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东方网联合主办的“四史讲堂”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开讲，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以“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百年发展”为题，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百年外交理论建设过程，并对未来强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方向性建议。

百年奋斗：从革命求生存到强大求公正

杨洁勉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理论的发展主要分四个阶段。

从酝酿建党到建国的30年里，党的外交理论聚焦于“革命求生存”，是如何推翻旧世界和创建新革命的外交。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底的30年，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外交理论集中于“斗争求承认”，从“一面倒”向苏联转化为中苏对立，从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到努力打破“两极世界”，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划分“三个世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和反对霸权主义理论。

从1979年到2012年的30多年里，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党的外交理论主要是“和平求发展”，实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理论转变，确立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外交路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世界经济治理的实践和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外交理论进入了体系建设和理念创新的活跃期，主要体现在是“合作求共赢”理论的发展。这一时期，党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与倡导了一批包括“正确的义利观”在内的外交新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建设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理论。

在杨洁勉看来，通过回溯这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外交理论对于历史和形势的分析、战略和政策的制订、实践和行动的总结等诸多方面的引领和指导。

我们的外交理论，要让老百姓听得懂，让世界听得懂

在杨洁勉看来，为了建设更加系统和前瞻的强国外交理论体系，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为强大求公正的外交理论而努力。

在杨洁勉的设想中，新时代中国强国外交理论体系有三个方面需要尤为注意。

“我讲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搞国际关系的也好，搞其他也好，比如说我搞美国研究跟美国人搞美国研究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是中国的，要为我中国所用。”所以杨洁勉提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当“美国通”之前，首先要成为“中国通”。“同时这个理论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玩玩的，我们要看实践。我们不能一边对敌人使用‘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对自己就一点都不想。我们学习研究的东西，对社会要有用。”

其次是要重视理论的当代化。“如果我们身处21世纪，用的语言还是马克思时代的语言，思维方式还是斯大林模式，那是肯定不行的，一定要当代化。”

第三是要大众化。杨洁勉说，单位有位同志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开口就是各种专业术语，“什么安全困境、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他太太跟他说，‘你讲的我听不懂，我想听的你不会讲。’所以我们应当走到老百姓中间。”在杨洁勉看来，所以所谓大众化，就是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发展外交理论。

最后，杨洁勉强调，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还应该具有世界意义，“要说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话。”以缅甸为例，在其文化中，“命运”一词特指宿命，“因此我们再跟他们谈‘命运共同体’就不合适了。”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三家缅甸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胞波”一词有历史传统，由缅语音译而来，最初指来到缅甸的华人，后约定俗成为中缅两国间、两国人民间的专属称谓。用“胞波”替代“命运”，正是杨洁勉所谓的“让对方听得懂”的外交语言。

早前，网上出现了一种要取消英文考试的声音，“还说什么我们领导人发言为什么要用英文翻译，在中国讲中文就行了。”这让杨洁勉感到不可思议，“我当然希望我们汉语是世界普通话，其实从我心里讲，最好上海话是世界普通话，但做不做得到嘛？所以你必须要学，要讲人家讲的话，让人家听懂你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你中国是一个文明、进步公平、正义的国家。”

“现在我们去知网上查一查就知道，研究中国外交理论的大咖极少。零散的几篇都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极少。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实践理论的自觉自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化和大众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互动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强国外交理论。”杨洁勉总结道。

原文链接

文献来源：澎湃新闻，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