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政治谈判一直受制于内外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内在因素主要是台湾内部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国、日本等国际环境。迄今两岸之间难以开展政治谈判的主要障碍，首先是因为两岸之间政治分歧较大，两岸之间政治互信不足；其次是台湾内部蓝绿等各方间政治分歧与严重对立；第三是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对两岸政治谈判缺乏自信，甚至将政治谈判误导为统一谈判；第四是民进党的强力反对立场。

任何谈判，其目的一般均在于寻求与对方的合作以达成己方目标。因此，是否能够开展谈判取决于对三个问题的判断：一是谈判形势是否对己方有利？二是谈判是否能够满足己方的需要？三是谈判中己方与对方的得与失的比例如何？任何一方的谈判者总是希望通过谈判满足己方的需要与目标，而非满足对方的需要。这样，对谈判所面临的形势与内外环境的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两岸政治谈判的内外环境有台湾政治环境、台湾社会环境与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环境。迄今两岸之间难以开展政治谈判的主要障碍，首先是因为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较大，两岸之间政治互信不足；其次台湾内部蓝绿各方间政治分歧与严重对立；第三是执政的国民党缺乏自信。所以，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若要探讨两岸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从内政到外交，从民意的是否支持到国际间可能的干扰，没有一个不足以让两岸关系停滞不前，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的执政者瞻前顾后、无法动弹。”[①]
一、台湾政治环境对两岸政治谈判的严重制约
台湾政治局势发展演变是两岸政治谈判重要的政治环境。台湾局势演变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两岸政治谈判产生直接的制约与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88年蒋经国去世并历经90年代台湾政治转型后，台湾政治环境演变对于两岸政治谈判形成了严峻挑战，无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越来越难以下决断开展两岸政治谈判。主要表现在：
其一：台湾朝野难以在两岸政治谈判上达成共识。台湾由“威权体制”走向“民主体制”后，朝野在国家认同与两岸政策上的分歧最大，也最为明显，从而难以在两岸政治谈判上取得共识。苏起认为，大陆军事与经济力量的崛起已无可质疑，但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连结强化的同时，“不安全感加深而自信降低”，“相对于大陆对台的意志集中及力量集中，台湾内部领导人声望持续低迷，政党继续恶斗，两大党内部都不能齐心协力。” [②]
其二：台湾社会的多元化造就两岸政策的多元化诉求。台湾由民主走向民粹，不仅政党之间难以取得共识，而且整个社会也是相当多元，各种意见甚至极端的主张都有，特别是在国家认同上严重分裂，也造就台湾社会在两岸政策与主张上的高度分裂与对立。
其三：台湾主要政党在两岸关系基本政策立场上的南辕北辙。国民党与民进党不仅在政治上高度对立，蓝绿矛盾成为台湾政局中的核心矛盾，且这样的矛盾没有任何缓和与和解的空间，“台湾民主化的结果不仅没有缓和朝野对立，反而激化政党间的恶斗，在大陆政策上尤其难以取得共识。”[③]马英九“上台以来，各项施政中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首推大陆政策，然朝野政党最为对立与分歧的亦是大陆政策。”[④]郑安国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同，“从思维、核心价值与政策目标都不同”。[⑤]谢长廷认为，两岸政治谈判问题，不是早谈或晚谈何者比较好的问题，“两岸谈判或政治协商对台湾最有利的时间，应该是台湾人民最团结、对两岸政策有七成以上高度共识之时最适合谈。”[⑥]但在两岸政策上要有七成以上的共识，这对高度分裂的台湾社会来说是一个相当高难度的任务。
二、马英九与国民党对两岸政治谈判的排斥立场
马英九与中国国民党对两岸政治谈判缺乏意愿与动力，采取消极回避与拖延的态度，对两岸政治对话也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其实，2012年马英九连任，等于是台湾多数民众给马英九所提出的竞选主张，包括未来洽签《两岸和平协议》的构想等的实施颁发了“通行证”，马英九在选后应该而且是完全可以大胆地推动实施其竞选政见。但从2008年以来马英九团队在两岸政治议题上所持回避态度及连任后的所作所为看，显然，马英九团队对两岸政治议题的协商依然心存顾虑，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其因在以下固有思维：
其一：“经济议题挂帅”的思维。马英九团队两岸政策重点一直是在经贸交流，原则是“求稳避错”，做大做好两岸经贸这一块，体现两岸经贸协议的效益和能量，包括：一是如何将ECFA效益极大化，促进台湾与相关国家经济伙伴协议谈判与签署；二是如何以ECFA为平台，做大台湾经济，提升台湾经济体在全球与东亚区域中的经贸地位；三是通过两岸经贸合作，帮助台湾摆脱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对台湾经济冲击；四是让陆资入台为台湾经济引入活水。马英九团队认为，两岸间经济议题都还没有谈完，所以无法进行政治议题协商，从而使两岸协商步骤“先经后政”沦落为“只经不政”。其实，两岸间政治议题不协商与不处理，也会影响到经济交流与合作进展，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可以同步展开，并行不悖，尤其是政治与经济何尝可以完全分离！苏起就指出，台湾社会甚至官方“普遍存在的四个迷思应该破除”，除了“误以为可以重内不重外”、在外部事务中可以“重外交轻两岸”2个迷思外，另外两个迷思是与政治谈判有关的，一是“误以为两岸间政经可以分离”。苏起提出“政经是连动的”，“ECFA其实也有政治意义，代表当时两岸政治互信到了那个时候”，两岸政治到哪，经济就到哪，政治关系如果后退，经济也会后退。二是“误以为两岸谈判是可怕的”。苏起认为两岸政治分歧，不应该“不谈、不听、不问甚至不去思考”，意见愈不一样愈要谈，“只要台湾有信心，都不该回避两岸间的政治议题”。[⑦]
其二：“内政优先”的思维。马英九团队认为台湾内部的蓝绿对立、经济发展与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影响到蓝绿双方对选票争夺，台湾内部问题是国民党继续执政的保证，需要优先处理。诚然，内部问题当然是台湾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着力与用心地方，但台湾内部问题处理与两岸政治协商其实也是并行不悖，可以兼顾，有时甚至是相互关联，特别是台湾经济发展何尝离得开两岸协商，两岸政治协商、两岸和平发展持久化，更将是国民党执政重大政绩与永续执政的“票房保证”，从2012年1月14日两次选举可以看出，台湾社会与经济发展“两岸化”将是难以避免趋势，且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的建设也是台湾多数民众的期待。
其三：怕被“污名化”的思维。国民党担忧两岸间开启政治对话与谈判会被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批评为“倾中卖台”，是在走向“统一”，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误认为两岸一旦进入政治谈判，就有可能成为导入“统一谈判”的前奏，而台湾社会多数人并不想确定两岸统一作为必然的前景。其实，只要认定是“对”的事情，是对台湾发展有利事情，马英九与国民党就应该大胆地去做。2010年两岸签署ECFA，民进党不也曾大力反对过吗？国民党在2012年1月选前打出“安定牌”对马英九连任发挥了临门一脚作用，而“安定牌”奏效原因，则是“归功于马政府的两岸政策”。[⑧]包括中国大陆与美国等台湾外在环境的渴望安定及对民进党一旦掌握台湾政权危及台海稳定的疑虑，造就了台湾社会中“安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民意。正是这主流民意，使马英九再次获得四年的授权。陈一新认为“两岸议题在最后关键时刻发酵，成为选战胜负关键。”[⑨]吕秀莲也承认蔡英文败选主因是“国民党大打九二共识及安定牌的策略奏效。”[⑩]不但让选民对民进党可能执政后两岸关系感到忧虑，也替民进党扣上“反商”帽子。台湾《联合报》认为“马英九胜选，赢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两岸政策架构”。[11] “台湾路线”是马英九“最后能得到过半数选票支持而获得胜选最重要的因素。”[12]所以《联合报》社论认为，这次选举“政策输赢在两岸，人格输赢在信任”。[13]“台湾选民选择支持马英九的大陆政策，这正是蔡英文败选的原因。”[14]既然两岸关系对台湾社会如此重要，马英九与国民党为何不坚持做推动两岸关系持久和平稳定的这“对”的事情？
其四：“政治议题太难”的思维。马英九与国民党人士担心两岸一旦开启政治议题的对话与谈判，而双方基于各自立场又都不肯轻易让步与妥协，难以取得进展或难以达成一致，不仅减弱台湾民众对政治对话与谈判的信任和支持，而且影响两岸彼此间既有的政治互信。其实，政治对话与谈判本来就是难事，之所以存在迄今，就是因为比较难解决，但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处理，如果不去面对就永远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其五：“政治协商是中共圈套”的思维。由于过去国共间斗争历史的记忆，国民党一直存在“历史顾虑”，这顾虑表现在两岸关系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推进中就是对两岸政治议题的“萎缩不前和抵制”[15]，存在怕被“统战”的心理，对政治谈判存在恐惧感，担忧政治谈判是中共与大陆设定的圈套或者陷阱，一旦开启而无法回头，从而中了中共“统战”阴谋。应该说这是国民党传统思维，是对自身信心不足的表现。这样的顾虑客观上是马英九团队对启动两岸政治协商可能取得成果与可能产生后果的取舍拿捏不准。包括马英九个人成长经历与思想“成型期浸透了恐共、反共的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而“美国教育又使他全盘西化，奉西式体制如圭臬”。[16]
其六：马英九团队决策中的敌对思维。在2014年7月28日马英九当局召开的“经贸国是会议”大会闭幕报告中，“国发会”主委管中闵提出：“有鉴于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进程的关切与忧心，国发会将强化国安风险控管，每年发表两岸风险红皮书，并建立大陆对台政经影响力评价系统。”这样的总结显示马英九团队对于两岸关系的基本思维显然仍然是敌视大陆的对立思维。包括民进党的主流思维也一直认为大陆对台政策意在“乱台”，“乱台”的目的在最终“取台”。国、民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基本一致！
三、马英九与国民党对两岸政治谈判存在的认知误区
马英九与国民党对两岸政治谈判认识存在不少错误理解，从而制约与影响其展开政治谈判的决断。
其一：“政治谈判不急论”。为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马英九团队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但对影响两岸经济议题的政治问题采取回避立场，认为两岸经济议题可以与政治议题分离，力主两会谈判步骤“先经后政”，最终结果是“只经不政”。协商议题优先处理经济议题，其实不等于可以将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永远分离，不等于永远能够“只经不政”。黄嘉树指出：“两岸现在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峙和安全关系上的相互防范，已经对两岸经贸往来的规模和民间往来的热络形成讽刺性的对比，将来两岸经贸交流无论多么制度化、民间往来无论多么热络，如果没有在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相关配套措施予以保障，终究是不稳固、不可靠的。”[17]而马英九团队之所以提出“政治谈判不急论”，其根源在于：一是在马英九一直所主张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论述。马英九称：“任内不谈统一”，“不去支持法理台独”，也“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18]马英九的理想是“中国统一在全盘西化的政治社会模式下”，但两岸与国际政治的现实是“靠台湾之力要想实现中国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19]因此，马英九选择了“拖以待变”的“三不”政策，但“三不”政策论述显然过于“负面化”、“空洞化”与“消极化”，无法让台湾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争取主动。马英九的“三不”政策也被理解成“政治不统”、“经贸不独”、“安全不武”，“作为两岸关系现状的解释，所能支撑的政策”，特别是马英九的“交流、协商政策的效果也就有效”，即“一个对现状的消极解释只能过渡乱局无支持积极交往的作为。”“如果对现状作出解释不作批判，是很难订定新的目标，而没有新的目标也就无法号召广大的民众，齐聚社会力量共同奋斗。”[20]因此，马英九的“三不”政策“无法引导出一个和平、稳定、正常的两岸关系”。[21]二是在于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间的政策矛盾和困境，即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由过去高度依赖美国与日本，转向依赖中国大陆，这是台湾不得不然的选择，但是在安全战略上，台方坚持依赖美国的既有政策立场，甚至把中国大陆视为安全上最大与威胁和敌手。因此，只能拖延政治谈判时程，视之为“不着急”议题。其实，两岸当局“可以进一步尝试先由政治对话开始，即使是所谓的高阶政治问题，双方也可以找出问题症结，循序渐进、一步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来逐步加以处理”。[22]
其二：“政治谈判就是统一谈判”论。大陆一直主张两岸进行政治对话与谈判，以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包括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为未来两岸关系进行规划、双方承诺不分裂国家等，将两岸政治谈判定位为协商与处理双方间存在分歧的政治议题。但马英九与国民党将政治谈判理解为统一谈判，甚至也与民进党所强调政治谈判就是“卖台”画上等号。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马英九与国民党这一思维实际上是对政治谈判不自信的表现，马英九所设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目标是：通过和平发展，推动两岸关系经济、民生交流合作正常，为台湾谋求经济等利益。马英九团队担心一旦两岸开启了政治谈判，就会发展演变到和平统一。所以，并不乐见两岸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对话，甚至采取排斥与抗拒的立场和做法。对此，张荣恭也认为：“政治对话本来就不等于政治谈判，政治谈判也不等于统一谈判。人们毋须对政治对话缺乏自信，毕竟两岸事务性协商愈趋深入，愈会面临不能不处理的政治问题”。[23]
其三：“政治谈判有利大陆”论。马英九与国民党认为，因为大陆一直主张政治谈判，所以贸然开启政治谈判、协商政治议题对台湾不利，而有利于大陆。其实，两会经济性、事务性协议签署，事实已经证明对台湾是有利的。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也是对台湾更有利的事情，包括可以部分解决台湾的国际参与。特别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仍然是两岸两个平等对手间的协议，不会破坏台湾的主体性，“甚至台湾的主体性还能加强”。[24]台湾学者蔡玮认为，两岸僵局由来已久，未来解决办法不外乎三种：一是军事冲突，但智者不为；二是维持现状，但“动态的现况对台渐趋不利，台湾正在朝向菲律宾化的过程中挣扎”；三是政治解决，“政治谈判就需要妥协，台湾已无绝对的优势和主动，但仍要把握相对的优势，慎选时、地和议题，坚持那些是不容妥协让步的核心利益，那些则是可以调整的次要利益，如此才能追求全民最大的利益。”[25]黄介正认为：“两岸政治协商谈判并不是毒蛇猛兽，而可视为处理两岸关系的平台；并不是倾中卖台的勾当，而可视为维持台海和平的载具；并不是追求两岸政治关系的终局安排，而可视为保卫台湾利益的暂行机制。”[26]黄介正更明确指出：两岸政治谈判的主要战场，“在于两岸政治关系诠释权的争夺，在于对西伐利亚和约以降国家主权观念的反思，在于对两个宪法同时存在所可能的创制建构，在于两个政府治权平等交往的互动规律。” [27]
其四：“政治谈判时机不成熟”论。马英九与国民党一方面认为台湾民意不支持两岸开展政治谈判，另一方面认为目前台湾社会还没有形成支持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共识，强调台湾内部对推动政治谈判缺乏足够的共识。所以，2012年4月5日，台湾“副总统”当选人吴敦义参加博鳌论坛时提出了两岸政治谈判的“三条件说”：双方的诚意与善意、台湾内部的高度共识、民意支持，外加“国际参与”。事实上，2008年马英九就是高举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旗帜而当选；2010年马英九提出签署ECFA时，开始台湾民众也不理解，经过宣导后支持度超过60%。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尤其是两岸政治关系的进展才是“建构台湾安全的最重要最关键之屏障”。[28]2012年1月马英九连任成功显示：台湾民众与多数民意以支持马英九连任展现了对于台湾与两岸“发展方向的选择”，“既鼓励现任者继续朝对的方向努力，更提醒始终否定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正向面对两岸对话的重要”。[29]可惜的是，“如今台湾最缺乏的就是有远见、有视野、有胆识的政治领袖，能够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迈出重要的步伐奋勇向前”。[30]马英九团队担心民进党反对，担心民进党扩大解读两岸政治对话甚至污蔑。其实，政党政治具有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政党政治中，既有政党合作，也有政党斗争，加上民进党好斗成性，民进党反对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民进党是“逢马必反”，而马英九则是“逢绿必软”、“逢绿必怕”，遇到问题绕着走，“一味讨好和求全，该做不做，最后可能落得个执政无能、施政无方的名声”。[31]因此，台湾媒体也批评国民党：“坚持不展开政治性对话的原则，恐有重新检视的必要。”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出现警讯，“相交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选择性的抛弃基本教义，执政团队对于两岸政策却愈趋保守，国民党在此议题上的优势渐失”。[32]
四、民进党对两岸政治谈判的排斥立场
作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政策立场与态度，也是两岸政治谈判能否展开的重要政治环境。杨开煌认为两岸政治谈判真正难题是两岸关系的内外结构，外部结构主因是美国因素，“内部结构的主因是民进党因素”。[33]因为，台湾内部蓝绿对立，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有论述分歧，在“台湾的自我认同与周边地缘政治的冲突才是关键问题”。国民党主张应该与大陆连接发展，以大陆经济力拉动台湾的发展，避免台湾陷入类似于日本的经济停滞的20年；而民进党则是认为与大陆的连结发展会让台湾的“主权”不保。[34]所以，童振源承认：“两岸先经后政的谈判模式确实遇到一些政治困境”，“要推动两岸政治谈判有两项前提：两岸定位需要清楚、国内朝野要有共识。”过去6年，“两岸在模糊一中的基础上各说各话，而且两岸谈判以经贸议题为主，所以在台湾内部引发的政治争议比较有限。”而未来两岸“要处理两岸定位、台湾的国际参与、两岸军事互信等议题，势必牵动台湾内部的敏感统独争议，容易引发朝野的抵制与对抗。台湾内部需要有共识，才能推动两岸的政治谈判。”[35]
民进党对于两岸政治谈判问题基本上是持不支持甚至排斥立场：
其一：民进党不支持在现阶段开展两岸政治谈判。民进党认为在马英九与国民党执政情况下，开展政治谈判对台湾不利。所以，表面上是“民进党并不反对台海两岸进行政治谈判，但是在现阶段民进党反对两岸进行政治谈判，也不支持两岸进行官方之间的政治对话。”[36]2014年1月28日，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提出王郁琦登陆与张志军进行的“王张会”，应该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台湾主权”原则，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王郁琦到中国大陆需要坚持这个原则；二是“公开透明”原则，王郁琦在中国大陆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必须昭公信；三是“立法监督”原则，回台湾后向“立法院”说明。[37]吴钊燮并且提出6个问题不能碰触：一是政治谈判协商议题；二是“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中框架”；三是终止敌对状态；四是和平协议；五是军事信心机制；六是统一前的政治架构安排与两岸统一。[38]民进党这样的政策主张，实质就是阻挠两岸开展政治对话与政治谈判。
其二：民进党对两岸政治谈判设置若干先决条件。如民进党声称：“反对任何形式之党对党的两岸谈判，主张两岸间的谈判，只能在政府对政府之对等形式，或在政府与国会授权、监督下的中介团体对中介团体之对等形式下进行”。[39]民进党强调“在两岸事务性谈判与协商中，不应设置‘一个中国’之类的政治性前提。[40]认为两岸谈判应遵循诚信、开放、现实三原则，即两岸应信守协商承诺、协商议题全方位化、不预设前提条件等。[41]民进党这一说法，事实上就是在设置政治谈判先决条件。2010年5月，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十年政纲》座谈会上重申陈水扁当政时所强调的：“民进党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与中国进行直接并实质的对话”。[42]这是民进党对两岸政治对话的基本立场。罗致政解读“要求不预设前提展开对话”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表达民进党不会承诺满足中方的前提才展开对话”；二是民进党也不会设下任何前提“要求中方承诺满足才展开对话”。[43]
其三：民进党不能在两岸政治谈判中缺席。罗致政强调，在两岸政治谈判中，民进党不能缺席，因为两岸政治谈判牵涉到四个层面：两岸政治定位、军事互信、和平协议与国际空间。“一旦两岸展开政治对话，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会涉及到民进党的一贯立场与主张。”“未来如果国共主导的两岸政治对话真的展开，而民进党缺席的话”，会成为“框住台湾的框架”，因为是台湾人民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民进党不能缺席。他认为两岸要进行政治对话或者谈判前，执政当局应先举办“国是会议”，以凝聚共识“否则就会重蹈核四停建与否，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覆辙。”[44]
由上可见，民进党对两岸政治谈判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民进党“不愿意在两岸谈判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对两岸政治谈判疑虑重重。民进党认为，在国共间绵密交流、海协会与海基会两会平台及海峡论坛等多重“两岸对话平台的密集化与制度化”，加上国民党在“立法院”拥有多数席次，“民进党不仅无法有效监督与制衡国民党政府所推动的两岸交流，甚至面临在两岸对话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压力与危机”。[45]民进党需要考虑“如何突破目前由国民党垄断两岸对话的现况，避免出现国共联手对付民进党的情形，并改变长久以来由民进党扮黑脸、国民党扮白脸的困境，民进党的确有必要建立与中共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平台”。[46]2013年5月底，在民进党全代会上中生代提出的《台海人权决议外》，希望将两岸关系“建立在人权的普世价值上”，一方面“支持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化工程”，另一方面坚持两岸任何协议“均应符合‘民主、对等、尊严’原则”，期许两岸双方“以人权与民主的价值为基础，发展‘信睦关系’”。很显然，这种用“普世价值”的新瓶包装起来的“信睦关系”还是“一边一国”的旧酒。[47]自民进党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到2000年失去政权，“无一不是由台独立场出发”，“酒瓶不断换新，内容还是独酒”，其基本思维就是“只要能找到某种‘论述’，可以把‘一边一国’包装成面目模糊，就能突破该党在两岸关系上的困境。” [48]
民进党反对两岸政治谈判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原因：一是民进党不能放弃日益没落的“台独”主张。“台独”从来都只是台湾社会中少数人主张，且随着国际局势、大陆崛起与两岸关系发展，“台独”主张在日益走向没落。2012年败选后民进党内涌现不少主张调整甚至放弃“台独”主张的有识之士，但也一直是没有成为民进党内主流。主因就在于“台独”理念与主张仍是民进党内主流思想。周奕成认为，民进党两岸政策难有大的调整，要因在民进党社会基础还是相当牢固，“在未来十年里面，在两岸快速的交流中，民进党反而会变成一股保守的力量，设法阻止或减缓两岸过于快速的改变。”[49]从而在“台湾前途决议文”框架下，民进党处理两岸议题基本思考是“坚持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以加强两岸各项交流的方式来促成关系改善，并创造和平的有利条件。”[50]正是由于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其对于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主张就无法不受到束缚，政策论述就被捆得不能动弹，执着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尤其担心“一国两区”可能演变成为两岸开启政治谈判的“政治框架”与“共识基础”。其深层根源在于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其核心的党魂党纲就是“无限上纲本土化”价值，并以此形塑出极其顽固的排他意识与对抗意识，从1991年的《台独党纲》到2007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甚至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无不是围绕“本土化”的核心价值展开，从而欠缺“国际化”的视野，难以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事实，难以处理“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和平发展的核心基础。“20年过去，整个世界都承认对岸的大国崛起，唯独民进党视而不见。”[51]包括苏贞昌担任党主席期间提出的“三个保证与一项坚持”，依然是“站在台湾独立的立场表述他的企图心”，所以，台湾学者批评苏贞昌：“这样的保证与坚持，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建立民共对话的基础。” [52]由于民进党对于两岸政策大方向是以“反中情结”所构成的思维，[53]所以，“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最大的困境就是政经不分，而且都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两岸经贸关系”。[54]
二是民进党不能破除“自外于大陆发展”的“锁国”心态。在本土化意识驱使下，似乎越本土就越是“爱台湾”，就越是“政治正确”，于是民进党全党眼中除了台湾，没有中国大陆，也不知道有已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也少有人了解两岸三通后两岸关系及未来发展潮流，民进党内部主流思维依然是台湾发展不必依靠大陆，台湾可以“自外于大陆”。虽然也有若干人表示民进党要加强与大陆交流，2012年后，民进党内部已慢慢形成“民共要对话交流的政治共识”，应该说这是不小的突破，连“独派”大佬及游锡堃等都“没有反对这样的交流，都肯定交流”，“没有人否定交流”。[55]谢长廷在其主持广播节目中也表示：“保护台湾就是保护中华民国，不能一直喊台湾，最后连中华民国也失去。如果使用《中华民国宪法》无法与大陆交流，就再制订新宪，届时民进党应该可以走出自己的路。”[56]但苏贞昌一方面要求大陆不能设置交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自我设置了交流的条件，提出如果访问大陆一定要以民进党主席身份。民进党也以“中共统战阴谋”为由，拒绝参加海峡论坛，甚至恐吓基层党员不去参加。其行为症结则是民进党习惯的“锁国”心态与“鸵鸟”心态。在形势发展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民进党的“锁国”心态如何能让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论述呢？
三是民进党政策论述“贫乏化”。自陈水扁上台以来，特别是2008年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上任以后，民进党内外政策论述的退化加剧，呈现“贫乏化”现象，表现在关于台湾前途、经济发展、两岸关系等涉及台湾未来发展愿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政策论述上，民进党不是提不出适合形势发展政策主张，就是干脆“缺席”，从而使民进党不再能引领台湾社会向前。
四是民进党不能突破“为反对而反对”的僵化思维。由于过去长期在野，民进党造就了作为反对党惯有的“为反对而反对”的传统思维，包括在陈水扁当政期间，民进党也没有完全转型为“执政党思维”，从而出现“当家闹事”的可笑行为。2008年民进党失去政权后，“为反对而反对”思维的集中表现是“逢马必反”，即只要是马英九所主张的，民进党一定给予反对。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让社会民众与媒体不知道民进党的主张是什么？只了解民进党反对什么，不知道民进党主张什么。正是因为民进党“逢中（中国大陆）必反”、“逢马必反”的政策及行为，民进党难以采取支持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政策，加上民进党好斗性格与善斗特质，凡事“焦土抗争”做法对马英九团队开启两岸政治协商形成重大牵制与影响，也在心理层面上给马英九团队政治谈判制造了“寒蝉”效应。

文献来源：《台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