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试图成为东亚地区整合真正的领导者。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东盟始终坚持自己的行为方式，作为规范成员之间及东盟与地区外国家相互接触与协作的原则。东盟在推进东亚地区整合，促进东亚整体崛起过程中被推为核心与领导者的作用。作为诸多中小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东盟在领导地区整合中存在着自身的优势，但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东盟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增强自己在领导地区整合中的可信度，在建设东盟共同体的过程中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在社会学意义上，地区产生于地理邻近、具有相近的文化、种族和历史的国家间频繁互动的过程中。国家间强劲的互动关系推动政策协调，推动了地区合作与整合，[1]并形成地区身份。冷战结束后，地区层次上的国家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继续发展，地区组织和地区主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特征，欧盟往往被认为是地区合作的经典范例，但东亚地区合作与欧洲地区整合具有明显区别。通常来说，地区组织包括一些特定国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经常发挥着仲裁决定的角色。然而，东亚地区在合作领域和水平上仍有待完善。单纯从地理上看，东亚地区合作仅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各国，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但这两个国家与东盟地理上相近，长期以来就是其重要对话伙伴，并与东亚各国具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从2011年开始，美国和俄罗斯也正式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充分体现了地区身份具有主观建构的特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东盟的建设规范和行为原则，即“东盟方式”已经融入几乎所有亚太和东亚地区的主要论坛之中，如亚太经合组织坚持以协调一致为基础的决策和自愿原则，东亚峰会非东盟成员则直接采用了东盟的会员资格标准。[2]
在东盟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上，东盟在本地区已经实现了“平衡大国影响”的效果。自成立以来，东盟就制定了与各大国保持等距离的政策。[3]由于各大国之间进行合作仍存在困难和阻力，这一政策到目前来看相当成功。出于对历史的深刻记忆，中日韩的合作始终存在着一些阻碍。中国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够顺畅，中国担心美国试图削弱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4]大国之间难以精诚合作阻碍了在东北亚建立地区组织的可能性，也使得东盟协调一致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等规范成为较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与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一样，东盟成员国也需要有利于国家建设的良好内外环境。因此，在成立之初，东盟就建立了自己的政策规范，主要体现在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中的所谓“东盟方式”。[5]除了协调一致的决策程序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原则外，其他主要的原则为非正式讨论，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和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6]这些规范在冷战时期避免了地区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促进了地区形势的总体稳定。



东盟成立于冷战正酣的1967年8月8日。当时的东南亚安全处于形势极端不确定，东南亚许多国家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严重对抗，中南半岛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各国内部政治和社会动荡不断、各国之间领土争端频仍。为了尽量不卷入冷战的国际意识形态争端，有效应对和改善冷战造成的地区安全环境，东盟各创始国领导人认识到，东南亚各国的利益追求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而不是纷争与冲突，如果想真正赢得独立与尊重，安全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协调对内政策和对内立场，保障自己切身的战略利益。[7]由于安全议题比较敏感，政治性太强，各国在标志东盟成立的《曼谷宣言》中，仅表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为更为优先的政策选择，同时强调“相互提供技术援助；实现各成员农业与工业发展，增加贸易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现存国际和地区组织保持紧密与互惠的合作关系”。[8]
东盟在成立之初的前20年，由于其在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中表现不佳，国际社会一直质疑其政策的有效性。[9]在政治上，尽管东盟曾邀请越南、缅甸和柬埔寨加入该组织，但缅甸和柬埔寨强调保持政策中立，越南认为东盟只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工具，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翻版，因此都明确表示拒绝。直到1984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后的文莱宣布加入东盟，成为东盟老成员国之一，才显示出东盟具有一些吸引力的特征。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东盟已经开始酝酿发展自己的行为规范。在美国开始实行“尼克松主义”和越南南北统一后的1976年，东盟举行第一届领导人会议时，终于在制定追求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东盟各成员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东盟各成员国塑造相互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与发展道路提供了基础。[10]“东盟方式”有助于推动各成员国实现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初目标。此后，东盟发现东南亚地区安全主要是柬埔寨问题，及其造成的难民潮等跨国影响。另一方面，东盟各成员国也不希望看到越南试图主导中南半岛的战略计划成为现实。
东盟扩员进程显示出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有所上升。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停止对东盟的敌对情绪，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更加稳固，并得到提升。由于消除了安全顾虑，东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关系的加强吸引了本地区其他国家都希望加入东盟，东盟逐渐成为地区合作的核心。苏联解体推动越南寻求与东盟和解，越南在1993年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199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由于越南先前是对东盟持最坚定抵制立场的国家，它的加入代表着东盟在促进地区和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997年缅甸和老挝也加入了东盟。东盟本计划让柬埔寨于1997年也加入东盟，但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柬埔寨的加入并不那么顺利。1999年，东盟利用其三驾马车机制，三个成员国代表主持柬埔寨冲突各方举行和平对话，才最终让柬埔寨加入了东盟。柬埔寨加入东盟实现了东盟创始人将东南亚各国联合起来建立单一地区组织的畅想。[11]截至目前，除了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东盟的申请尚未获准外，东盟已经成为覆盖整个东南亚的地区组织。
东盟在1976年东盟领导人会议后，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的首份倡议，启动了发展东盟优惠贸易区的一系列计划和倡议。然而，由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合作性项目的启动与进展曾遇到相当多的问题，东盟在发展优惠贸易区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未能有效促进地区贸易。尽管如此，东盟成员国的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开始获得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在20年代80年代末达到顶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才告一段落。然而，地区内贸易的增长并未能促进东盟地区整合。东盟各国与地区外贸易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它们逐渐融入到亚太地区贸易合作体系中。冷战结束后，东盟各成员国因过于关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将东盟许多的合作项目推广到东南亚的非东盟国家。可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整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刺激下，东盟感到有必要迎头赶上。[12]因此，1992年的东盟峰会提出了建立东盟自贸区的倡议，希望以此突破东盟各国相互间产业结构相似缺乏互补性，地区内贸易额非常有限的劣势，实质性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东盟国家吸引来自以日本为代表的等外部发达经济体的资本越来越多，东南亚逐渐成为国际产业外包的生产基地。[13]东盟原计划到2008年建立自贸区，但随着东盟规模扩大，最终日期得以不断调整。新加坡和泰国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成员国到2003年就完全实施了自由贸易协议，而最不发达的柬埔寨到2010年底也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协议。
东盟形成与发展历程体现了东盟在促进地区整合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制约着东盟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政治意愿与执行能力。东盟主要是中小国家基本上按照自愿原则加入的地区组织，具有强烈的非正式性和非强制性、脆弱性和敏感性等特点。截至目前，东盟仍坚持政府间组织的本质，达成的各项协议、宣言、声明和倡议等都体现着国家间互动必须遵循“东盟方式”，主要体现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决策程序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等原则。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成员将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原则上升为东盟的意志，在与地区外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同样坚持这样的理念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盟的政策主张。东盟处理内部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因此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过程中，东盟国家紧密关注并不断修正地区合作的速度与方向，东盟规范逐渐成为地区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大成就是将自己的一套规范与发展模式扩展到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概念并不新鲜，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提出过亚太共同体的概念。[14]从历史上看，处于太平洋南北两端的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促进亚太地区的互动与交流最感兴趣，都曾发起建立了一些亚太地区组织，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和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PBEC）。这两个组织虽然都重视伙伴关系，强调加强自由和开放经济交流，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等，并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总体上并未能对促进地区整合产生太大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才得以发展。在这两个进程中，“东盟方式”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东盟成员坚持亚太经合组织要尊重自己的基本原则和规范。1989年澳大利亚倡议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堪培拉主持举行了首届经济部长会议。创始成员中有东盟6个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加拿大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亚太经合组织又增加了9名成员，总数达到了21个，成为横跨亚太地区最大的跨地区组织。1997年领导人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然后决定冻结扩员10年，但至今尚未解冻。亚太经合组织当时成为囊括中日韩，东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3个国家的唯一组织，也是唯一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地区组织。其实，澳大利亚最初并不希望美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但在日本的要求下才最终同意。此外，东盟成员中的泰国和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也有意让美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希望在冷战结束后在促进地区合作方面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东盟成员国虽然在1990年2月达成“古晋共识”，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扩员问题应持开放性政策，[15]但后来才加入东盟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并没有能自动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虽然有助于促进东盟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东盟仍担心亚太经合组织会削弱其在地区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更担心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政策损害自己的凝聚力。[16]因此，东盟努力坚持将协调一致决策原则、非正式讨论、以发展速度最慢的国家为标准实施各项政策倡议。[17]
东盟努力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核心地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合作和技术发展等目标，对东盟加快实施自己的自贸协议，发展自身经济，增强与其他经济体打交道的能力，提升对外开放的信心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盟大多数成员为发展中经济体，非常需要外部的技术和资金来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东盟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建立更大范围的合作与发展。然而，东盟各国很快发现，亚太经合组织过于强调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日益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影响的工具，于是便逐渐丧失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兴趣。[18]根据亚太经合组织的议程，发达经济体应在2010年实现茂物目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愿履行这一承诺，实现茂物目标的计划被搁置了。尤其令东盟感受到压力的是，美国竟然试图另起炉灶，通过主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以更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东盟的部分成员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已经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成员。这对东盟希望维持自己自身团结，建立以自己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机制形成了冲突。也正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了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区综合经济伙伴关系。
东盟试图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发挥主导作用，极力杜绝西方抢夺话语权。从起源上看，东盟地区论坛是伊始于1993年7月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1994年，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在曼谷举行。东盟地区论坛依然由东盟发动，根据“东盟方式”进行运作，主要讨论地区外国家与其成员国进行非正式的、建设性的和平对话。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目标为：就共同关注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与协商，对促进在亚太地区建立信任和推进预防性外交做出积极贡献。[19]起初，美国及其支持者，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都主张将东盟地区论坛建设为一个新的安全论坛，专门讨论东南亚地区的预防性外交。然而，东盟并不支持和认可这一主张，认为这会与“东盟方式”中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冲突。在各方的协商下，各成员国最终同意东盟地区论坛首先促进信任建立措施，待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后，逐渐发展到预防性外交。然而，直达今天，东盟地区论坛仍未能超越通过对话建立信任的阶段，这让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等感到相当的失望。这些国家都希望东盟地区论坛能实施前摄性的预防性外交，[20]但东盟不愿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转而支持中国的立场，推动其成为保障各成员国国家主权安全的外交平台。



东盟自建立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是20世纪90年代末不期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影响深远，不仅重塑了地区合作发展的态势，而且推进了东盟机制的发展。这场危机开始于泰国，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和货币大幅贬值，并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印尼是第二个受到伤害的国家，也可能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受到严重影响。尽管马来西亚在危机前就实施了一些资本控制的政策，但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家的金融安全，同样遭受到连带性的负面影响。东盟在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时显得非常无助和无奈。首先，东盟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自身预防和管理危机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其次，东盟吸纳老挝、缅甸、越南等国的扩员政策不仅未壮大集体力量，反而拖累了东盟，限制了其利用有限资源的能力。再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太大，东盟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招架。最后，东盟仅是个政府间组织，其很多权力并没有转移到东盟，而仍在各成员自己手里，降低了东盟联合应对的集体效应。[21]东盟一些成员国最终不得向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几乎是无动于衷，仅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主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了大规模援助受影响国家的一系列方案，但将这些国家进行经济自由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等作为援助的前提。东盟国家非常不满美国的无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井下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应对方案及改革措施产生了强烈的反效应，削弱了地区应对危机的信心，[22]反而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
东盟努力寻求应对、管理和解决危机的途径。东盟发现，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地区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便逐渐失去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兴趣。然而，东盟从东亚两大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中看到了希望。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稳住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总体形势，从而从获得了巨大的外交回报。东盟各国当时极其担心人民币贬值，造成它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缺乏竞争力。不仅如此，中国通过向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不附加条件的低息贷款，增强了东盟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尽管金融援助的规模并不大，但相比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他们进行经济改革，东盟各成员国相当感激中国的慷慨与坚持。非常有意思的是，日本同样向东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援助，但主要挂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中。尽管金融援助规模较大，但日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获得东南亚各国的好感，相反却给它们留下了日本只是美国政策工具的强烈印象。[23]日本曾提出在东亚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主张倡议，但长期都未受到关注，凸现了日本缺乏成为东亚地区领导的能力。
东盟开始寻求通过东亚合作的框架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东亚国家逐渐认识到，东亚地区只有整合起来，才能促使各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措施应对金融危机。于是，从1997年开始，东盟 3机制开始建立，通过举行定期对话，增进相互合作的动力与意愿。东盟 3为东盟与东亚大国提供了塑造地区经济合作环境的论坛，开始采取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系列措施，促进地区金融合作的信心。当时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了新构想，倡议建立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的国家对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24]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可以成为日本援助方案的一部分。2000年5月，这种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开始机制化运作，即所谓的清迈倡仪，得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响应和支持。清迈倡仪的措施还包括为各国及金融机构了解地区资本流动的信息提供便利，一旦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出现时提供早期预警，有助于各国货币增强抵御投机袭击的风险。[25]东亚地区国家因此增强了金融自主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建立东亚金融市场，促进地区恢复金融能力的各项倡议，成为预防未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保护盾。[26]金融危机反而成为促成东亚地区整合的催化剂，[27]使各国认识到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应对危机，成为东盟 3合作进程的原始动力，东亚各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地区整合的议程上。
东盟在地区大国博弈中被推上了领导者位置。在以东亚崛起为标志的地区环境不断演进中，中美日等大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日本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也是许多东亚国家的一个重要安全伙伴。由于这三个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都难以在本地区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中国与日美的关系继续受到其否认战争历史罪行以及美日同盟现实的负面影响。中国担心美国会采取削弱其实现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低烈度竞争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对冲各大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东盟为各大国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可以借助的平台，也因此逐渐成为地区合作的核心。
东盟积极将中国纳入其对外合作框架之中。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更多地参加东亚各种多边合作机制。尽管相当关注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免受伤害，但中国逐渐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与日本以及部分东盟成员国相互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和海洋权益争议，国际社会对中国承诺保障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严肃性表示深切怀疑。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疑虑逐渐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各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对东盟的出口工业造成了极大损失，但贸易上的损失很快就被与中国的贸易所弥补。这种转变改变了东盟对中国可能是其经济竞争者和威胁的认知。进入新世纪以来，东盟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199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仅为79.6亿美元，2011年达4000.93亿美元，规模增长了大约50倍，2015年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28]在可预见的未来，东盟有可能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9]尽管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而一度有所下降，但这只是暂时的倒退。东盟很快就继续从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得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关系。中国在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不断升级中的作用说明了中国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关健推动者，也成为东盟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东盟一直在努力缓解美国强势政策对地区形势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与东亚接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本开放，以及美西战争后将菲律宾纳为殖民地。冷战时期，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非共产主义的东亚国家，与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获得独立的菲律宾等建立或维持着紧密的安全联盟关系。越南战争引起了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稳定，而战争结束和美国撤军则引发了更大的不稳定。正是担心遭到美国的善意忽视，当时的东盟国家普遍支持美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冷战后，美国的影响经历了一段稳定下降的时期。美国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部署也达到历史上最低水平，世界上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成为美国关注的重要对象。美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大幅下降，在东盟对外贸易比例中从1993年的17.6%下降到2009年的9.7%。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更明显感受到美国的忽视，小布什政府的“不定期关注”政策[30]直到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后才有所改变，东南亚成为美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美国才对东南亚重新加大了关注力度，提供了一些金融和技术援助。奥巴马执政以来，东盟发觉自己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在2009年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布实行“重返”、“转进”和“战略再平衡”政策。然而，由于安全问题仍是美国嵌入地区事务的杠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是东盟所需要的，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东盟难以独立应对金融危机，但在新世纪之初，却成功地促进了中日韩的合作关系。正如东盟 3的名称所显示的，在这一进程中，东盟保持了有限的领导角色。随着东盟在新世纪头10年发挥着建设性的引导作用，东亚合作得到了发展，东盟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东盟 3机制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整合，从而推动了东亚峰会的成形与发展。东亚峰会以东盟 3为基础，增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后来又增加了美国与俄罗斯，得到了东盟成员的大力支持。东盟成员国标准直接应用于东亚峰会，各成员国必须同意东盟在过去通过的所有宣言，特别是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尽管有所勉强，包括美国与俄罗斯在内等国都一一照办，至少从形式上承认了东盟是地区整合的领导。这一要求对2003年就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东盟在2007年起草，2008年通过了《东盟宪章》，宣布到2015年建成一个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都在内的全面性的共同体。东盟将自己定位为东亚地区整合的核心，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东亚的贸易体系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二是东盟将自己的规范运用于东盟 3和东亚峰会之中，并在这些地区机制中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东亚峰会采取东盟成员标准，确保了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上和议题上的领导地位。
从目前来看，东盟如果仍然试图维持其在地区整合中的领导者地位，必须解决好多重内外挑战。从内部来看，主要体现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落实情况。东盟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无障碍的贸易与投资，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贸易关系，建成与经济有关的统一的法律政治制度、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并成立超越成员国的权力机构。东盟经济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从地区内贸易与投资数值和关税消减情况看，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自由贸易协议为基础的产品原产地证明规则、海关协作、简化贸易程序和标准化机制，以及整合旅游业、航空运输业、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等也势头良好。[31]然而，东盟距离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尚存在很大距离。从目标上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标准更多是贸易一体化，其他方面的安排仍处于较低层次。从动机上看，各成员都希望经济共同体建设最大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为其他国提供便利的意愿并不强。从结构上看，各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经济结构相似性，阻碍了相互贸易增长的趋势，导致地区内贸易不如对地区外贸易。老成员国的关税虽已下降，但仍赶不上欧盟、北美国家的水平，新成员国关税降幅程度更是差强人意。2012年第21届东盟峰会决定将经济共同体建成日期从2015年初移至年末，也部分地反映了东盟对建立经济共同体仍缺乏信心。
从外部来看，主要是美国主导TPP谈判的挑战。近年来，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韩国等已经签署并实施了自贸协议，且与东盟提出扩大经济接触倡议，[32]甚至与缅甸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33]凸现了美国试图利用自身市场与技术优势，更深入地融进东亚地区贸易体系之中。然而，令东盟感到担忧的是，美国正在主导TPP谈判进程，部分东盟国家，如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已经加入了这一进程，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开始动摇，试探加入这一进程的可能性。TPP的主要特征是“高标准”、“严要求”与“高门槛”，对东盟大多数国家来说很难实现。由于只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才有可能受邀参加TPP谈判进程，东盟中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目前尚没有加入的资格。如果部分东盟国家热心于TPP谈判，就可能遵从美国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冷落或忽视东盟促进地区整合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东盟陷入分裂和屈从的境地，甚至可能阻碍地区整合进程，进而损害东盟在地区整合中的领导地位。
结合内外情况来看，东盟试图通过推出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维持其在地区整合中的领导地位。RCEP是以东盟为核心，以东盟 1自贸协议为基础，以东盟 6为框架的多边贸易体系，预计到2015年完成谈判进程，达成有关协议。RCEP涉及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多方面内容，自由化程度有望高于东盟 1自贸协议。从RCEP发展进程上看，它仍将可能延续东盟 1自贸协议分步骤、分阶段和多速度的谈判和实施策略，适应东盟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多层次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特点，以及迎合与地区外共同促进地区整合的趋势。从目前来看，RCEP更多的反映了东盟为平衡美国主导TPP产生的消极影响而采取的补救性措施。近年来，尽管东盟整体实力有所增强，主导地区整合的态势逐步增强，但其推进东亚地区整合的意志总体上并不强，担心东盟的主导地位会随着地区整合程度加强而有所下降。这正是东盟 3自贸协议谈判难以取代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之一。由于RCEP相比TPP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上都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如果RCEP不能比TPP更适合地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环境需求，东盟成员在对外选择上不能将RCEP置于比TPP更为优先的位置，从而使RCEP谈判在完成时间上晚于TPP，在实施效率上不如TPP，RCEP将可能受到较大挑战，进而可能影响东盟在推动地区整合中的动力源泉。
东盟如何在地区整合中处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大国关系，是影响其维护和巩固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美国当前不仅已经参加了东亚地区各种多边合作机制，而且与东亚许多国家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合作关系，通过逐步融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利用东亚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出口翻番的计划，希望向东亚地区出口更多的产品。RCEP仍将坚持着新地区主义开放包容的特征，并没有对美国关闭大门。美国有可能通过各种强制手段，促使东盟像扩大东亚峰会一样，最终让自己加入RCEP的进程。对于美国而言，建设像TPP或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的自贸协议更具实质性意义。这必然会冲击未来的RCEP的规则与原则，挑战东盟在RCEP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东盟必须谨慎对待美国加入东亚地区整合的方式与进程。另外，东盟在主导RCEP过程中需要协调中日韩印澳新等国的关系，让这些国家感受到在与东盟合作时，在提供促进地区整合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从而愿意维持地区整合的健康发展。



各种地区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将东盟与其贸易伙伴连结成一体，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轴—辐式的地区整合态势。“东盟方式”的早期发展阶段是东盟最大的资产，使其在地区整合中的主导地位，超越传统和一般意义的范畴。其政策规范和实践经验已经成功地植入所有主要的地区组织运行进程之中。正因如此，东亚地区整合将可能继续以东盟为领导。在地区各大国之间相互平衡的态势中，东盟维持这样的领导方式还是非常可能的，这也是本地区所有国家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中美日等国关系的摇摆性，使东盟能够通过为它们提供一种和平互动的框架，使其在政治上能够发挥协调作用。然而，只有各大国间一直处于分歧状态，东盟才具有能发挥这种超越自身能力的作用。因此，东盟的地位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在各大国之间保持等距离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保持团结与凝聚力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东盟共同体最终能够按时建成，而且可以增强东盟在各大国之间捭阖纵横的能力，在自己主导的多边平台中从大国平衡的旁观者，逐步演变为平衡大国的参与中，从而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自己在地区整合中的地位，实现经济甚至政治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对此，中国需要理性对待东盟在地区整合中地位、角色、规范和行为的变化，从而尽快地制定出应对之策，避免受东盟以地区整合名义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文献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