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时提议，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着力于经济外交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中国对东盟外交锐意进取、积极主动的重大标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经提出，便受到东南亚国家以及南亚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高度关注，期冀中国在海上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外诸多学者都有不少富有创意的论述，提出了许多颇具启迪的见解。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分析、比较海上丝绸之路的特征，然后研究新时期如何通过整合区域合作机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极具历史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以丝绸贸易为象征、连接中外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在古代，由中国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一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贸易路线，这段丝路大部分是从陆路推进，因此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区别于传统上由西安出发的西北“丝绸之路”；二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以东南亚地区为中枢，连接马六甲海峡以外印度洋沿岸各国，直抵阿拉伯及北非沿岸；三是由中国东部沿海出发，面向东北亚的东海航线，以及16世纪后兴起的横跨太平洋航线，到达墨西哥，以此连接中国到拉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明经由似乎是横无际涯的洋洋大海，走向世界。笔者主要论述以东南亚为枢纽的海丝之路及其对21世纪的影响。
这一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条令人兴奋的海上通路，它还是一种景象，透视镜般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厚实。在《汉书•地理志》中已有记载，中国船只经由东南亚到达阿拉伯半岛的海路。这发生在欧洲海上强权到达波斯湾很久之前。唐朝地理学家贾耽对这条航线做出了更加详尽的记载。据称，那时波斯人几乎是广州港船只的船主；泉州每年从阿曼进口400磅的乳香，以供给中国的达官贵人享用。出生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希早在10世纪的时候就把阿曼和也门的港口称作是中国的“走廊”，甚至把红海称作是“中国海”[1]。而15世纪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更是受到了现代红地毯般的欢迎。这是较之达•伽玛更早到达波斯湾地区的中国船队。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奔走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贾，是在缺乏可兑换货币且是以物易物为主导时期经商的勇敢者，他们在浮动的水面上勇敢地踏出了一条没有脚印的海路，开发了诸如泗水、马六甲、阿曼左法尔等地临海居住地，还有至今依然熠熠闪光的市场，这是在科技极其落后条件下中国古代农夫和渔民们求生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脱离商人追求高额利润的趋利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丝之路也脱离不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它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市场要素严重缺乏下的“市场经济”产物。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政府干预。
政府甚至在这种软性市场亟需干预的时候急流勇退，阻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展。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可以说是全盛时期，却也是事物发展到巅峰走下坡路的开始。郑和这位命官乘坐“宝船”穿越海路，在丝绸之路上来回航行30年，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似乎是无限风光。然而，这位明朝使者受命于朝廷，政府动用了规模巨大的国库白银，使郑和每次出使西洋都有舰船百余艘，其中最大的“宝船”相当于现代8000吨级船舶，全长约150米、宽62米，可容纳上千人，为当时世界之最。但是，“下西洋”作为政府行为似乎不计回报，过度的“公益性”而疏于关注甚至对百姓的“市场行为”不予支持。这里，没有海外利益这样的概念，更没有对国内经济发展可能需要海外资源用以补缺的想法，浩浩荡荡的船队，其财力上的付出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在当朝皇帝明成祖去世后，“下西洋”项目戛然而止，即使郑和几年后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明朝海军将领郑和最后竟客死他乡，至今尸骨难觅，成为历史悲剧。随着郑和的离去，中国人领导的船队在马六甲以西印度洋难见踪影。接着出现的“海禁政策”，中国船舶不仅从印度洋上被迫消失，而且连马六甲以东海域也不易活动，“寸板不得入海”前后长达400年。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没落迹象显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反而沿着曾经早已存在的海上通道，进入中国东南沿海。罪恶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沉寂。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其扬名天下千年，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湮没汪洋，其中的荣辱刻骨铭心。它揭示了什么呢？首先，人们驾驭海洋的能力是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断进步的，当中国的生产力高、经济发达、文明程度高的时候，中国的制海能力强。其次，民生的追求是民族追海的基石，由此催生海洋经济。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生的追求和市场的作用，隐性的手自古以来就在发挥作用。第三，海路既是丝绸贸易的象征，更是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通路，其中文明程度较高者占据主导，因此可以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中华文明向海外展开，也推动了各地社会生活层次的提升。第四，逆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负面作用具有警示意义。中国一旦从海上通路上收缩，崛起中的西方文明迫不及待地加以填补，成为逆向海丝之路。欧洲文明向东方扩张性进入，极具残暴性和全面性，既有宗教传播，也有炮舰攻入，更有商业竞争，并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海上秩序，一直延续至今。


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毫无疑问，新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既是弘扬中华文明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构成部分，也反映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沿海地区扩大向东南亚临海国家甚至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宏大经济愿景。通过向东南亚地区扩大开放，中国同周边特别是海洋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得以加强。新海上丝绸之路犹如鸿雁一翼，同西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翼合力放飞，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当然，实现两翼齐飞的宏愿也面临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首先，新时期中国周边矛盾突出，对顺利推进新海上丝绸之路具有负面影响。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顺利推进时期不同的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强盛遭受巨大挫折后提出的构想。现在，中国的崛起如日中天，但是东盟国家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就曾有所顾虑，至少对中国可能形成的经济威胁产生过忧虑。当前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构进程似乎将中国推向矛盾的漩涡之中。可以认为，现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矛盾在于区域秩序主导者及其追随者同中国崛起之间存在争议。如果中国无法找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矛盾，这对推进新海丝之路不利。
第二，缺乏政治互信阻碍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周边海上新秩序的构建者。不可否认东盟国家一些人士对中国倡导“海上丝绸之路”抱持疑虑，生怕这一倡议背后隐含某种特别的政治意图。印度学者则认为，对于中国的这一倡议必须谨慎，中国驱赶在南海地区参与合作开发的印度能源公司，印度怎么可以信任中国提出的建议。[2] 拉贾•莫汉怀疑印度是否会容许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洋来实施，因为地缘政治和安全的因素太浓。[3]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学者甚至曲解说，新丝绸之路会附加条件，从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对东南亚地区施加压力。应该说，新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是新的和谐海洋秩序，对既有的制度不是推翻，而是建设性的改革，对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都是利好消息。提升政治互信，建立利益共同体应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在增强政治互信上需要强化相关的外交工作。
第三，弘扬中华文明增强软实力面临的挑战。海上丝绸之路曾经使中华文化传播丝路沿岸国家，其中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甚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等。现在，周边国家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对于软实力的认可很不够，最多是差强人意而已。其实，过分强硬的言论，有时候反而使自己的软实力打折扣，难以信服人。其实，和谐、平等、互利、共赢、共同富裕，等等，这些都属于软实力范围，也可称之为普世价值范围，其中包含的不仅是利，而且也是义，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因此，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必须克服软实力面临的挑战。
第四，提供公共产品应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关怀度和细腻心，否则将影响构想的实施。公共产品当然包含诸多内容，包括基金、机制等，比如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就立即受到印尼等东盟主要国家的欢迎。问题是，要抓紧实施。中国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但是东盟人士依然不明确如何申请和使用。马拉西亚一位学者表示，尽管基金已经设立两年多了，但是对于如何使用现在还不得法。尽管中国也向东盟各国政府机构发过通知，但是也仅仅是通知而已，合作项目只是在中国的中文网页上公布。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政府的基金可能含有政治附加条件，因此东盟国家一些研究人员也不敢询问。[4] 因此，对于公共产品，一经提出，措施和方案应当及时跟进，而且要有关怀度和细腻心。“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力量，东盟国家一些学者倾向于申请海上联合执法训练、航运安全等课题。但是，由于误解或者透明度不够，也有的学者猜测，中方可能比较倾向于提出不敏感的课题，如生物多样化保护等问题。在实施构想过程中，中国应该加快步子，多多提供一些更加细致的操作渠道和措施，顺利推进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


利用区域机制搭建战略平台
如前所述，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而合作确实能给双方带来实惠，双方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国坚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同海上沿岸国家的关系，在这些地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排他性合作，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实施策略可以从利用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着手，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串联起来，搭建战略平台，坚定不移地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从战略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涉及同中国相邻的东南亚，甚至印度洋更广阔的海域，即大约几十个陆上和海上邻国及大周边国家。中国可利用的区域合作机制应该限定在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功能性合作机制，甚至安全合作机制，[5]以及由政府发挥主要影响力的论坛机制，如博鳌论坛等，这类机制近20个左右。原则上应先近后远，当前着力于东南亚，并且以经济合作机制为主。首先，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平台，把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连接起来,使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鸿雁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中最先展开两翼，任其“扑扑”之声首先在中国今年的“主场外交”——APEC峰会中响起，即成为APEC峰会议题之一，将其作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的组成部分推出，把一路一带的基本内涵、目标和实施路径公布于世，特别是与之相关的项目一并推出，不仅让中国周边外交的惠边新政落到实处，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还要在更加广泛的亚太地区注目向往，甚至是非APEC成员如印度也要参与连接远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新倡议。由于APEC是一个年度活动，因此有必要使之成为常年性的一个合作议题。
其次，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平台，把海上丝绸之路议题列入中国东盟合作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都是双方各自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去年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文莱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升级版谈判议程将包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相关的海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方已向东盟方提交了升级版倡议草案，获得东盟方的积极评价。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将海丝之路项目充实期间，进一步提升双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实现共同发展。支持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和互联互通计划，
第三，利用并整合现有功能性合作机制和项目，甚至可以把一路一带结合起来，使两大丝绸之路比翼齐飞。比如，在中亚，利用现有项目，推进欧亚交通网络建设。该网络是由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包括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及东盟国家合作规划建设纵贯中国南北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使俄罗斯能源资源进入东盟市场，中亚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对横贯中国东西经过中亚进入欧洲的第二欧亚大陆桥进行现代化改造，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可以考虑组建沿线跨国货物联运公司，减少中间环节和代理费用，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沿线各国海关、检疫等环节提高通关效率；积极推动从中国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中吉乌铁路”， 形成东亚、东南亚通往中亚、西亚和北非、南欧的便捷运输通道。
第四、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并向北延伸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形成第三欧亚大陆桥。打通泛亚铁路网的东南亚走廊，将中国与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尼连接起来，覆盖整个东盟国家。这些交通线路的建设将会迎来整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增加各国的就业，逐渐形成为这些交通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并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相互依存度。两个“丝绸之路”比翼齐飞，可以综合交通干线为架构，依托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经济，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引领来自亚太和欧洲的国家共同参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新格局，从而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
第五，在实施上，建议设立区域金融机构，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融资。毫无疑问，海上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通过谈判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西部加快组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或另行组建“丝绸之路开发银行”、“开发基金”、“投资基金”、“风险基金”等跨国金融机构。
第六，整合自贸区建设，推进各国贸易便利化，坚持国际标准和规则，完善和规范海关程序，实现通关便利化，在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等领域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扩大成员国之间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各国贸易中的比重；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发展加工贸易和产业内贸易。
总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想构成了中国面向太平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新框架，这一战略构想已经写入了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球经济竞争历来就是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如今，为了压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通过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设法阻碍中国崛起。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破现有的贸易体系，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伙伴关系，为实现两个中国梦奠定基础。

文献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