是美以特殊关系一直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但是近十年尤其是中东变局以来，国际形势以及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开始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美国中东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朗，构建一个由中东主要国家形成的互相制约、相对平衡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的想法正在浮出水面。伊核协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成的。这表明，当年构成美以特殊关系的政治环境要素已经有所改变,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基础已经开始出现松动。

        特朗普显然希望继续保持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但美国国内对此早已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争论的焦点是，究竟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资产，还是美国的战略负担？以色列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前者认为美国与以色列合作完全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利用以色列为美国中东战略服务，但双方并无特殊关系可言。后者认为以色列的成功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特殊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损害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观点将美国历届总统对以色列的支持解读为他们向国内政治势力屈服的结果，将冷战中许多阿拉伯国家投向苏联阵营视为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必然后果，认为美国过去事事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导致了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不仅阿拉伯国家，国际社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认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这不但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望，也增加了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困难，助长了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是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困境的症结所在。除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之外，目前更多人认识到以色列在美以关系中的两重性同时存在，认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成本和获益中寻找一种平衡，而实际上，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在做的就是这样的努力。

        笔者在2006年6月出版的由本人主编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一书中曾经对美以关系做过如下预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任何政策变动，不会根本动摇建立在战略利益之上的双边关系。美以经长时间的建构和发展形成的特殊伙伴关系机制也会在相互关系出现裂痕和问题时自动进行修补和调整。但从长远看，随着美国的民主改造中东战略在中东的不断推进及中东地区政治生态的最终改善，美以关系或许将从此开始从特殊走向平常”。如今来看，不管特朗普将在何种程度上修复和改善美以之间的关系，甚至让这种关系短时间快速升温，美以由特殊关系走向正常盟友关系的这一刻似乎正在到来。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