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欧政界与学界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风生水起。辩论之初曾有不少人质疑中国崛起的说法，例如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曾在1999年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方面说明中国称不上大国，而是个中等国家。[1]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持续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无可辩驳的事实，上述质疑声音逐渐消失。布赞（Barry Buzan）和福特（Rosemary Foot）2004年编辑出版了《中国重要吗？——新的评估》一书，说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否定西格尔有关中国是中等国家的观点。[2] 至此，美欧理论界就中国崛起达成基本共识，之后的辩论重点集中于中国崛起对东亚、美国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可能冲击和影响。[3]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指出，冷战后关于国际安全的辩论有两个主题，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流氓国家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二是中国崛起可能对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4] 近年来在中西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再起，对中国的战略警惕上升。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的研究近年来虽不断取得进展，但仍然存在不足。就美欧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应对的研究而言，分开来进行研究较多，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欠缺对双方互动的研究。本文基于比较视角探讨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应对，旨在发现双方的认知差异和战略差异，并解析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互动及其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理论范式特征来分析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建构，有利于找出双方的战略差异和认知差异，因此从理论分析入手是研究的合理起点。

一、美欧理论界关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争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以及英国学派对中国崛起都曾有探讨，且对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争论不已。
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根据理论对国家偏好的设定是追求安全还是权力可以区分为防御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5] 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认为只要是大国就具备称霸的可能性，不论其是否有称霸的意愿。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崛起的危险，宣称中国崛起或者说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引发冲突。[6] 2010年他发表《积聚的风暴：中国在亚洲对美国权力的挑战》一文，称中国崛起将会导致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而中国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越南以及澳大利亚等，大多会和美国联合遏制中国崛起，因此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必然会引发冲突。在此过程中，美国本身也可能采取强硬行动，这就更增加了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7]
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防御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崛起未必甚至不会导致冲突，因为：第一，中国实力远落后于美国，挑战美国的代价过高；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再强调输出革命，对现行国际体系基本处于满意或者温和的修正主义态度；第三，东亚的安全困境轻微。东亚本质上属于形成中的中美两极格局，根据沃尔兹的理论，这一格局尽管紧张但却很稳定。中美双方都有核武器，可以相互威慑；加上两国地理距离遥远，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8] 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认为，推动中美走向冲突的体系性结构力量不强，由于核遏制力量的存在以及地理位置的遥远，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威慑力量建设，美国攻击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崛起是否和平并不取决于体系压力，而是在于中美双方能否妥善把握局势，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美国若能调整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做出一些让步，不要夸大危险，中美重大冲突是可以避免的。[9]
自由主义理论中有重视自由贸易的商业自由主义，重视政治民主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重视国际制度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和调节作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这些理论中，认为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观点居多，主要依据在于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的制约以及中国政治经济逐渐开放的进程。商业自由主义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其经济增长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政治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往往和他们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过程持乐观态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将是必然趋势，因而中国崛起也将是和平的，对美国或者西方世界是有利的。可以看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认为中国必须实行西方式民主，只有如此，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中国崛起后其模式对国际体系将会是极大的挑战，一个不民主而具有强大能力的中国其对外行为就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发起战争。[10]
在近年来美国的理论交锋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似乎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强调，国际制度和规则能够推动合作与发展，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会产生俱乐部效应。国际秩序就像一个互助社会，加入即可获得贸易机会、争端解决机制、集体行动的框架、监管协议、联盟安全保护、资源以及危机中的互助。中国目前依靠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规则和多边合作机制中受益，比如利用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行为。此外，当前国际秩序中所包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也契合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而如果中国不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则会面临很多制约：一方面，如果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发起全面的地缘政治挑战，可能会导致周边国家联合抗衡中国，形成所谓的自我包围。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会通过参与更多的地区和全球制度来使其邻国相信，中国确实寻求和平崛起。另一方面，中国找不到现行国际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使找到也无法推行，因为大国战争在核武器时代已经变得不可行。伊肯伯里据此得出结论：激励和机会促使中国接触和融入当前国际秩序，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11] 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将会是和平的。当然，基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结构和发展动力机制的不同，有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担忧中国崛起；他们认为，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日益开放，其在走向民主和开放的过程中有可能带来国际体系的不稳定。[12]
建构主义的主流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中。其核心概念是身份、体系文化和规范，主要观点是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亦即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3]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中，体系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后者指的是行为体的物质性力量，而建构主义的体系结构指的是观念的分配，亦即体系文化。温特将国际体系文化分为三类：相互敌对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以及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目前主导性的国际体系文化为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它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14] 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较为乐观，认为中国在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会逐渐内化国际规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会渐渐按照盛行的国际规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为，不会去挑战当前国际规范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江忆恩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参与程度、对五个主要的国际规范（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控、民族自决、人权）的遵守程度以及对国际制度中游戏规则采取的行为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对国际体系中国际规范的遵循和认可程度，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或者致力于修正当前国际体系，相反却是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其外交也呈现出合作的特征。[15]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美欧应该鼓励中国同西方世界接触，在接触中改变中国的身份及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
但在建构主义的逻辑下，也有人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理由是：一个社会的信仰结构很难改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固身份和相互认知中的消极因素。中国会更加认为美欧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尤其如果美国继续把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卷入中国的一些主权争议，那么中美互动反而可能加固中国的现有身份。换句话说，西方认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充分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可能追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和规范。[16]
上述三大主流理论虽多为美国学者提出，但在欧洲也颇为盛行。但欧洲还有英国学派，其代表人物巴里·布赞综合运用该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和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概念，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虽然是可能的，但在今后30年会充满不确定性，也会非常艰难。布赞认为四个体系因素可能会带来复杂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世界经济危机；环境问题很可能成为全球所面临的急迫问题；美国领导地位或者说霸权地位的削弱，包括华盛顿共识的崩溃。[17] 但从哲学角度看，布赞同意中国学者秦亚青的观点，认为中国崛起的过程将会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尤其美欧的互动过程，可能导致双方的正题和反题最终形成一种合体，而非西方哲学或者主流国关理论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哲学。[18] 也就是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是个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过程，中国可以实现和平崛起。但布赞所担忧的是如何管理这一辩证互动的过程，如果其间现实主义观点主导了这一过程，那么很多现实主义的预言就会成为现实，即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冲突。而自由主义的逻辑则是把对方转化为自己就是胜利，要求对方和自己实施同样的制度，即民主和市场经济，认为只有如此，和平崛起才有可能实现。布赞也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哲学逻辑的存在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重要现实，也会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挑战之一。但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综合发挥作用，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文化因地制宜地实现综合。因此，只要现实主义逻辑不主导中国和美国的政治话语，那么中国崛起将不那么危险。布赞认为，分析中国崛起的最佳路径依然是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视角：即使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维护和培育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体制，但国际社会依然可以维持某种国际秩序。[19] 依此逻辑，美欧就应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持包容态度，在其应对战略和与中国的互动中放弃意识形态偏见，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发展模式，同时双方遵循国际规范和规则，这样中国就可以和平崛起。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辩论往往拘泥于理论范式的限制，仅集中于某一个或某一方面要素，尽管简约深入但却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不符。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涉及的影响因素甚多，除了诸理论流派提出的各种要素外，中国本身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应对以及与中国的互动也相当重要。尽管如此，理论争论仍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了美国与欧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建构。

二、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建构

现实中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往往是各种理论要素的结合，权力、制度、文化、国际社会等因素都体现在美欧的具体战略中。但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体，基于其价值观和软硬实力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战略中所体现的诸理论要素的结合并不相同。
冷战后美国国内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出现了两种观点：遏制派和接触派，分别被称之为“龙杀手”和“熊猫拥护者”。接触论者多相信自由主义观点，希望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一方面增加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同时促使中国变革，成为西方能够接受的西方式民主行为体。而现实主义遏制论者从中国崛起的外围影响入手，重在预防或者阻止中国影响力的外溢。但两种观点均基于如下假定：如果中国在没有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情况下崛起，将会破坏当前国际秩序，引发冲突。
1998年，兰德公司发表题为《遏制并接触中国》的政策报告，[20] 对美国建构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认为，20世纪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单纯的接触或者预防和遏制都无法达到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接触政策在促进美国经济利益、促使中国改变的同时，也在帮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这可能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具威胁的敌人；而遏制本身排除了中国可能会变得民主以及和美国合作的可能。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应该转变为接触和预防性遏制的结合。接触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发展经贸关系，促使中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二是进行政治接触，把冲突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同时促使中国加入各种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边军控机制，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制度；第三，推动军方交流，促进互信，避免误解。中国加入并融入国际体系，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可能接受现行国际规范，增加中国在当前体系中的利益和风险。预防性遏制也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避免任何直接帮助中国发展军力的行为；第二，劝说盟友不要帮助中国发展军力，这需要美国和盟国加强对中国的出口控制；第三，美国要增强自身实力，并增加东亚盟友的能力，对可能的中国侵略行为形成威慑。这意味着加强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美国甚至可以为未来形成新的正式联盟做准备，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这份报告发表之后，“遏制并接触中国”遂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的代名词，尽然此后仍有学者提倡纯粹制衡战略或者接触战略，但实际上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一直是各种理论要素的结合。决策者的意见往往居于“龙杀手”和“熊猫拥护者”之间，即双管齐下、接触和制衡并存。做此选择不仅是因为双方观点很难分出胜负，也是因为在美国尚不能确定中国崛起之后的战略意图情况下，这一战略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美国政府会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或相关决策者的喜好对其加以调整。
在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安全制衡因素明显加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钓鱼岛和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等，导致美国国内再次出现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不少人要求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更加强硬地对待中国。艾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其著作《霸权之争：中国、美国和亚洲控制权之争》中宣称，中美将会在亚洲迎来主导权之争。他认为过多的接触无益于促使中国的政治改革，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政策应更加强硬；同时美国要确保其军事优势不会削弱，并向其传统盟友显示在亚洲长期存在的决心。总之，其战略建议的核心就是“强硬”和对中国施以“更好地制衡”。[21]
但对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批评也相当多，很多人认为需要加强和中国的接触，避免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的悲剧发生。基辛格、李侃如、史文等都呼吁增加同中国的接触。[22] 史文在《美国的挑战：在21世纪接触崛起的中国》一书中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因此美国需要加强和中国的接触，更好地管控和中国的关系，以便共同合作应对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同时要减少双方的战略猜疑和敌对情绪。[23]
此轮辩论虽未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但却出现了策略上的变化，“新策略是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杰作’，它继续保持威吓、恃强欺凌、强烈不安全感和谨慎的奇妙结合。”[24] 这一变化主要包括：第一，利用亚洲国家间存在的领土纷争制造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制约和平衡；第二，将重返东南亚作为重返亚洲的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第三，将“亚太再平衡”战略聚焦于中国，强化了对中国的围堵施压，试图构建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的全方位包围圈；第四，通过巧实力的运用，在与中国竞争对亚洲国家影响力中保持优势；第五，推动建立并谋求主导亚太地区多边机制。[25] 这一切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和遏制之心在加重。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军事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指出：“作为一个崛起的区域强国，中国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因此，美国会加大力度，“确保能够在东亚区域自由履行条约责任”。[26]
欧盟成员国多为战后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维护者，因此欧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必有和美国相似之处。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欧盟内部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优先推动财富创造、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权力，成功地帮助其数千万公民脱贫，并且推行了重大的法律和制度改革。[27] 中国有权通过和平崛起在世界事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欧洲对此应持欢迎的态度。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愤怒的中国”，是个具有挑衅性的国家，威胁着台湾和世界的和平。同时，中国还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镇压民主等问题。[28] 同美国的“龙杀手”和“熊猫拥护者”一样，两种不同的观点相互论争，共同影响着欧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政策与战略建构。
但基于欧洲本土历经战争浩劫的历史经验以及本身一体化的过程，欧盟对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看法和美国也有不同之处。正如2003年《欧盟安全战略报告》所提出的，欧盟的安全战略倾向于“有效的多边主义”，更加支持多边国际组织和制度。[29] 这明显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单边倾向和武力倾向。对于中国的崛起，欧盟的认知和应对战略自然也有不同于美国之处。由于欧盟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在亚太地区也没有军事联盟，欧盟更多视中国崛起为机遇，对挑战的强调主要包括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非法移民、中国内部治理不善或者向发达国家过渡时可能造成的困难等，而非军事威胁。因此，欧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是以建设性接触为主。欧盟1995年推出的《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文件》开篇即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二战以来绝无仅有的国家经历。中国的崛起将会对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根据国际规范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将是确保中国稳定的最佳途径。[30] 后来欧盟又连续发表了多份政策文件，其中所阐述的对华战略均以中国崛起为前提，可视为欧盟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文件。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欧盟对中国崛起持欢迎态度，其应对战略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接触从中国崛起中获得经济利益；二是通过经贸接触和一系列的能力建设，推动中国内部变革，使得中国社会和制度变得符合西方的预期，亦即变得更加民主和开放。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目标既可以推动欧盟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也符合对“他者”根据自己的形象进行改造的自由主义目的。
许多学者认为1995—2005年是中欧关系的蜜月期。[31] 自2005年以后，欧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2004—2005年欧盟尝试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努力，引发了欧盟内部以及美欧之间对中国崛起的辩论。欧盟意识到，虽然欧盟国家大多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受益，但中欧贸易逆差逐渐加大。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援助不附加条件，这同附加政治条件的美欧对外援助形成了竞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方所推行的治理模式的竞争。此外，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也使欧盟面临压力。这些因素促使欧盟反思对华政策，2006年出台了题为《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的新对华战略文件，更加强调中欧关系的互惠性和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32] 该文件所体现的转变是欧盟国家对中国政策辩论之后进行调整的结果。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在解释文件出台背景时说，其目的在于因应中国作为经济与国际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从中不难体会出“中国责任论”的意味。[33]
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中欧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欧盟内部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再次出现辩论。辩论一方认为，欧盟以往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是失败的，并没有为欧盟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中国国内的变化也低于欧盟的预期。他们提出两点批评意见：第一，成员国的具体政策和欧盟宏观战略之间存在矛盾，或者说两个层次上的政策战略缺乏足够有效的协调。成员国之间在对华战略的商业利益方面存在竞争，为欧盟宏观战略的执行带来困难；而在针对中国国内过渡的中欧合作项目方面，欧盟和成员国间缺乏足够沟通，无法使合作项目的效用最大化。[34] 第二，欧盟现有对华战略基于如下认知，即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内部发展和过渡仍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而实际上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已经是国际经济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国也已从发展援助的接受方转变为提供方。因此，欧盟应该改变对中国的无条件接触战略，转向互惠接触，施压促中国进一步对欧盟开放市场，敦促中国在国内、地区和全球政治问题上向欧盟立场靠拢，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上述观点集中反映在欧盟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2009年4月发表的题为《对欧盟——中国关系的权力审计》的政策报告中。[35] 2010年6月，报告作者之一顾德明发表《一种全球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欧盟需要改变“无条件接触”的对华政策，加强协调一致对华：“需要更有效地在欧盟层面协调自己的政策，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自己对中国的有限影响”。[36] 还有欧洲学者认为，中国在苏丹问题上实施自己的政策，同时又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反对制裁苏丹和津巴布韦，与欧盟的政策大相径庭，对欧中关系的负面影响很大。[37]
面对中升欧降的发展趋势以及学界对欧盟政策的质疑，欧盟对华心态开始变得复杂，两面性有所上升。[38] 一方面，身处逆境中的欧盟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加强对中国的借重与合作，对中欧关系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欧债危机打击了欧盟的自信心，加上中欧同质竞争加剧，围绕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博弈在增加，使欧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重，为迟滞中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其牵制和防范中国发展的一面在显著上升。欧盟在全力推动“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协定”（TTIP）尽早收获的同时，加快实施“全球化欧洲”自贸新战略，加快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自贸谈判步伐，[39] 试图通过构筑“对华自贸协议包围圈”对中国施压。[40] 此外，欧盟在一些政治议题方面也开始对中国强硬起来。
但欧盟并未放弃对华战略中建设性接触这一核心内容，辩论方无论对欧盟现有战略持批评还是支持态度，都认为欧盟应该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和接触。随着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及欧盟对中国的借重增强，欧洲政治家们越来越明白中欧合作所具有的战略意义。[41] 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强调欧中关系的战略性和依存性，认为欧中关系对欧盟未来安全、稳定至关重要，中欧要保持繁荣离不开对方，主张将中欧关系塑造成为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伙伴关系。[42]
美欧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监护人，在维护该体系的有效性以及将中国和平融入该体系方面根本利益一致。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宏观战略目标大致相似，即都希望扩大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参与度，希望中国是个维持现状国家，并且认为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从而逐步接受国际规范，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双方也都乐于鼓励中国改善人权与法治，推动民主，维持开放的经济体系。[43] 美国学者沈大伟和德国学者瓦克在合编的《美欧与中国的关系：推动共同议程》一书中，列出了美欧在宏观战略上的共同点：推动中国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能力建设；推动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并且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美欧各自保持自身社会对中国各界人士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学生、学者、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科学家、教师、媒体人员、军官等；和中国共同维持开放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等。[44]
但在战略应对层面，美欧间却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任桑德施耐德所指出的，虽然所谓的跨大西洋价值观比较类似，使得双方在理论上可以有着类似的设想，但当具体战略和政策涉及具体的国家或地区利益时，美欧仍然很难取得一致意见。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行为体差异和能力差异。[45] 欧盟从自身作为一个规范性力量与民事力量的地位出发，希望在倡导多边主义与多极化方面找到与中国的共同点，并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谋求中国的合作。美国同欧盟一样希望能将中国融入现行的国际秩序之中，但它又不愿意失去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拥有的影响力，不接受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正如季北慈所指出的，美国更多视中国崛起为传统的权力投射威胁，而欧盟更多担心中国内部治理不善导致的问题，诸如经济活动、非法移民、环境恶化、无力遏制犯罪活动等等。[46] 美欧都希望维持东亚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欧盟主要考量的是经济和贸易，对安全的顾虑也是出于担忧其对经济的外溢性影响；而美国除了经贸利益，还有着包括台湾问题、朝鲜核问题及美国在亚太军事优势等在内的战略利益，尤其担心中国硬实力的上升会危及其在东亚的安全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欧学者都认为美欧对中国战略共同点多于差异，但美国人更多强调共同点，而欧洲人更加强调差异性。桑德施耐德认为，美欧对于中国崛起的差异在2008年以后依然会是极大的挑战。[47]

三、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互动及其局限性

既然美欧对华战略目标有着类似之处，加上双方的战略联盟关系，其对华战略必然相互协调。有学者建议，美欧应在核不扩散、伊朗核问题、朝鲜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上联手促使中国合作；美欧应在安全领域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政策协调，以有利于推动中国真正和平地崛起并过渡为西方式民主国家。[48] 对于美欧合作以及欧盟在应对中国崛起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有三种看法：第一，欧盟继续做一个免费搭车者，满足于从中欧贸易和在华投资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不乐意在国际规范方面去尝试制约中国；第二，鉴于双方的军事能力差距过大，美欧通过达成一致或通过实践自然形成劳动分工是必然的；第三，双方可以找到有限的合作形式，以便在具体领域对中国采取相互一致或者互为补充的策略和战略。[49] 而要确定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就需要了解美国和欧盟在全球和中国的利益、目标及战略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中国问题、东亚问题和跨大西洋关系专家于2001年夏末展开对话，对话以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和欧洲产生根本性影响为前提，就相关问题研讨并考察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其在国际上的作用，并对由于美欧对中国崛起看法上的分歧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预判。这就是最初的应对中国崛起的“跨大西洋对话”，[50]对话早期有着鲜明的二轨性质，但对美欧官方政策的影响不容小觑。但“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改变，“跨大西洋对话”一度陷入停顿。2005年初，受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刺激，美欧建立起了由高级决策层参与的应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战略对话机制。同年5月，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索拉纳访美并与时任国务卿赖斯举行了会晤，双方正式启动了这一战略对话机制。11月，美欧再次举行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战略对话。但此后随着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搁置，特别是美欧的注意力为伊拉克、伊朗以及欧盟内部事务所牵扯，跨大西洋战略对话相对松散下来，由学者和官员共同参与的“二轨”框架下的“跨大西洋对话”也不太活跃。[51] 总之，这一时期美欧在东亚的互动不多，更谈不上有跨大西洋对华政策的形成。[52]
但大致自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欧盟加大介入亚太事务，美欧在东亚的互动与协调明显有所加强。近年来中国的持续崛起引起美欧更多的战略警惕，但由于中国实力增强特别是经贸实力雄厚，美欧日益感到无力单独对华，因而抱团应对和协调联动的紧迫感上升。美国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遏制俄罗斯可能不再是维持（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黏合剂，但约束中国的共同愿望应该是（新的黏合剂）”。[53] 在经贸政策上，美欧轮番出手，提高在经贸政策上对中国施压的强度，已基本形成“美国打头、欧洲跟进”的新模式。美国在亚太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TPP）以及美欧双方都大搞撇开中国的“自贸战略”，就明显带有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另立国际贸易标准新炉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企图。[54] 在安全政策上，美欧建立亚太政策磋商机制。2012年7月首次共同发表《亚太事务联合声明》，声明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反映出欧盟总体上支持美国的亚洲政策，并希望与美国协调亚洲政策。在2013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欧洲对美“转向亚太”战略罕见地表现出肯定与支持。欧盟追随美国“向东看”，使亚太地区战略与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不过，美欧合作应对中国崛起依然面临很多障碍。虽然美欧初步建立了东亚对话与合作机制，但如何清晰定义双方在该地区的关系、如何就双方合作设置共同议程等仍是紧迫的挑战。由于美欧在东亚的存在与影响力不对称，未来双方互动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参与东亚事务的能力。目前欧盟的亚洲政策在贸易领域取得不小进展，这有助于提高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但仅有经济实力和软实力还不够，欧盟能否有效维护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将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发挥一个安全行为体的作用。《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和欧盟新制度架构特别是对外行动署的诞生使欧盟外交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对外“一个声音说话”能力有所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国家政策和国家主权等因素的制约，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民事和军事使命的能力仍是有限的。欧盟硬实力不足一直是影响和制约美欧在全球范围内互动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纷纷削减军费，再考虑到目前仍未消除的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欧洲国家增大防务开支的可能性甚小，[55] 这不仅将限制欧盟硬实力及其投放能力的发展，也意味着欧盟在亚太防务方面给予美国实质性支持的可能性甚小。
美欧亚洲战略的差异同样制约着双方的互动。美欧对在东亚面临的挑战存在着不少共识，双方在东亚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都非常接近，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在东亚所有问题上立场和政策都一致。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其牵制、遏制、平衡中国发展的意图明显，但欧盟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实力和称霸世界的野心，与中国更无直接的地缘利益冲突，也没有战略遏制中国的企图和能力。中欧之间虽然有经贸摩擦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绝不是中欧关系的全部，也不能改变中欧之间相互借重、互利双赢的发展主流。严格地讲，欧盟和美国在东亚并不是盟友关系，这有别于北约框架内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冷战后欧盟经历了一体化的深化和东扩，日益成熟并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其对国际问题包括中国崛起问题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同美国出现差异。[56] 面对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变化，欧盟在东亚既同美国协调合作，又适度保持一定距离，不愿将自身与这一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与美国捆绑在一起。虽然欧盟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总体上给予支持与配合，但它也担心美国强化其东亚联盟体系的做法可能加剧地区动荡。欧洲人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对东亚安全的评估，不愿意参与“对冲中国”的策略。[57] 自动跟随华盛顿的领导是无益的，因为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并不是中立的。[58] 欧盟在东亚既要同美国保持合作，又要在该地区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
另外，美国的国会和总统、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以及欧盟内部均有分歧，它们的关注点以及能力也有差异，加上政府内部官僚障碍以及美欧之间的关系时有紧张和摩擦，这些也都将妨碍和制约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互动合作。

结  语

尽管中国反复重申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谋求世界霸权，但似乎不能消除美欧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美欧关系虽然不像冷战时期那样紧密，但鉴于社会制度和基本价值观的相似性以及共同战略利益的交织，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互动及对华政策协调值得关注。应客观评估近期美欧东亚互动加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既要看到欧盟将联美自保作为战略选择，对美配合、拉拢的一面上升，也要看到美欧抱团助力脱困的短期驱动力更强，双方应对中国崛起的联动合作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上与美欧深度融合，不可能成为美欧共同的“敌人”。美欧在对华战略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在经贸利益上也存在竞争，难以真正抱团针对中国。值得考虑的是，中国应支持和推动中美欧三边互动，加强三方协调，这些互动和协调对于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三支主要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互动既可以增加美欧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也可借此了解美欧的意图，如果三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达成共识，则有助于中国确立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影响力。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