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正在发生大变革、大调整和大变化；中国也处于从地区性发展中大国向全球性大国、乃至世界强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中国外交的任务更具挑战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更具迫切性。但是，当前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大大滞后于实践发展，因此亟需切实增加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以理论指导中国今后的对外关系，并使之融合于国际主流外交理论之中，从而成为推动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潮流向前的动力。

一、中国特色外交及其实践自觉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也是检验理论的主要标准。中国特色外交及其理论建设主要应由中国外交的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承担。
        （一）中国的特殊国情。外交系指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而进行的对外活动。[1] 数千年的中国外交既有古代的辉煌,也有近现代的彷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以来60多年的外交在取得无数可圈可点的成绩的同时，也不乏值得反思和反省的教训。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特色外交。第一，中国是拥有数千年传承的文明古国，但在近现代饱受列强欺侮，直至今天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因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珍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虽然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离世界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外交在能力和目标间存在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在信息化时代又转化为国内要求对外示强示威的压力。第三，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对外关系中主张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或结盟，但处在西方强调意识形态和扩展军事同盟的现实世界之中，中国外交在平衡“坚持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时经常处于两难之中。
        （二）中国外交的特色。中国外交在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逐步形成了四大实践特色。第一，坚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一直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国际条约和信守国际承诺。在当代世界各国中，如此长期坚持基本原则的国家并不多见，但中国却做到了。第二，务实灵活。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注意因时因事因地进行调整，如上世纪70-90年代对中美、中日和中苏关系的调整，又如本世纪大国关系的动态平衡以及对苏丹和利比亚等国关系的调整等。第三，全面长期。中国外交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推行全方位、多渠道和宽领域的外交，形成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外交相互协调，政治、经济、军事、政党、文化等外交相互促进，双边、多边和全球外交相互补充，公共和民间外交迎头赶上的良好格局。第四，稳定持续。由于中国政局稳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期性，中国外交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所谓的“选举驱动”的困境，摆脱了无谓的党争以及后任否认前任的变化对外交的消极影响。
        （三）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在外交理论研究中，学理性和实践性的互动十分密切，这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实践自觉要求。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2] 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中蕴含着无数有待开发的理论宝藏，中国外交的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都要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去。作为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外交实践的机会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央和中央部门的领导都很注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近年来，中国更加强调学术外交和公共外交，一些著名学术机构和学者直接参与国家外交的机会也在增加，如参加重要政府出访团或同访华外国政要进行面对面交流等。当然，学者更多的是间接参与外交实践。他们通过课题、调研和会议了解和影响有关的政府部门的政策，可以有意识地培养有志于外交事业的学生,通过塑造和影响他们的想法将来代表学者参与外交实践，还可以通过各种学术团体和现代化通讯手段达到参与外交实践的目的。第三种方式是虚拟参与外交实践，即“设身置地”于以思考和想象，这在信息化时代更加重要，也更有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我们通过教学研究而虚拟参与。更多的则可以通过密切关注和研究加以实践，这是我们学者都应该和能够做到的。总之，我们不能脱离中国外交实践而进行所谓的外交理论研究。

二、理论自觉的基本内涵

        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外交实践不仅逐步上升为理论，而进一步的外交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指导，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推力。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自觉”的推力。主要有来自三方面的推力：一是前已述及的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相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子体系建设而言，外交子体系建设存在起步较晚和基础较弱等不足之处。三是国际上的外交理论压力。西方在冷战结束以来，在外交理论方面不断提出“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无极世界”等，直逼中国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多极世界”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 中国外交只有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能占据时代的制高点，才能在世界上“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4]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自觉”的内涵。一是基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自觉”的物质基础主要指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聚起来的物质力量，即改革开放的丰硕物质成果，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教育实力等。但就“理论自觉”而言，精神（即理论）基础更为重要，这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领导集体所总结的外交思想和理论，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和引进。“理论自觉”的提升符合丰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并有利于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和分支理论的开拓。
        二是目标。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首先是深化认知，即深刻理解中国和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已经经历、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巨变。其次是减少代价，即减少全球、各国、各地区在互动中的社会代价。最后是增加贡献，增加中国和其他行为体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事业的贡献。
        三是途径。就总途径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学界要加强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取得中国外交理论在新形势下进行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就具体途径而言，要坚持“传统”研究和“科学”研究、中国研究和外国研究并重。
        （三）理论自觉的个体主体和集团主体。“理论自觉”主体具有多重含义，如个体主体、集团主体、类主体和社会主体等。就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而言，所谓个体自觉性，就是社会活动中的“个人意图和目的”。所谓社会自觉性，则是“个人意图和目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是许多单个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简言之，学界的个人努力和集体合力都是在一个大的社会框架中，由此再推及到跨学科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自觉。鉴于当前中国特色外交面临的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自觉挑战，我们更应加强调理论自觉的社会性，即个人努力与合作攻关相结合。中国社科规划办的课题指南，中国外交和涉外部门的课题指南，现在大多要求跨部门和跨学科的集体攻关，其原因也在于此。

三、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研究

        研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有各种途径，有的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切入，如秦亚青以过程本体、关系本体和方法论/认识论为基本内容的“过程建构主义”研究。[5] 还有的学者直接以中国特色外交为题进行研究，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6] 而笔者认为，还可以以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基本框架，分析和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重视国际因素和外交问题，在成为执政党后，以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探索和创新中，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再创造，是新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还是中国汲取其他国家和人民优秀思想和成功实践的结果。而且，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创新的同时，也因为增添了时代性的内容而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当前，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呈群体性崛起之势，西方面临严重的制度困境，世界要求中国不仅向世界提供物质产品，而且还要提供更多的思想理论产品，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就更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规制权。而且，中国在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方面的贡献正在开始改变西方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独家垄断的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增加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上的规制权和话语权。
        （二）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中国外交总体思想既是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也是中国对自身和国际社会共同塑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取向（如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主题）。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主要由时代观、体系观、发展观、安全观、利益观、民本观等要素组成。“时代观”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根本转变，并将其概括为“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潮流的时代”的当今表述。[7]“体系观”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紧密相关。中国经历了国际体系的“受害者”、“革命者”、“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角色的历史性转变。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步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政治要求调整为“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体现了中国国际体系观的更加务实和成熟。“发展观”集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也体现了为当代世界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中国道路。“安全观”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对于历史上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日益强大之时，中国又及时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利益观”基于但又不限于国家利益，中国历经曲折后最终确立了把中国利益同国际社会利益交融的“共同利益观”[8]，充实和丰富了国际道义和正义的内涵。“民本观”凝聚了党和政府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顺应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的历史潮流。[9]
        （三）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即中国对自身和世界关系互动的总体思路，主要由全球战略、地区战略、国别战略和领域战略等要素组成。“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是中华民族战略谋划的优秀传统思想。战略思想也是总体思想和政策思想之间的桥梁和过渡。中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四点布局”、“五大兼顾”等阶段，[10] 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与时俱进。中国的地区战略从最初的周边地区的友好睦邻发展到本地区的秩序建设和跨地区的互利共赢。中国的国别战略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一是中国视为关键的大国关系已从原有的西方传统大国发展为传统和新兴大国并举，二是中国视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革命战友”发展为“合作伙伴”，三是中国从全球的视野更加重视发达的或发展中的中等国家。中国的领域战略是中国外交新的增长点。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中国的领域战略为世界共同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而且，中国对非传统外交、国际问题新议题和世界发展趋势等战略思想进行多维整合，正在形成更具有全球和前瞻意义的新思路。
        （四）中国外交的政策思想。外交政策思想是贯彻落实外交总体思想和战略思想的各种思路。一方面，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具有连贯性。中国在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坚持以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和江泽民外交思想等为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政策又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根据情况变化而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毛泽东外交政策思想具有建国初中期敢于向现状挑战的革命性，邓小平外交政策思想集中在服务改革开放的开拓性，江泽民外交政策思想聚焦于利用和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务实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的外交政策思想体现了新兴大国重组国际体系的前瞻性等。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在不断探索和调整中，形成了稳健、平衡、辩证、创新的特点，逐步朝着系统化和系列化发展，从而使中国外交政策思想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理论建设和理论自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的理论和学术元素逐步增加，经历了引进、内化和自生的必要历史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外交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60多年的共和国外交史上，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设者，又是中国外交的实践者。在把党的思想路线转化为对国家外交领导的探索和创新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子体系。 第二，结合世界实际情况（世情）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建设适应和指导当代世界事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版，并在全球性和全球化的框架内认识各国的特殊性。第三，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用前瞻性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并努力探索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原则和途径。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创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应时和久远兼具，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再审视和再创造。就当前和今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和战略，如中庸平衡，辩证思想；讲信修睦，和平非战等.所有这些，经过更新和改造，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渊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创新，在许多方面有所欠缺,如法制意识，机制建设；尊重个人，鼓励变革；重视科技，发展生产等等。综上所述，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时，应该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的重点放在它的当代化、全球化、前沿化。
        （三）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外交是中国和世界各国互动的主要形式，虚心向世界各国学习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保证之一。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11] 中国特色外交思想中具有向世界一切优秀思想学习的成份。就世界的主要文明而言，如佛教文明的民主、平等、宽容、理性等价值观，基督教文明的凝聚力和软实力，伊斯兰文明的公正、仁慈、强调集体等价值观。就东西方政治学说和国际战略思想而言，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说到当代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纳赛尔的阿拉伯革命思想到基辛格的战略思想等，都是中国应当或已经借鉴和学习的对象。这是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倾全国之力和集世界智慧。
        （四）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理论自信源于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又能增加理论自信。首先，我们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中，日益体会到中国外交的不断进步和成功是有理论指导和支撑的，正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之一。其次，我们在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进程中，正在逐步认识和发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激发我们建构理论的自觉性。再次，我们在进行国际外交理论的比较时发现，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是凝聚世界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这在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外交理论和思想中是难以见到的。最后，我们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论、战略、政策研究的前辈学习的过程中，“温故而知新”，越益对宦乡和汪道涵等前辈的崇敬和追随，[12] 同时更加认识到只有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才是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主力军。总之，我们既有自觉，也有自信，完成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历史重任。
简单的结语
        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快进行理论体系建设，但这是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外交领域内的努力，而且还要有更加丰富的实践、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首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建设是同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掌握整体思路和两者互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当前，我们不仅在对外关系上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在理论研究上也要拆除内外无形的樊篱，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不仅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还要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在今后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要“走出去”，把中国元素植入世界主流外交理论。强调中国特色的最终目的是淡化中国特色，两者具有强烈的辩证统一关系，可谓“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最后，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是外交理论学界的永恒主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每一代人又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变化时期，我们需要加快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建设，从理论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外交的实践，联合国际社会所有的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继续向前。

文献来源：《外交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