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念和观念，并逐步整合成为系统的大国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外交理论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国家特色通过国际交流而更具世界意义，中国为此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特色和共性、目标和能力这三对关系，从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大国是国际体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大国外交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外交战略格局中，大国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在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①] 本文在分析中国大国外交实践基础上，总结其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强调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在比较互动中推进国际交汇，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大国外交理论。

一、大国外交实践的国家特色

自古以来，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展开了千姿百态的大国外交，演出了一幕幕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宏剧。当前，大国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外交也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一）当代大国外交的时代背景和实践特点。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也是检验理论的最根本标准。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必须始于、基于和服务于实践。
第一，当代大国的时代背景和界定。大国是人口疆土、自然禀赋、软硬实力和国际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不同的时代产生各具特点的大国外交实践。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当时有限的生产、交通、通讯和管理条件下，大国外交的地域性相当突出，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分别称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在资本主义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帝国跨洲越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不以领土占有而实际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前苏联则控制了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达40余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展现了非西方大国外交的新潮流和新特点。
在当前全球化、多极化和地区化的推动下，大国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扩大。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对大国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因重点分析中国的大国外交，故以中国官方界定的“大国”为讨论基础。中国官方认为，当代大国包括美国、欧洲大国、俄罗斯、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等。[②] 据此，当代大国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国家：一是霸权大国（美国），二是传统大国（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和日本），三是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四是地区大国（主要指参加二十国集团<G20>的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韩国）。
第二，各类大国的外交实践。美国作为守成的霸权大国，信奉“美国天命论”和“美国例外论”，借助军事、金融和科技实力，对外推行霸权外交和施压外交。此外，处于国际力量格局转型敏感期的美国，更是时时事事向世界提醒美国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在未来一百年要继续“领导世界”。[③] 约瑟夫·奈认为，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实力、资源方面仍将居于主导地位，并继续在全球均势中发挥核心作用。[④]
作为传统大国的德、法、英、日等国，虽已沦为“二流大国”，但带有昔日西方外交的痕迹，仍念念不忘传统势力范围和现实影响力。在全球层面上，它们依靠美国而发挥西方大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作用。在地区层面上，德、法、英在欧洲及传统势力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法国更是时常在法语非洲国家进行武力干预。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影响力也向南亚、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延伸。
金砖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大国（俄罗斯被称为“转型国家”），具有当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点。一方面，金砖国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规制权和话语权；推动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并已创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的实力和影响有限。当前，在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其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和安全目标仍处于原则诉求而得不到落实。此外，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群体，还需要妥善处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名副其实的代表。
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也被称为中等大国（Middle Power）。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正在增加。二十国集团中的地区大国，代表着政治和经济多极化的新发展，是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但它们分属不同政治和经济类别，其作用大都限于次区域和特定领域。
（二）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其大国外交正在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第一，主动营造和平发展内外环境的特色。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强调和谐共处的外交思想。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⑤] 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一贯的，但在多个阶段又各有特色。中国过去以利用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为主，现在更加强调和践行主动塑造和平发展的内外环境。同西方大国强调强权政治和军事结盟相比，中国更加强调安全和发展的互动关系，调动已积累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形成了中国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第二，平等待人与平衡周全的风格。中国在一穷二白时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批判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时反对以强凌弱，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这种需要。但是，中国在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综合国力日益上升的新形势下，不仅能够坚持且创造性地展示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即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中推进公平、正义、平等外交。习近平在2013年3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就把非洲列入首轮出访地区。他在多边主场外交中注意中小国家的合理诉求，在多边客场外交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协同合作，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中国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体制又使其在外交上强调政治解决和照顾各方利益。“同各方面都讲得上话”，使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的劝和促谈中独树一帜，并同西方大国急功近利和单方施压恰成鲜明对照。
第三，充满自信与敢于担当的恢宏气派。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向世界展示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促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埃博拉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上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而且，中国通过实实在在的贡献提升了全球和地区合作。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倡导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评。此外，中国还通过特大型外事活动向世界展示国家的实力和能力，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峰会、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2015年的“九·三”阅兵以及筹备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担当。

二、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

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其大国外交的理论渊源是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
（一）创造性传承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大国外交理论而言，其主要表现在大同理想、整体思维、文韬武略和包容共存等四个方面。
第一，大同理想。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大同理想涵盖了儒、法、墨、道、杂诸家的社会思想。孔子的“天下为公”、韩非子的“均贫富”和墨子的“兼爱”等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精华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公平正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渊源。到近现代，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训。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还未强大时就作过“不称霸”的承诺。江泽民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胡锦涛倡导“和谐世界”，习近平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历届领导集体在国际关系总目标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第二，整体思维。中国传统哲学倡导“整体思维”，历来强调要全面、综合和平衡地看问题。苏长和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有很强的合解而不是分解的特点，擅长从整体、辩证、统一角度认识世界”。[⑥] 在当代，中国的整体思维不仅超越了西方选举驱动的政党政治的局部和短期利益观，而且还具有人类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整体合力。中国外交在筹划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大国外交、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十分重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例如，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后促成了中美元首庄园提早到当年6月举行，习近平2015年9月对美的国事访问也对他后来访英有积极意义。又如，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也对美国国会最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第三，文韬武略。中国外交向来力主和平，但作为主权国家，还需要居安思危和抵御外敌入侵。一方面，中国把孔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⑦] 视作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国家还需具备保家卫国的实力。先秦时期的军事著作《司马法》就曾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韩非子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⑧] 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和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时，发扬和光大了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⑨] 这是近些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强调各国和平发展的关联互动。习近平的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基辛格的呼应，后者指出：（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⑩] 习近平执政三年来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时坚持和平理念与和平外交，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核心和权威作用，推进重大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但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坚持原则，动用一切资源维护和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更是令世界刮目相看。
第四，包容共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包容共存。相传完成于商周之交的《周易》中就有“君子以厚德载物”（雅量容人）之说。[11] 西周末年的史伯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2] 二百余年之后的老子和孔子更进一步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 “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14] 习近平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他强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15] 在当代中国外交中，中国主张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进各种伙伴关系，强调在国际问题上求同存异和求同化异。中美两国在存在众多重大分歧时仍确认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共同促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时，主动对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和英国的“北方经济引擎”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包容共存和合作共赢理念。
（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立场、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16] 就当前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建设而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聚焦于分析规律、把握规律和运用规律，要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17] 中国大国外交把分析客观形势和内外条件、正确处理存在和意识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问题导向等提升到理论建设的高度，不断有所突破和有所前进。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更是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鲜明特点，即在内政外交上不仅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而且还突出阶段性重点和目标，极大地提高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意义。[18]
（三）优秀的国际外交理论思想。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视其他国家的外交理论思想。在继往开来的今天，中国领导集体在借鉴古今中外的外交理论思想上又有新发展。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除同各国领导人交流互动外，还特别重视同国际外交界元老交流和切磋国际战略思想，体现了他们尊重历史和兼容并蓄的风范。在这些元老中，既有当年反帝反殖的领袖，也有西方的战略家。习近平在2014年7月22日探望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时说他是“古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缔造者”。[19] 习近平在2014年8月25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指出：“中津传统友谊是在我们并肩反帝反殖反霸的光辉岁月中凝结而成的，体现出两国共同遵循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反对外来干涉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20] 习近平多次会见基辛格，并称赞“基辛格博士总能说出一些新颖的观点”。[21] 习近平分别在2013年5月和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拜访会见施密特。施密特于2015年11月10日逝世后，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向德国领导人发去唁电，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习近平在党的十七大调任中央工作后，多次会见李光耀，认为“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我对他满怀敬重之情”，“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22] 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日去世后，李克强总理在唁电中指出：“李光耀先生是世界公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3]
（四）总结当代、前瞻未来的大国外交理论。和平发展时代需要新的大国外交理论，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主要集中在理论目标、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等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目标。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 同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目的不仅要讲清楚当代世界并总结其发展规律，而且还要运用规律去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首先是指中国本身。中国的理论要更加符合中国外交的需求，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指导。与此同时，中国的理论还要用于改变外部世界。但这种改变只能通过思想理论交流、具体合作磨合以及必要的斗争逐步推进。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例，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协定书》，从2009年功亏一篑的《哥本哈根协议》到2015年水到渠成的《巴黎协定》，中国逐步发展了气候变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
第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以下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四大问题上都有新的建树和创新。一是在世界发展愿景方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重大公开场合已经数十次提及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5]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把大国具体的外交理论整合为世界发展愿景的理论，并为此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推进途径，明显超越了选举驱动的“现实外交”。
二是在处理国家间利益方面，倡导“正确义利观”。外交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但外交的另一重要任务则是妥善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美西方信奉唯我独尊，认为只有永久的利益而没有永久的朋友。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具有划时代意义。“正确义利观”始于习近平在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的重要讲话，此后他又多次进行阐述，如在首尔大学演讲时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26]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处理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也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公平公正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
三是在国际关系中倡导“结伴不结盟”。近现代国际关系往往出现结盟和对抗的组合模式，因为针对第三方的利益集团往往容易引发猜疑对抗的轮番升级，甚至还会导致集团之间“热”冲突和“冷”对抗。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不懈地探索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努力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同时，“结伴不结盟”更加符合当今时代要求，更加灵活有效地推进国家之间、地区内外和专门领域的合作共赢，更加有力地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四是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倡导“政治智慧”。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最能检验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当代国际关系复杂异常，不能依赖老路径去解决新问题。小布什总统坚信美国可以用传统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中东问题，结果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中国以“中国式智慧”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处理中美矛盾时倡导“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南海争端时提出“双轨思想”，在打破中日关系僵局时提出“四点原则共识”，在伊朗核谈判中善用各方的沟通渠道。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中国大国外交智慧的体现。
第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包含着一脉相承的理论，也有许多近些年提出的新理念和新观点。但中国处于特色大国外交酝酿和成长期，需要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在总体思想、基本立场和方法、战略目标和政策原则等方面进行理论性总结和提炼，加强世界观、时代观、体系观、义利观等理念的系统性建构，提升其对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还需要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衔接，形成层层递进和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和子体系。此外，从更加宏观的时空视角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与全球和地区的外交理论进行对接和融合。总之，外交理论一旦形成科学体系后，其作用和影响力将呈几何式增长。

三、增强理论自信并重视国际交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需要在国际相互交流和比较合作中发展，同时也需要为丰富国际共享的大国外交理论作出贡献。为此，中国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一）增强理论自觉与自信。中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经常面临着众多的外交议题，因而更加需要在外交实践基础上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
第一，在工作中增强理论自觉。外交工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实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外交工作方面，中国大国外交理论建设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外交的应用性和紧迫性经常往往会使职能部门和一线官员强调“办案”而疏于理论学习和理论总结，从而导致可贵的工作自觉性难以上升为更加重要的理论自觉性。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因为远离实践而只能在概念和词汇中建构理论，但这种空对空的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因此，中国政界和学界都需要相互欣赏，共同增强理论自觉性，总结和提炼实践，累进建设理论体系，加强理论指导实践，评估理论的实践检验等。
第二，在成功中增强理论自信。中国外交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正确性。首先，中国外交重实践和重总结，近年来已先后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重视外交理论建设。其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思想经受了客观实践的检验，指导着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又不断增强政界和学界的理论自信，提高举国上下对外交理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外交的成功也有利于中国倡导的一些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如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非洲国家普遍认可中国对非的合作理念。南非总统祖马指出：“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指导下，中非探索了一种独特的合作路径。双方以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加深了政治信任，频频进行高层次的互访、对话、协商、贸易和投资”。“中国还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增进民间友谊，推动了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全面提升了中非关系”。[27]
第三，理论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不能妄自菲薄。中国学界少数人“言必称希腊”，认为只有美西方的外交理论才是理论，并以此批判中国的外交理论。其实，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已对被美西方奉为圭臬的理论进行了批驳。例如，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访美首站西雅图时就明确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8]
二是不能妄自尊大。我们在强调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时，不能故步自封和盲目自满，认为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相反，还要看到中国特色大国理论建设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更不能把世界上优秀的外交理论拒之门外。
（二）超越传统思维局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在已有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创新。
第一，超越“大国外交”局限。大国外交是立足大国和放眼全球的外交，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不能局限于在几个“大国”之间讨论“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等传统的大国外交议题，而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国外交的内涵、作用、影响、局限等进行理论建设和国际比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更要在全局性的理念和理论问题上尽可能多地吸纳各类行为体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要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意见，增加大国外交理论的代表性和全面性。
第二，超越大国外交的传统内涵。近现代以来的大国外交强调均势理论、势力范围和政治军事联盟等。面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和新发展，习近平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习近平在2013年6月同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中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29] 中国还把中俄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增强了中俄对国际关系的“战略引领”。中国在中欧关系上也有新的发展，双方正在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提出和推进表明，中国正在努力超越大国外交的传统内涵，这是当代大国外交的又一创举。
第三，超越“单向传递”模式。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内政决定外交。但是，外交和内政之间具有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在某一特定时期和问题上，外交对内政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就大国外交理论而言，国际互动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与责任的提升，中国外交对本国内政的反作用也将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及早研究外交理论和实践对内政的影响途径和意义，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外交在整个国家理论和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各级领导的外交意识，培养更多复合型外交人才，增强全民的大国外交素养，等等。
（三）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利益交汇”等词汇出现的频度越来越高，这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对大国外交理论在“和合”方面的实际努力。
第一，善于处理理论分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同美西方大国外交理论相比，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分歧。一是道义分歧。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主持公道并伸张正义，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西方大国外交理论信奉丛林原则，推行强权政治和赢者通吃。二是立场分歧。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强调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提倡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30] 美西方大国外交理论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并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三是途径分歧。大国外交理论具有极强的应用意义，中国和美西方在大国外交重要理念的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对前者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亚洲新安全观”等新理念就很不以为然。上述三大分歧还将长期存在，但可以妥善处理。例如，中国和美西方在道义上各说各话，在立场上各持己见，但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则求同存异甚至求同化异。
第二，确立国际理论合作重点。利益观、秩序观和世界观应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国际合作的重点。首先，国家利益是世界各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强调增加利益交汇和实现互利共赢，美西方当权者在权衡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向时一般也以前者为重。其次，当前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全球治理任务繁重，即使是为了不在无序混乱中同受其害，世界各国也需要一定的国际秩序以维护各自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大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机制等方面具有共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共同的历史和前瞻目标。因此，中国和世界各国应当而且可以在国际秩序的理论、目标、机制和途径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最后，中国和各国在世界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美西方的全球“相互依存论”在理论上可以相互借鉴，中国和美西方在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方面的一些理念也因接近而可以取长补短。
第三，实现“增量”突破。各国外交理论的“存量”有着悠久且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的汇聚和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理论“增量”上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当前，大国外交理论的“增量”集中在非传统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近些年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防扩散、难民、防疫救灾和发展问题上的共识明显增多，共同努力也在增加。在此背景下，相互依存理论、同舟共济思想、全球一家意识和共同体理想等使建立全球共同理论的可能性正在进一步增加，这可以成为大国外交理论“增量”的突破点。

结 束 语

展望未来，中国在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方面需要继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更加科学地规划当前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需要更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第一，善用机遇和应对挑战。机遇和挑战互为因果而相辅相成，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握大势和善于转化。在机遇方面：中国有声有色的大国外交实践为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有利条件。世界各国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理论性公共产品则是新的有利外部机遇。信息化革命更是为世界范围内的理论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是在美西方理论包围下的孤军奋战。而且，国内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如果说中国在建立大国外交理论方面面临的机遇是潜在的话，那么需要应对的许多挑战却是具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中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影响还差强人意，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理论的认同度还不够高。因此，中国的政界和学界还需要在挑战中增强问题意识并推进理论建设。
第二，增强特色和趋向共性。“中国特色”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阶段性意义。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体量大，影响也大，自然应当研究和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而且，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挑战、走向世界大国和强国征途中，我们都需要强调“中国特色”。但中国毕竟只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其大国外交理论还应当汇入全球主流外交理论之中。因此，中国在进行自身的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时，要虚心吸取世界一切优秀理论的精华，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内外理论互动，努力争取同国际社会共同创造新的理论并取得新的进步。
第三，远期目标和近期能力。应当指出的是，在外交理论建设的目标和能力之间，中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而缩小两者差距需要时日。因此，在制定目标时，把它分解成符合世情和国情的近、中、远期任务，需要把目标设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水平之上，而且还要认识到在特定时间段只能完成有限的目标。因而必须确定目标的优先次序，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既是政治使命，也是学术任务。多年来，中国外交实践一直走在理论建设前面，政治倡导多于学术引领。如果这种局面长此以往，势必将影响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这也是笔者反复强调政界和学界需要取长补短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