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宏大的世纪工程，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在推进区域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积极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一带一路”的学理支撑，为其长远发展树立理论范式，同时促进世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和接受。

树立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意识

    第一，从“大写意”到“工笔画”，要认真树立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意识。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把“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十大方面之一。我们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一带一路”理念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理论体系和实践的互动转化关系，从而提高我们的实践自觉性和理论自信性。

    第二，我们要积极拓展理论的思路，不能局限于“一带一路”本身，而应在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入的范畴内进行思考和研究，我认为以下三方面很重要。

    其一，要研究“一带一路”和中国总体外交的理论关系。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任务日益迫切繁重。“一带一路”理论是局部的但又涉及全局的理论，而且是更具应用性的理论。因此，要在内外环境、总体思想、战略思维、政策原则等方面深入研究，找出规律并把握方向。

    其二，要厘清“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或改善全球治理。我们要把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同“一带一路”更好地连接起来。他同时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其三，要同国际主流理论进行磨合。国际外交的主流理论是“国家利益至上”，中国则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理念，其中可能产生一些互相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同国际主流理论进行磨合，要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是，要把上述政治原则化为国际主流外交理论尚需时日。

    第三，要善于践行外交理论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理应在外交理论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有时，旧瓶装新酒比新瓶装新酒更能促进中外交流沟通。事实上，中国政界和外交界利用“地区主义”、“亚欧合作”、“发展规划对接”、“多边主义”和“三方合作”等理念，通过拿来主义和推陈出新，在为我所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挥理论的总结和指导作用

    孔子曰：“质而无文，其行不远。文而无质，其行不久。”外交理论不仅需要政治方面的建设，而且还需要学术学理的建设。没有政治指导的外交理论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学术支撑的外交理论也难以深入发展。因此学术学理建设应当与“一带一路”的其他建设同步推进，有时候甚至还要先行一步，发挥理论的总结和指导作用，我认为应该加强以下三点：

    第一，对既有的理念进行更新。“一带一路”倡议问世以来，它已经逐步对既有理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赋予多边主义、地区主义、三方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新的时代意义和解释。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我们还应当对现有学科理念进行新的解释，如国际主义、全球主义、共同价值观等。

    第二，在学科理论上要求新。“一带一路”相关的学科涉及到政治学、哲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生态学、未来学等。我们中国学科理论的建设要求新，不能为美国或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束缚。我们能否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在发展观、和平学、合作论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能否开创“一带一路”学？能否在这个学科上推举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和领军人物呢？

    第三，智库的理论要创新。中国在时政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要在以下几个领域中积极作为。在国际合作思想建设中，一方面，国际合作思想是中国外交理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面较宽，学术性较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涉外智库多数在高校，教授们的学术基础和学理研究能力较强，具有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的天然优势，因此容易出成果，发表报告、论文和专著。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建设中，中国的体制机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所赋予顶层设计和战略设计上的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而战略研究具有相对稳定性，需要高校智库的资深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取长补短的合作研究，也便于中外智库交流合作。“一带一路”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以历史理解现实，以当前展望未来，以未来“倒逼”当前。而在外交对策研究中，中国智库对策研究的任务很重，也很光荣。对高校智库而言，区域、国别、领域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全覆盖。在“一带一路”对策研究方面，要抓好时间节点、重点难点、发展方向、领导关注、国际反应等，从而达到科学决策、参与决策、有利决策和分层决策。

对外讲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主导。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学界和学者在话语权提质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第一，先行话语设计。有中国特点的，我们在酝酿议题过程当中就要进行设计，我们在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提出“五通”蓝图。第二届峰会又讲了几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都总结并强调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精神。我们要走在前沿，在思想上先行一步，从现在起就思考第三届高峰论坛的主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说的“压茬前进”。虽然中国在相关理念和目标上已经拥有一定的先行和引导的话语权。但是，中国的话语权与其倡导国和推进国的地位相比，还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作出长久的努力。

    第二，调整话语的设计。因为有些话语是经历了从设想到现实，从特指到泛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例如“一带一路”最初的英文翻译经过调整，最后译为“The Belt and Road”，后面没有“s”了。“一带一路”对外交流推介中从“战略”变为“倡议”，同时也不再使用“战略支点国家”和“地域范围”等概念。初期较为强调的“产能转移”先是改为“富余产能转移”，再是逐步淡化乃至不再提及了。如今推进“一带一路”2.0版本到3.0版本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超前设想，预先避免类似的问题呢？

    第三，应对话语设计。“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世纪工程，不免会遇到恶意的攻击和善意的询问。近几年来产生了“地缘战略”、“强国缺席”、“债务陷阱”、“滋生腐败”等负面标签。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所说的“开放、廉洁、绿色发展”就很有针对性。但我们在应对这些负面话语设计并不尽如人意，仅是外交部发言人还不能“以正视听”。我们学界要提高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站位，回答国际上的种种疑问。

提升国际话语的主导权

    对外讲好中国的故事，首先要有故事，而且要有好的故事。“一带一路”可讲的、可交流的、要讲解的、要解释的有很多。国家层面的、地方层面的、部门层面的、宣传层面的、学术层面的，都要突出重点和特点。我们还要注意“一带一路”的对象导向，“一带一路”几乎向整个世界辐射，对美国的宣传显然不同于吉布提，通发稿是需要的，但二次开发也是必须的，虽然吉布提在世界地图上很微小，但是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中国的有关智库要以“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为指导，在情况交流、思想碰撞、解疑释惑、公众宣传、对策研究、战略思维上狠下功夫，通过交流使国际社会正确理解和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文献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670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