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两国关系经过风风雨雨，克服了诸多困难，超越了许多障碍，确实来之不易。然而，就在这不惑之年，两国友好人士都在准备纪念活动之际，却不时听到一些不和谐之音，这种声音又往往来自个别以政治为职业者。近日，在日本有一些势力在推动钓鱼岛附近无人岛命名行动，目的显然是要宣示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特别是那位名古屋市市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不当言论，着实让中国人感到失望并在中国人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还让两国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有些政客的智力水准和道德水准竟如此之低，竟敢对国际公认事实挑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政客与政治家有本质的区别，政客的格局往往很窄，无非是个人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特别是选举的利益以及如何保住官位谋取私利和沽名钓誉等等而已，为了这些小算计，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而政治家的格局则比较宽广，他们能够从战略与全局思考，能够为长远规划。其实，在学问界和社会上长期以来关于“politician(政客 )”和“statesman(政治家 )”的区别，一直是人们思考的课题，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政客的眼里只有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里装着下一代。这话道出了何以政客经常因“舌祸”引起非议，而政治家则往往受人尊重甚至青史留名的原因。
        先就政治家来说，一定是那种有政治理念和理想，特别是有大局观念和献身精神的仁人志士。这种人往往在重大历史关头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能够吸引大多数人，能够引领舆论，能够不计前嫌，能够力挽狂澜，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每次重大变革与进步，都能涌现出这样的政治家。以战后中日关系来讲，比如，在四十年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之际，中日两国政治家就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求大同存小异，一举实现了拖延了二十年之久的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以其敢对历史负责的政治气魄和灵活的现实主义策略，妥善处理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放弃了对日赔款要求；搁置了领土争议，没有使它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他们还灵活处理了台湾问题，即坚持了原则，又考虑到了日台之间的民间交往，等等。这些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重大政治障碍的超越，为两国之后全方位关系的展开打开了大门，获得了四十年的和平发展。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则顶住国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甚至不顾身家性命（日本右翼曾威胁要加害主张中日和解的政治家），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踏上通往北京的旅途，以诚恳之心与中国的政治家一道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开辟了新的天地。日本表示对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田中说，中国放弃了赔款要求，日本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后来，对华日元借款成了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项目。田中角荣曾经对人说过：“毛泽东、周恩来都是青史留名的大政治家”，而田中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再说说政客，这又是怎样的一些人呢？所谓政客，当然和政治家一样是以政治为职业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与政治家的不同在于，政治家以权力为手段，而政客则以权力为目的。这就决定了政客往往是那些没有政治理念和理想，只有权力欲，只有小圈子观念，只看眼前利益，是只会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甚至打击报复之辈。这种人只为官位投机钻营，不为大众谋取利益，不懂顾全大局，只会乱中搅局，只会哗众取宠，不会踏实奉献。日本自民党里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的选票，只照顾某个团体组织的利益，不是修改教科书，就是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心里没有日本大多数人的想法，更没有亚洲意识和国际意识。日本民主党里也有些这样的人，他们只为局部利益，不思考中日关系大局，只想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考虑事物的是非曲直。曾有一位这样的政客，他曾经甚会哗众取宠，不是去登钓鱼岛，就是发表一些过激言论，看似向公众展示其所谓“爱国”之心，实则破坏了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大局，后来此人因触犯了法律，被迫离开了日本政界。可见，格局的狭小决定了这种人的结局带有一定的必然性。2月27日，名古屋那位市长开始改口对记者说：我的意思是说不存在30万那样有组织的大屠杀。看来，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他又一次见风使舵，给自己打圆场。本来是“有没有”的问题，这次被他偷换成了“多少”的问题。但是，他还是不打算收回他的不当发言，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桩典型的政客行为。
        有人说：小人总是很聪明，总是比君子聪明，但小人缺少境界。如果蹩脚的政客好比小人的话，那么，令人肃然起敬的政治家就是君子，因为他们有境界。今天，中日关系又处在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亚太格局的巨变要求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必须再次慎重地思考两国关系的未来，这是关乎中日两国下一代能否继续和平相处与互惠友好的大问题。比如，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出资问题上，日方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日本感到其影响力正在下降，原来思考的日美欧主导，已经逐渐被中美欧所代替，日本如果不与新兴大国中国联手，而只做影响力相对下降的美国的小兄弟，那么，在国际经济领域就会逐渐被边缘化。可见对于日本来说，当今不是玩弄雕虫小技，在领土领海或者历史认识问题上获得一点蝇头小利的时候，而是需要运筹帷幄，思考大的战略选择的时刻，思考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刻。此时，需要具有鸿鹄之志的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引领舆论、把握方向，不允许只有燕雀之心的政客拉帮结派、挑起事端、乱中搅局。也就是说，中日关系需要一种境界，一种大的境界，一种君子的境界，一种包含着东方智慧的境界。这种境界非政治家所不能拥有，时代呼唤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statesman”，而不是“politician”。

文献来源：支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