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社会本土化与“民主化”发展，特别是选举的全面展开，台湾民意走向成为影响两岸关系政策的重要因素，从而台湾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心理也成为制约与影响两岸政治谈判的重要岛内因素。迄今，台湾社会主流尚不支持两岸开展政治谈判，在大陆崛起对比下台湾民众焦虑感的上升与自信心的丧失，让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抱有疑虑甚至充满恐惧，并视政治谈判为统一谈判，其根源在于台湾社会尚未树立正确的“两岸观”。

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社会共识是能否开启政治谈判的重要考量因素，“台湾方面必须先有一定程度的内部共识，才可能有两岸政治谈判”。[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社会的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的全面展开，“成为驱动台湾两岸政策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力量”。因为，台湾民意走向影响台湾政权更迭，“民意势必影响执政者的两岸政策，对于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②]从而，台湾社会环境成为制约与影响两岸政治谈判的重要岛内因素。
一、和平发展时期台湾社会的两岸观
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来，台湾的社会基础确实在发生变化，表现在：一是两岸人员往来的大幅成长，导致彼此了解的深化，2009年8月第一次民调调查显示，有61.6%台湾民众从未来过大陆，到2012年民调的数据降低到55.3%。[③]二是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与民众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三是多数受访者认识到大陆对台湾的重要性，63%的台湾民众认为大陆对台湾的发展具有重要性[④]，67%的人知道大陆的变化会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⑤]这三大改变显示，“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将愈走愈稳，两岸关系将产生质变。”[⑥]无疑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另一方面，两岸虽然签署了21项协议，在两岸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与不平衡性影响以及经济协议的落实与效果有待实践的制约下，经济协议对社会的溢出效果尚不明显，“两岸经济社会交流的政治外溢效果更是有待加强”。[⑦]特别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民众的心态也在发生若干变化：
其一：台湾民众自我认同的变化。认为自身是台湾人的比例在明显上升，而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下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上升，就是台湾主体意识深化的结果。当这种对台湾主体认同的意识上升起来，就会和中共要诉求与民族情感挂钩的统一谈判产生对抗，因此也会导致对谈判或接触的排斥与反弹。”[⑧]特别是在某些政治人物蓄意推动“本土意识”的政策举措，如李登辉与陈水扁所推动的“去中国化”行为，既恶化了两岸关系，又给两岸政治谈判的开展制造了无形的社会障碍。所以，邵宗海教授认为：“借用本土意识的推动，既巩固台湾内部对中共推动促谈予以拒绝的心防，又能恶化两岸关系的情势，导致两岸任何对话与谈判的破局”，这正是“台湾本土意识”的上升成为两岸政治谈判障碍的原因所在。[⑨]
其二：台湾民众焦虑感的上升。苏起认为，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两个突破之一是“两个社会的全面连结”，由于两岸直航，“使两岸民众得以便捷往来，突破了历史与地理的禁忌，并开启疗伤止痛的过程，在两岸关系史上绝对是件大事。”[⑩]但台湾社会也因为两岸交流的深化，特别是两岸交流中所呈现出来的“陆强台弱”态势，让台湾社会上下弥漫着一股焦虑感。[11]“面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台湾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正遭逢巨大而且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肇因于两岸密切互动所产生的变动与冲击，对于台湾主流民意而言，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12]加上失去政权后的民进党一直在恶意渲染马英九当局两岸政策的“倾中卖台”及两岸三通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声称会导致400万人生计受影响、“丧权辱国”，“令长期生活在冷战氛围里、意识形态仍未完全脱离冷战思维余绪的台湾民众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加剧对未来的焦虑。”[13]
其三：台湾社会自信心的丧失。蔡英文在2015年4月15日的参选声明中提出“找回自信”，应该说这是看到了台湾社会与民间的自信心的不足。在两岸交流深化后，台湾社会开始产生的普遍的自信心的流失，“面对大陆日益强大的竞争时，陷于逃避、自怜和恐惧”。“太阳花”运动所反映的便是“充满着对大陆的莫名恐惧，一种害怕自己会输掉竞争的不确定感。”[14]尽管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包括赴台游的陆客消费都已经成为台湾“最主要经济成长动能”，但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依然不足，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了解大陆，七成民众希望严格限制大陆钱潮、人潮入台”。台湾民众这样的社会心态，昭示着“两岸关系的进展缺乏社会心理层面的支撑。” [15]甚至包括全球化下，台湾社会虽然有“走出去”的共识，但在“请进来”上存在分歧，不仅是对大陆，即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闭关锁国”的思维。其实“走出去”与“开放门户”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只要求对方开放市场，自己却“闭关锁国”的思维。不少民众对待两岸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心态就是一个明显实例。而随着陆客台湾游的进一步发展，两岸社会间的交往既有正面作用，也在产生负面与不利的影响。“两岸官方和民间的缺乏互信”，“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和大陆民众的不良印象，未因两岸交流而获得改善”。[16]甚至是“因了解而增加恶感”。[17]包括台湾社会看待大陆由过去的“俯视”转变到“仰视”，“随着这种视角转变而来的是，缺乏安全感及自信的社会集体心理蔚然成风，从而也导致对大陆疑虑的不断加深。” [18]这种现象的形成，代表台湾集体社会心理对大陆的视角的转变，但其“背后隐含着对与大陆经济交流的疑虑”[19]更是值得人们所关注的。这其中反映了和平发展时期两岸关系所存在的两对矛盾：一是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加大与台湾民众对大陆心理防范同时也在加大之间的矛盾；二是两岸人员往来日益密切与两岸民众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也在扩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心墙”仍然没有拆除，对陆生与陆资去台湾存在很深的疑虑。民调显示，45%的台湾受访者认为当局应该对陆生就学采取更加严格的办法，68%的受访者不赞成大陆人士到台湾买房屋，48%的受访者对陆企到台湾投资不放心。[20]有44%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太过依赖大陆。[21]
其四：台湾社会在两岸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台湾社会严重的蓝绿对立使得各方难以在政治谈判问题上求得共识。马英九团队的两岸政策是在“三不”政策与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论述，这是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基本主轴。而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认为两岸之间根本没有“九二共识”，甚至民进党内部也是“没有共识”，包括吕秀莲提出的“九六共识”，谢长廷提出的“宪法重叠共识”（“宪法各表”），苏贞昌说是“台湾共识”，蔡英文推销“十年政纲”及陈水扁等一直坚持“一边一国”，民进党两岸政策论述的薄弱，对两岸关系实际的不了解。因此，苏起就认为，因为台湾存在“统独之争”与“制度之争”，“本来大家可以坐下来冷静的论辩利弊，现在必须脸红脖子粗才能展现‘立场正确’。各方寻求妥协方案的困难当然大幅升高”。[22]加之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要想让台湾社会在两岸政策上达成基本共识何其困难！“台湾内部面对两岸关系巨大变化的崭新局面，源于背景不同、立场互异，加以利益结构因此大幅调整，思想意识因此深刻变换，在政治上难免出现纠葛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激荡。”“大多数台湾人民普遍有程度不一、或多或少的适应不良问题，潜伏着一种又新奇又疑惑的不安情绪。”[23]因此，“台湾社会两极分化终究是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变数。”[24]“目前两岸政策开放走向最大障碍”，在于台湾内部“分歧的政治意识形态及不同政党的非理性对抗”，不仅耗费各种资源，亦使台湾“渐失竞争优势”。[25]特别是台湾政治的民粹化特征，让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的马英九在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尤其在台湾这样一个政治定位不明确，自我认同和国际社会存在反差的地区，如果是国民党，又是一个外省仔去执行‘崇和尚利’的两岸政策，不论结果如何，都可怀疑其中有‘亲中卖台’的危险性，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加上选举时的激情和有心政客的炒作”。[26]
二、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台湾社会基本心态
台湾社会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基本心态是制约与影响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重要因素。台湾民众对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基本心态主要有：
其一：社会主流尚不支持两岸开展政治谈判。台湾多数民众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刻板印象是“大陆要吞并台湾”，接受台湾当局过去所进行的教育：“决不能与中共谈判”、“与共党谈判无异自杀”的刻板印象，担忧“大陆那么大，台湾这么小，会在谈判中被‘吃掉’”。[27]从而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台湾社会支持度不高，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疑虑。台湾各种民调均显示，“台湾民意8成趋向于维持现状，期待民意支持度极低的马政府立即展开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并不现实。”[28]孙亚夫也强调：“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前途直至走向和平统一抱有这样那样的疑虑”。[29]其中缘由的历史要素与政治因素是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100多年两岸的分离，日本殖民统治50年，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与后遗症；两岸50多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1949年台湾走上了与中国大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实施不同的社会制度；国民党50年的反共教育，李登辉、陈水扁20年的“去中国化”教育与“反中”教育。正是海峡两岸之间社会融合程度较低，两岸两个社会尚处于“磨合”阶段，缺乏支持两岸突破政治僵局的有力的社会基础，也由于两岸之间长期的政治对立与社会隔绝，“两岸社会互信严重不足，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淡薄”。尤其是台湾民众的“亲美”、“媚日”、“恐共”心态浓厚，对两岸政治谈判的疑虑感相当普遍。
其二：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并不认同。台湾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所造就，“‘历史记忆’导致台湾同胞形成一些特殊的心态，诸如悲情心态、‘出头天’心态、优越感心态、‘小国寡民’心态、分歧的认同心态、复杂的统独心态等等，而这些心态是大陆同胞所没有的，也是不容易理解的。”[30]尤其是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对大陆存在众多的疑虑和担心甚至敌意，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于大陆的政治制度中，即使他们未必完全认同自身的社会制度，但对大陆的政治制度显然也是“感到格格不入，既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31]正是两岸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两岸不仅在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在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32]台湾民众从而对于两岸政治谈判当然也缺乏支持度。
其三：台湾社会意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解不同于大陆。对于6年多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多数民众并不反对甚至持支持的立场与态度，但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却是存在不确定感甚至担忧感。因此，台湾民众“对于两岸服贸，只因与大陆有关，就面临强力反弹”。其因在台湾民众对大陆充满高度的不信任、威胁感与焦虑感，加上缺乏自信，以及“恐统”的政治思维凌驾理性的经济分析，进而认为两岸“服贸被等同于独厚财团、陆企入侵与贫者越贫”。[33]
三、台湾社会民众不支持两岸政治谈判的根源
台湾民众对两岸政治谈判抱有疑虑与恐惧，台湾社会支持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尚不具备，视政治谈判为统一谈判。其中原因：
其一：台湾社会的“恐共”心态相当普遍。两岸几十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下，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反共宣传教育，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20年推行的“台独”教育路线与“去中国化”政策的影响，台湾不少民众称中国共产党是“阿共”，也由于传统的冷战思维仍然主导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对共产党的恐惧感一直没有消除。
其二：台湾民众的“拒统”心理是普遍现象。由台湾主体意识与社会分离意识不断增强以及两岸政治地位与实力不对等所引发的台湾民众的“恐统”、“拒统”心理的作祟，台湾多数民众误认为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就会落入大陆所设定的“统战陷阱”，从而被“吞并”，因此主张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成为多数民意主流。特别是在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不断处于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台湾民意对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排斥态度是难以避免的。“两岸经济与军事力量失衡，造成台湾的不安全感”[34]。包括两岸制度上的差异也成为台湾民众不认同大陆的核心因素，台湾一般民众对大陆各项政策的疑虑仍然相当大，两岸社会间的心理距离还是比较大。从而马英九也公开提出：“有许多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是支持的，但也不希望走得太快”，目前台湾民众对和平协议“还有许多疑虑”。[35]2012年4月2日，吴敦义在海南参加博鳌论坛时也公开声称：两岸要进入政治对话，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两岸彼此累积足够的诚意和善意；二是台湾内部一定要达成更强、更高、更一致的共识，“这项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做到，对话过程是不会顺畅的”；三是“当以上两个要件接近成熟，还需要民意的支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36] 马英九多次强调未来四年要推动的两岸政策是落实三件事：一是扩大与深化两岸交流；二是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三是全面检讨与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马英九认为“这三项工作如能做好，两岸关系毫无疑问又会向前迈一大步”。[37]显然，马英九对两岸政治谈判讳莫如深，2012年连任后的“就职演说”对政治谈判的冷淡，既是两岸政治现实与矛盾的体现，更是马英九对未来四年两岸政治谈判的基本心态的反映。因此，张五岳称，尽管两岸进行政治对话无可避免，触及政治议题难以回避，但两岸“签和平协议比中乐透难”。[38]
其三：台湾执政当局的政策误导。台湾执政当局的政策动向受到台湾民意的制约，同时，执政当局的政策反过来又引导社会民意的走向，特别是台湾执政当局的政策一直缺乏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方向引导和正面论述。如由于国共过去的恩恩怨怨，国民党对与共产党的政治谈判一直采取排斥立场，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出警告：“任何同意和共党从事商谈的政治家与国家，实无异为本身自由自掘坟墓。”[39]1983年蒋经国在答复西德《明镜周刊》记者问时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所以自1949年以后，决不再与中共和谈。”[40]再如，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与“不武”的“三不”政策主张，两岸谈判的“先经后政”等，对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前立法机构“集思会”核心人物林钰祥承认：“台湾不愿意政治协商的历史背景为，从两蒋时代以来一再灌输国共协商是内战失败的主因，不论事实因果如何，多数台湾人民已深信不疑。其次，当前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两岸维持现状，两岸若进入政治定位协商，立即威胁到现状的维持。”[41]正是因为台湾当局的政策导向以及法律规范上依然敌视大陆的思维，导致整个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视心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其四：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台湾社会信任基础薄弱。不少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数10年的政治对立与军事冲突，使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相当薄弱，甚至更有人断言两岸之间尚不存在支持开展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两岸隔绝60年，处处存在‘信不过’”。龙应台接受台湾《旺报》专访时认为：两岸制度差异太大，因为体制差异而产生“信不过”的情结，是两岸文化交流、扩大对接的最大障碍。[42]由于两岸之间在政治思想与制度认知上存在差异，“台湾长期以来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以西方标准评价大陆政治制度，对大陆的负面看法根深蒂固”。[43]裘兆琳认为：“两岸关系虽有长足进展，但是台湾内部对政治谈判仍有诸多疑虑，双方政治制度的差异是主要因素”。[44] 张五岳指出：“虽然马政府大陆政策施政相较其他议题的普遍低迷，有着相对较高的满意度，但民调也显示台湾蓝绿政党与民众认知分歧最大的却也是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45]

文献来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