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系因时因势而异，中美关系也不例外。中美关系是个经常性受到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然如以发展和变化的视角去分析，每一次当有新的理解和认识。由于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因此更需要从全球、地区、双边和次国家等多个层次并将其置于各个领域予以观察和分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潮流，进而塑造积极、全面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一、时势变化和潮流趋势
        （一）全球层面变化
        中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因而需要从全球层面上分析中美关系。与此相关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多方位的重心转移。本人在数年前曾指出，当前世界力量变化导致了“四势群体”的出现，即由美国、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成的“守势群体”，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组成的“得势群体”，由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组成的“失势群体”，还有处于劣势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即“弱势群体”。由此可见，我们正处于国际力量新一轮的组合过程之中，其表现形式是国际体系的重组。[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轮国际力量变化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思想和制度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在金融危机过程曝露于世，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模式成为有别于西方的选择。
        其次是西方的跨大西洋联盟和非西方的金砖国家的两大机制变化。西方国家的领头羊是美国，尽管它已经进入相对衰退时期，但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危机中具有相当的自我修复能力。由美国引领的跨大西洋联盟正在重新界定其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北约在利比亚的举动即是近例，表明跨大西洋联盟正试图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继续维护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金砖国家的机制化则体现了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形式和新内涵。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群体，金砖国家内部还存在某些差异，需要增进群体性的原则、目标和规划等方面的谋划，而且还要形成与美欧共处的共识。但是，作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得势方，金砖国家群体的作用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其三是国际议程及其性质的变化。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既有诸如战争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更有内容广泛且问题尖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挑战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北非西亚当前形势对我们理解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实质不无启示，其中的许多新现象，如突发的街头行动、无领袖的群众运动、瞬间同时的信息传播、社会传媒的巨大影响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新问题，也是新挑战。
       （二）地区层面变化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美关系中的“地区层面”主要指亚太地区，但现在它有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依然是最重要的互动平台。中国是最重要的亚太国家之一，在其战略布局中周边是首要。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美国在本世纪头10年里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东地区，目前奥巴马政府试图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重新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首次出访亚洲时就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的变化更剧烈，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命运也在这一变化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洲的未来与美国国家利益休戚相关”。[2] 一些亚太国家从平衡大国关系的立场出发，也力图在本地区拖住美国。如时任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声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战略关系日益复杂，东盟的共识是美国在东亚依然是不可取代的。[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自2010年起对南海问题表示了特殊的关注，使其成为中美两国互动的新焦点。总之，在中国、美国和一些亚太国家的相互评估和作用的过程中，这组多边关系正进入新的碰撞期和磨合期。
        第二，中美互动的平台正在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拓展。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地区性组织和论坛内外，中美两国互动日益加强。而且，尽管中美对（在）上合组织（SCO）、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等组织机构上的认识存在差异，但讨论也在增加。中美互动的地域不断扩大，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
        第三，中美在其他地区的互动也在增加。2011年元月，中美首脑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支持欧洲领导人为增强市场稳定性和促进可持续长期增长所做出的努力”。[4] 这是两国以正式文件的方式首次提及欧洲，表达了两国对欧洲经济和主权债务问题的关注。中美两国关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战略分对话已经进行了数年。中美两国对亚太以外地区问题的关注是两个全球性大国互动的新发展，其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三）双边层面变化
        自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究其原因，双边及各自内部因素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中美双边日益密切，但冲突点也随之增多。纵向而言，两国已经在中央/联邦、省/州、地方及至社区层面上都建立了机制性的联系。横向而言，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和深入。中美在功能性和议题性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从单向朝着双向发展，即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影响。中美对话机制建设已经呈常态和稳定趋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等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2011年起还新增了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等平台。中美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已经从贸易向金融、财政和就业等政策方面发展，两国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也在深入。
        但在双方关系日益密切的进程中，中美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新的变化。首先是美国经济困难，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信誉受损，政治内耗严重，奥巴马政治前景不明。以上因素通过各种途径正在向美国对华政策传递，其负面影响正在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在加强亚太存在的同时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及南海问题发难。美国国务卿克林顿2010年7月23日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示，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为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有意主持召开国际会议。[5] 一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柯庆生撰文批评中国外交放弃韬光养晦并变得咄咄逼人。[6] 两国相互舆论中指责对方的声音放大，各自的意象问题突出，相互间战略信任赤字增加，双方在在哲学、宗教、文化和国际体系观等深层次的矛盾更加突出，进入了改善关系的深水区和困难期。
二、乘势调整和造势建构
        （一）年内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调整任务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高开低走。经过了良好开局的2009年和曲折多变的2010年之后，2011年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经济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在金融危机复苏乏力和经济困难众多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两国要在加强经济平衡、增加就业和金融安全方面继续努力，使两国人民真正感受到中美关系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和实惠。
        军事领域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往往后于其他领域的发展，但却是警示对方的先行。中方将美国阻滞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问题归结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美对台出售武器；美舰机对中国近海实施大范围、高强度侦察；美国内的歧视性法律，如一些法律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军交往领域等。[7] 双方元首已经决定要在恢复军事安全对话方面做出共同努力，中美军方也有所动作，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1月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于5月访美。但在2011年，美国还将售台武器，中美在海洋安全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中美军事交流能否稳定持续依然有待观察。
        政治和外交方面需要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2011年元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取得重大成就，两国关系开始走上正轨。美国副总统拜登已于8月访华，习近平副主席在此后也要访美。两国高层往来的势头为中美关系注入了动力，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总体气氛。但是，美国在2011年已经拉开了大选的帷幕，中国也在迎接十八大的召开，两国的政治重心内移，双方让步妥协的余地有限，在此背景下处置中美关系更需要全面平衡和稳妥。
        （二）今后五年的阶段性任务
        今后五年是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的五年，需要在两国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出阶段性目标，即“三个相互”的目标。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平等和互利共赢。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制权方面也有明显的提升。但是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关系困境，避免国强必霸的历史旧轨迹。对于美国来说，挑战更大，因为它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尊重中国与平等待人。随着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只有在稳定美元、保障债券安全、平衡财政、稳定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实际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中美经济互利共赢。
        在地区关系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包容。在亚太地区，中美并不一定是此涨彼消的零和关系。一方面，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拥有重要利益和具有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加强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发挥了中日韩和东盟地区合作为主渠道的作用，推进了地区互联互通的管道。另一方面，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行为体，缔结了五对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开展了其他的军事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一些地区国家也需要借助美国平衡中国。在新形势下，中美都要承认客观现实，奉行开放的地区战略，实施相互包容的地区政策，才能使亚太地区成为中美良性互动平台。
        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支持或至少相互容忍。当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挑战。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南亚地区稳定、打击亚丁湾海盗、处理金融危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的共同努力中，实现了双赢和多赢。但是，中美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网络安全、外空安全等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出现对立。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形成的事先沟通、事中磋商、事后交流的机制延伸和扩展到其他全球性问题上，真正做到相互支持，或至少不进行公开对抗。
        （三）中长期的造势建构任务
        在今后数十年里，中美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时应当登高望远，不仅要乘势而上，而且更要造势建构，为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营造更加良好和有利的环境。
        首先，夯实国内支持基础。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主权国家还将是国际体系的最基本行为体，也是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夯实国内基础是发展双边关系的保障。一是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两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继续保持贸易、投资、就业、金融、文化和教育交流势头，争取两国各阶层的支持。而且在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慎言谨行，照顾对方;二是在新形势下调整各自心态。中国在拔地而起的时候要继续保持平和的心态，自我定位要准确。美国要言行一致地“欢迎中国崛起”（奥巴马语）[8]，少点失落感，多些平常心，更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防止中国做大做强的基础之上;三是扩大民间支持基础。中美两国政府的对话机制约有70个之多，但同中美关系的巨大任务相比还远远不够，需要扩大民间的参与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建设性作用，提高稳健力量的话语权，从而使发展中美关系成为主流民意并反映在两国的相互政策之中。
        其次，推进体系机制建设。和平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转型凸显了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中美两国不仅需要继续增加各种机制的有效性，而且更需要在应对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美在地区问题上尚未能共同推进安全合作机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同盟和伙伴关系的界定也很不一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更存在认识分歧，在国际机制问题上，两国还需要寻找新的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突破点。总而言之，在今后几十年里，中美两国需要在国际和地区机制的建章立制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在磨合中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和重组。
        最后，在价值观上求同存异。中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增加共识的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中美都需要继续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又需要增加全人类利益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时期的共同价值观。例如，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以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地区主义等，是中美相对容易达成的新价值观。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后，开始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并在尊重中国的基础上加强双方的磋商，这些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两国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存量共处，增量共塑”，即各自坚持传统原则立场，但在应对世界新挑战时努力达成共识。
三、简短的结语
        2012年2月，我们将迎来尼克松首次访华和中美关系解冻4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走出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宽广大道，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9]
        为了开拓这一大道，中美领导人在40年前以战略家的胆略、政治家的远见和外交家的艺术打开了两国交往之门。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展望今后4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的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但如果我们能够把握机遇，能够化危为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那么中美两国就能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使建设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并惠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文献来源：《美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