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低潮后，地缘政治研究在冷战后实现了世界性复兴。除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学术中心外，当前地缘政治研究的重心向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出现经典思路与后现代主义并立的局面，前者对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实施及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影响颇大，后者则在本体论、方法论、研究领域等学理思辨方面进展较多。中国地缘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既要汲取古代传统思想的优秀成果，也要吸收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精华，关键是要以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国家利益为目标，将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作为要务，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丰富和拓展研究领域。

作为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地缘政治是个古老的话题。自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起，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利用地理知识为战略决策服务，就成为历史上诸多战略大家的特殊喜好。[①] 特别是自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开创性地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宏大、直观的叙事方式，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界特别是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在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阿尔弗莱德·马汉（Alfred T. Mahan）、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及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等学界巨擘的不懈推动下，以“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海权”、“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为代表，许多极具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对20世纪民族国家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塑造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成为特定国家对外战略实践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推动或催生出现代世界历史中很多大事件、大趋势的显现和升级。
地缘政治也是一门崭新的学问，在经历了二战后短暂的学术低潮后，在当今国际政治研究中又显流行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在世界事务传统矛盾尚未消弭、新兴挑战急剧增生的严峻背景下，地缘政治作为一个结合地理分析与历史归纳的总体理论，再度呈现出旺盛的思想活力与强大的理论魅力，成为目前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分析、判断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政治格局、特定国家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的常用工具，对当代很多国家的公共话语、集体心态和对外战略制定均产生日趋显著的影响。事实证明，冷战后诸多重大国际战略（如北约东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俄罗斯“欧亚战略”、印度“东进战略”、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等等）的出现，都与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兴起与实践紧密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与早期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当前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超越了英、美、法、德等传统学术中心，逐渐向全球扩散。冷战后，俄罗斯、日本、印度、土耳其、捷克、乌克兰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掀起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热潮，共同见证了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国际大复兴时代的到来。在这些权势规模迥异、社会发展程度悬殊的国家中，诸多较具影响力的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者在借鉴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国家发展战略、地区安全形势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分析与预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极大影响了冷战后各自国家国内社会集体心态与政治认同的走向，并对本国当前对外政策实践发挥愈益显著的作用。
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伟大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演进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国际政治事实之一。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地缘政治同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加强地缘政治研究特别是对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动态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前不同国家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与各种派别的政治势力对于国际政治、地区安全和国家战略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采取更好和更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加强对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动态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参考借鉴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研究的优势和长处，推动构建坚持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气派、体现中国抱负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从宏观、长远和全面角度出发，对中国面临的现实国际政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争取空间、巩固权势：经典思路的当代延续

以美国、俄罗斯为主要代表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是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历史性复兴的学术重镇。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初开始，地缘政治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思想传统，在两国作为强大权势力量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两国政治—知识精英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演进、思考本国全球地位、筹划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方法之一。马汉的“海权”思想、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王子（Prince Nikolai S. Trubetxkoy）等人的“欧亚主义”理论、斯大林“战略缓冲地带”（或“东方战线”）思想的出现及政策转化过程，就是两国从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向世界强国的战略挺进过程。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在两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集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两国政治—知识精英对于全球空间的认识与塑造，对两极格局的兴起、巩固及瓦解，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在传统国际政治格局骤然崩溃、全球性战略敌手尚未明晰的历史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更成流行之势。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人为代表，美国当代诸多持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点的学者纷纷从地缘政治的概念、逻辑和命题出发，就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与战略进行了反复讨论，宣告了冷战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复兴。
总的来看，尽管在具体主张上存在某种分歧（即美国应当采取主动塑造欧亚大陆这个全球关键的地缘战略轴心的政治进程，抑或是退出欧亚大陆转而奉行灵活的均势战略，还是继续保持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影响力以遏制可能出现的对手），当前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即采取何种方式巩固美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权势与空间，进而确保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冷战后美国主流的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脉络上依然是“经典地缘政治”（classical geopolitics）式的，它依然是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等人的地理决定论和历史归纳法的当代延续。其根本诉求，依然在于通过归纳不同地理空间对于国际政治进程方式与效果的影响，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与强大”。[②] 在这种逻辑的背后，体现出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与认识，依然未能摆脱悲凉、冷酷、循环往复、没有任何进步可能的宿命论色彩，极为鲜明地体现出美国等西方社会对于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权势力量的一贯恐惧。
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的逻辑基础同样建立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之上。在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动和国力严重衰弱的历史背景下，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ii Ziuganov）、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等俄罗斯学者与政界人士，通过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心脏地带”理论）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欧亚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机融合，集中关注后冷战时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趋势，试图以此寻找一个足以恢复俄罗斯大国荣誉、确保国家地位、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行战略。[③] 在他们的努力下，俄罗斯及“欧亚”区域内的领土空间、地理位置、自然地貌以及民族文化特征，开始成为俄罗斯当代政治—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界定、理解自我身份、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成为当代俄罗斯人解读自身国家历史与现状、理解俄罗斯独特文明演进轨迹、复兴传统精神“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成为在艰难时局下挽救国家命运的一门“爱国的科学”。[④] 与美国相同，俄罗斯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也对强调“国家竞争”与“空间争夺”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情有独钟，同样将本国权势在空间上的增减视为争取全球性影响、确保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同样极端强调欧亚大陆对于国际政治格局演进及俄罗斯生存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历史道路、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亦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独特的演进路径和表述方法，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倾向和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
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传统学术中心，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进展同样值得关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法国政治地理学、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及日本“地政学”，均以其直观的研究手法和鲜明的政策主张对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对外侵略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冷战后，在传统国际政治格局快速瓦解及国家力量对比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在上述国家又呈复兴之势。这些国家当代很多政治—知识精英，为实现保障国家利益、发挥大国影响、进而重现“历史荣光”等目标，纷纷开始致力于从各自国家早期的地缘政治论述中发掘所谓的“合理性内涵”，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理论养分，着力将地缘政治考量融入本国对外战略。
例如，冷战后德国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德国“融入西方”（Westbindung）政策的讨论和质疑，及据此提出的“回归‘中部’（Mittellage）”视角、发展与“东方”国家关系的主张；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平衡意大利对外战略中的“欧洲倾向”与“大西洋倾向”问题；法国学者有关发挥大国作用、关注新兴问题领域、确保国家利益、拓展国际影响力的主张；日本学者提出的“回归海洋国家立场”、遏制防范“大陆国家”等观点，均对冷战后本国对外战略的塑造乃至各自地区安全形势演进产生显著影响。[⑤] 总的来看，冷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因其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倾向的强调及对地理历史分析手法的倚重，呈现出浓郁的经典地缘政治色彩；而法国的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则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开创了独特的演进路径，呈现出全新的学术风格。
作为当今世界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新兴国家，印度、巴西、乌克兰、土耳其、澳大利亚、捷克等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由于历史道路、政治文化传统、内外部环境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巨大差异，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印度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地理不安全感，结合积极进取的、以实现大国抱负为目标的心理预期，试图巩固其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地位，同时积极向印度洋乃至亚太地区拓展权势，以此作为新时期印度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冷战时期特别是军政府当政时期，巴西的地缘政治研究着力探讨两强对峙格局下中等国家如何完善领土控制、加强国内治理、增强国家实力、处理对外政策进而实现大国抱负等目标。乌克兰独立后，由于异常复杂的国际背景、危机四伏的国内社会状况，其地缘政治研究注重对国内存在的“区域性分裂”问题的审视。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学者则仔细考量其亲西方政策的利弊得失，并主张谋求扩大在中东等伊斯兰地区及中亚、高加索等所谓“突厥”地区的影响。冷战后部分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学者要求国家降低对澳美军事同盟的过度依赖，呼吁主动发挥自身实力作用，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多方位合作，从而推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而处于大国权势夹缝中的捷克，其地缘政治学者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其当前完全依赖西方军事同盟、过度刺激俄罗斯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捷克应审慎与西方军事集团保持距离、在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生存发展机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⑥]
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上升，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正面临极大危险，或正处于急剧变动中”。[⑦] 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应当被视为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革和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知识精英以应对各类复杂挑战、实现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发展为目的，对国际、地区和本国战略态势、发展走向的解读和筹划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由于其概念推论的简明、直观，加之颇具说服力的理论逻辑，对冷战后各主要国家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理性的”、“现实的”、足以确保“民族利益”的国家战略，一把能够真正理解国际政治的“万能钥匙”（passe-partout）。[⑧] 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大国雄心抱负或者仍然面临传统安全威胁的国家来说，对领土空间增减、国家权势变动、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密切关注，构成了它们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具有浓厚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意味的表述和主张，也集中体现出上述国家政治—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冷战结束后本国空间态势和安全环境的焦虑和不安，以及对其历史—政治身份和国家走向的迷失与茫然。此类极具经典地缘政治色彩的思想学说的兴起，既影响了冷战后上述国家社会集体心态和政治倾向的转变，其政策实践过程亦对相关地区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质疑经典、颠覆传统：后现代主义的学理审视

在经典理论和传统思路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值得关注的另一重要理论动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Marxist Geopolitics）、“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研究流派的深入发展及其由此引发的学理论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诸多新事实、新趋势的有力驱动，这些新近涌现的学理派别针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精神风格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通过对其理论建构与应用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对传统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根本假定进行了批评与重塑。总的来看，这些学理派别尽管在体系建构、研究取向、理论应用等方面亦存在相应的不足，但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手段、研究志趣和精神风貌的转变，对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的规范性意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缘政治持有一种天然的疑虑态度。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及对社会生产方式重要意义的强调，与固守国家中心视角、具有浓厚地理决定论色彩、强调国家权势扩张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基本逻辑和主要观点上存在显著的差别。而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与国际战争的推动作用，更是引发了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大反感。[⑨] 出于这些原因，这些学者基本上都对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秉持积极的批判态度，均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帮凶和卫道士，大多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家反复鼓吹国家领土与权势的真正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矛盾，麻痹和欺骗处于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广大民众，为帝国主义控制和争夺特定领土提供理由。
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批判地审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同时，也在重新评价后者理论价值基础上，开始将其部分核心概念特别是“空间”、“领土”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新的、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志趣”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现代体系进行更为全面的解读。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纳德·约翰斯顿（Ronald J. Johnston）和凯文·考克斯（Kevin R. Cox）等学者的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开始被逐步改造为一种从领土空间角度出发、分析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过程的理论工具。这些学者希望通过上述努力，在纠正和改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逻辑观点和理论精神的同时，从地理历史角度出发，着重探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不平等、种族冲突、环境退化和不发达等问题的体制根源，从而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逻辑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性解读。
冷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在于对领土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及价值的论述。英国学者亚历山德罗·科拉斯（Alejandro Colás）和冈萨罗·波索（Gonzalo Pozo）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几乎所有的地理区域均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成为劳动力和资本转换甚至阶级对立的“物质容器”。在这个体系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依靠商品生产、可转让的土地、灵活标价的劳动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主权国家政治权威的保障，成功建立起一个“门户开放但边界封闭”（open doors and closed frontiers）的全球政治经济空间。[⑩] 在这个体系中，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维系和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稳定作用”（valorization）：国家以立法、行政等方式，提供了有利于资本再生产和扩张的“社会结构”（social infrastructure），在资本价值交换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和规范作用，成功帮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统治秩序。[11]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领土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它不断地被生产、交换和价值积累所重构，同时也被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所重构。
不仅如此，这些学者对于作为自然物质因素的领土空间自身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实现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领土空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体现在地租（即马克思所称的那些附着于“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资本）在特定领土空间内利润的实现。[12]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空间的勘察、计算、界定和绘图都是对空间进行商品化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最终将空间变成可以流通的商品。特别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领土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对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可耕作的土地等稀缺自然资源的商品化转换。但由于这些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领土空间特别是富含上述资源的领土空间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显著，对这些领土空间的争夺和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这些学者因此得出结论，由于领土空间及其附属资源的稀缺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对领土空间及其附属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13]
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理论进展当属“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及流行。[14]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信息网络快速普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大体缓和的背景下，以杰拉德·奥特瓦塞尔（Gearóid Ó Tuathail）、约翰·阿格钮（John Agnew）、克劳斯·多兹（Klaus Ddds）等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者，在吸取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观点方法基础上，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元”问题进行了一种近乎颠覆性的解释，这些学者期望以此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和手段，并为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做出适当预测。
批判地缘政治学研究取得的主要理论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经典地缘政治本体论、方法论等根本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探讨。与传统思路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学者总体上都反对将地缘政治视为一种纯粹物质属性的、明晰可辩的国际关系事实，主张将其理解为一套融合了地理、政治表述的话语模式，一种与人类主体意识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它兼具物质和反映性质，与权力、知识和经济的社会再生产存在紧密联系。[15] 通过将地缘政治归结为一种人类的意识实践过程，经典地缘政治认识论中物质世界与研究者精神世界的二元对立被模糊和调和，地缘政治知识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特征被突出强调。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开始从“探究地理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到“探究人类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的转变。
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对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倾向和历史作用的再检讨。作为对近现代以来国际政治演进的认识与反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将领土空间视为主权国家生存、发展乃至权势扩张的关键性因素。绝大多数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概念命题（如空间对抗、势力范围、霸权、实力中心等）均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权势争夺，大多致力于为特定国家的权势扩张和领土争夺进行理论筹划。在当代部分批判学者眼中，经典地缘政治的全部信念都是为近现代以来强权国家间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提供理论依据，它忽略甚至刻意掩饰政治矛盾与社会问题，基本上服务于统治者、战争和政治控制，结果则有助于统治者对平民施加暴力、对社会进行空间控制并引发国家间的领土冲突。[16] 基于以上原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受到了历史上诸多极权者的偏爱，而地缘政治在为特定国家实施军事战略与政治强权提供理论来源的同时，自身也演变为一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言中的“权力—知识”体系[17] ，一种进行空间控制和领土争夺的意识形态，更是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导致战争的首要因素”[18]。
批判地缘政治学还致力于拓展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在这些学者看来，经典地缘政治研究过多地关注边界、领土、资源等物质范围的问题，但对话语研究与决策实践考察不足；过多强调分析和预测大国、强国的地缘政治形态，而对小国、弱国的地缘政治状况、思想与实践关注不足；过多地关注权力、领土方面的“高政治”议题，而对目前直接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低政治”议题（环境、气候、粮食问题等）考察不足。为此，批判地缘政治学着重分析宗教、民族性、政治认同、文化差异对特定社会“地缘政治理性”的影响，以求从中发现特定国家的权力—知识精英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反映与建构国际政治中的“地理事实”（如政治领土、国际边界），以及如何据此展开国际政治实践。[19] 此外，面对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在诸多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批判地缘政治学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国家主权转移到全球化、从固定的领土转移到具有符号学意义的边界、从‘治国之道’转移到相互依赖、从地缘政治集团转移到虚拟环境”。[20] 在德国学者保罗·罗依博（Paul Reuber）归纳的当今地缘政治的六大主要研究方向，即生态政治与资源冲突、领土冲突与边界、地缘政治与认同政治、全球化与新型国际关系、政治权力的符号学反映、地区冲突与社会运动中，至少有四项议题都是传统研究范围之外的议题。[21]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新发展，与关注国家空间权势变化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相比，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向上”与“向下”的双重转移。所谓“向上”转移，是指超越传统的国家中心视角，从地理的视角出发，重视审视全球范围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所谓“向下”转移，是指集中关注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地理互动问题，甚至注重探究民族、阶层、性别乃至个人的地缘政治体验，这无疑极大拓宽了经典地缘政治研究的范围，突出了研究特色。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新兴理论的持续冲击下，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持续关注国家权势变化、紧密关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鲜明理论色彩亦受到严重削弱，地缘政治研究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包罗万象，同时也是“东拉西扯”的领域。[22] 由此则导致地缘政治在政策可操作性、理论的实用意义和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贴切性方面均有所下降，在模糊了地缘政治理论鲜明特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使得地缘政治在当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更加边缘化。

三、总结教训、汲取启示：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研究体系

中国学者很早便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和学者便自觉不自觉地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对当时的政治活动作出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和预测，积累了尤为丰富的理论经验，“合纵连横”、“近睦远交”、“隆中对”皆为不同时期中国本土地缘政治表述的典型代表。但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论述多是从经验和直觉出发，自觉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主要体现为战略决策或谋划，缺乏系统的概念辨析、学术梳理和逻辑推导。在研究目的上致力于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决策者主动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走势、进而主导“天下”提供宏观战略指导。在研究范围上则严格局限于以华夏族聚居区为主的“中原”领域，少有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184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逐步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中。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威胁之下，中国部分先进学者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大量介绍和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理论，以求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关注大约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但在“左”的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和主导下，当时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外乎错误的地理决定论，在具体理论表述上则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托词，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学就是“战争的地理学”或“侵略的地理学”的代名词。[23] 因此，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地缘政治理论一直处于被忽视和批判的状态。尽管如此，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对外政策思想和国际政治实践中，仍自觉地把地缘政治因素纳入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中，以宏观和全球的视角分析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了许多极具影响的理论观点。上世纪40年代末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60年代初关于“第一中间地带”、“第二中间地带”的划分，以及70年代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即为鲜明的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内学术界思想解放进程同步，地缘政治研究得到了中国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这一阶段，地缘政治研究进入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时期，许多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经典论著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不少介绍和评析地缘政治理论的著作不断面世。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理论应用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力图据此解释和预测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在系统归纳地缘政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究地缘政治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等核心理论问题，希望籍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24]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凸显，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与繁荣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行发展。作为同时拥有最多陆上邻国和漫长海岸线的东亚大国，中国在和平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与大国、周边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贯彻好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中国国家利益拓展与尊重他国利益的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周边地区各个战略方向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如此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尚待中国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着手，在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现象中寻找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大趋势，发展一种既坚持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气派、体现中国抱负，同时又具有广泛包容力、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理论体系。而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国际性复兴的到来，也对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必须坚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立场。作为一门具有悠久思想传统的学科门类，地缘政治研究一向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著称于世。尽管其理论方法、观点、结论不时遭到不少学者（特别是当下部分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的强烈批判，但地缘政治研究从特定国家的立场出发、解决特定国家的问题、密切服务于特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定位，对于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研究的主流来看，无论是美、俄等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抑或是德、法、意、日等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还是印度、澳大利亚、乌克兰、捷克等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无不聚焦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无不努力从中发掘和评估本国权势地位和国家安全所经受的影响和触动，从而为本国在未来的生存、安全及发展寻求解决方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我周边面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联动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者应始终坚持中国立场、捍卫中国利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合理利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些概念、观点、方法，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并从战略、宏观的视角，认真分析权势空间变动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关系问题，为实现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服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大战略服务。
其次，当代部分地缘政治研究者关于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作用的新解读，为中国学者以谨慎和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地缘政治话语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借助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分析和研判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和中国的战略时，中国学者应当更加重视经典地缘政治中诸多概念、方法和命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的战略企图与价值倾向，在吸纳借鉴其有益的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同时，注意舍弃或纠正其存在的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具体而言，中国学者应当本着不盲从、不迷信的态度，坚持科学的扬弃态度，认真辨析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角度（如将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相结合的宏观视角）、研究手段（如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区域研究、单元考察）和部分概念命题（如海权、陆权、空权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在当今时代可能具有的应用价值，恰当评判其存在的片面性与单一决定论色彩，从而对一些仍可沿用但存在缺陷的概念命题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使之从传统的、排他性的、强调对抗争夺的理论倾向转变为符合时代特征的、突出互利共赢和合作协调的叙事风格。唯有如此，才能使一些传统的概念观点获得新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再次，针对当代部分地缘政治学者要求创新地缘政治研究手段、拓展地缘政治研究范围的呼声，也需认真分析其利弊，汲取其优点。对中国当前地缘政治研究者而言，在加强对全球宏观地缘政治格局、周边安全环境等国际政治实践层面研究的同时，也应适当注意特定国家（特别是我周边国家及与我有重大安全利益交集的国家）的历史道路、民族记忆、文化传承对其地缘政治思维与实践的影响，研读中国周边诸多邻国及与我有重大安全利益交集的国家看待中国与其关注重叠区域的方式和方法，分析其国内社会地缘政治思维的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在当前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从而有效预测其未来可能推行的地缘战略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可从发掘中国当前国内社会（包括国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对于特定空间区域的认识入手，审视中国地缘政治思维方式的历史及变迁过程，从而正确解读中国社会是如何将文化与地理因素相结合，建构“自我—他人”、“对手—盟友”等“想象边界”，以及如何根据这种认识完成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从而为筹划一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民诉求、反映国家利益的国家大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另外，在坚持地缘政治研究的国家中心视角、重视国家权势变化、关注领土空间变更等传统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同时，也应密切注意吸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其他理论观点，以丰富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实现多视角相互补充，以期对当今愈发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进程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解。例如，在研究气候变化、资源匮乏、能源危机对特定国家权势的影响时，可以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方法应用于地缘政治研究中；在分析领土空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地位和功能时，可以吸取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关于领土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论述，既重视国家对领土空间的管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重视领土空间自身经济价值的实现；在对特定国家国内社会地缘政治思维及对外战略的分析论述中，还可引入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知识。总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信息、网络快速普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总体缓和的历史背景下，在坚持地缘政治传统研究领域与研究特色的同时，中国学者必须致力于扩大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和适用领域，努力加强对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学术开拓，从新的角度为国家营造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襄助。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