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安倍政府正在全力推动修宪，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在安倍及其支持者看来，日本必须修宪的原因之一，就因为该宪法并非日本自主制定的，而是当年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是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

      昭和天皇无疑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责任人，他目睹日本全国多处化为一片废墟的惨状，深刻意识到自己具有无法推卸的罪责，强烈感受到战后的日本必须走和平道路。因此，昭和天皇于1945年9月就发表了 “确立和平国家，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敕语。作为当时已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昭和天皇的这一敕语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战败后应运而生的东久迩内阁也相应明确提出“建设和平的新日本”愿景。

      日本走上侵略战争的不归路，显然与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具有直接关系，为此必须制定一部新宪法取代此前的战争宪法。

      因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局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当年10月9日币原喜重郎又取代东久迩出任首相。新内阁专门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新宪法。1946年1月24日，币原首相会见了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虽然当时日本处于战败国地位，但许多人的意识深处仍保留着大量军国主义的思想残余。就在宪法调查问题委员会中，也有人明确希望保留日本的国体，即维持天皇为国家元首的原有体制。币原其时会晤麦克阿瑟，估计是为了获得对方对制定和平宪法的支持。币原是不主张取消天皇制的，但日本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必须放弃战争。自当年8月30日率军进驻日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观察，麦克阿瑟也已认识到天皇制不宜取消，因此币原的思路与麦克阿瑟不谋而合。

      显而易见，放弃战争是按照昭和天皇敕语，由币原当面告知麦克阿瑟的，而绝非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所一再鼓吹的是“美国强加”的。

      1946年新年伊始，昭和天皇还发表宣言明确昭示日本国内外：他是人而不是神。对当时被军国主义洗过脑的日本人而言，这一宣言的冲击力之强烈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时任首相森喜朗还称日本是“神的国家”。

      尽管当时处于美军占领之下，日本政坛希望维持《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人仍不在少数，制定和平宪法的过程还是一波三折。1946年2月1日，日本报纸发表了一条消息：日本政府的新宪法草案，居然仍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翻版。这是当时抵制和平宪法势力故意试探日本国内外尤其是美国军方的态度。这不仅使日本国内进步政党和文化界人士深感震惊，而且当然也使麦克阿瑟勃然大怒。因为这部宪法修改草案只是在个别词句上改动了旧宪法，如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将“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外，实际上不过是将旧宪法重新包装一下而已。

      无奈之下，麦克阿瑟曾考虑让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另起炉灶，撇开日本政府另行起草新宪法。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把一张纸条交给惠特尼，上面写了三条意见：1、天皇仅为国家的象征；2、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3、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便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新宪法的基本原则。经过妥协，最终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于是，币原只能期待通过选举产生的新内阁重新推动新宪法的制定。其时自由党在选举中成为日本政坛的第一大党，吉田茂内阁应运而生。1946年7月，以各政党的法律专家为主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反复推敲在国会主导下政府的新宪法草案。其时，铃木义男众议员提出了第9条中的第一句话：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此意见获得一致通过，这成为新宪法的灵魂。而且此后在答辩中吉田茂明确表示，即便是自卫战争也不被允许。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非常清楚，世界上的战争大多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必须把这个缺口堵死。

      显而易见，麦克阿瑟只是对日本新宪法的制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整个和平宪法的制定过程完全是日本自主推进的。安倍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以和平宪法是“舶来品”为由，作为必须修改的理由，其前提就根本是虚幻的。去年4月30日NHK播出的一个专题节目，就非常清楚地回顾了这一历史过程，安倍及其支持者对此装聋作哑，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文献来源：《文汇报》，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