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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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日关系频频出现转圜的迹象。最为令人瞩目的应属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态度的转变。先是在5月14-15日,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安倍派遣自民党二号人物——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带自己的亲笔信率团参会。当时二阶甚至表示日本应尽早决定加入亚投行,虽然之后安倍表态稍显谨慎,说“一些疑惑点(透明性和开放性)消除之后,愿积极探讨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宜”,但态度较以前已积极许多。到习近平主席在汉堡和河内两度与安倍举行会谈时,安倍还一再表态说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希望同中方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以此为背景,2017年11月20-23日,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了规模空前(约250人)的访华团,试图借助政治上的“融冰”氛围,探索参与“一带一路”倡议。21日,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会见李克强总理时表示,在确保投标透明度的前提下,日本企业愿意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合作。此外,参加访华团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警惕感比以前少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日本企业来说也是商机”等声音。
28日,日本公明党党首,曾多次担当中日两国首脑信使的山口那津男,又接受了安倍的托付,将带着安倍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访华。
这一切,使得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简直可以用“秋风萧瑟天气凉”来形容的中日关系又出现了丝丝暖意。
“利”仍是拉近中日的重要因素
2017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这也是中日关系出现转圜的一个契机。半年多来,两国关系呈现出持续改善的势头,究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说到底仍可归结到经济因素。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发展实践一方面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脸了安倍内阁此前对之的冷嘲热讽,另一方面也让越来越多的日本各界人士开始务实地思索如何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发现商机。
从总体而言,今天的中国在日本看来,一方面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13.8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背后所蕴含的商机可谓诱惑无限,另一方面两国在产业升级、环境保护、深化金融等诸多方面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一言以蔽之,与中国强化经贸合作对提振日本经济可谓大有助益。
中日以“情”相交的黄金时代能再现吗?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质问?两国关系的改善似乎仅靠“利”来推动又显得缺失了什么?道理显而易见,正如人与人相交不能仅做利益交换的酒肉朋友一样。国与国相交如果眼中只有“利”,首先是格调降低了,更为关键的是经济难保不受政治等因素干扰,最终连这个“利”也保不住。
行文至此,势必有人会怀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到冷战结束前的那段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那段时期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情感型”特征,多数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较为正面,中日政治家不但对改善与对方国家关系充满深情,很多日本政治家汉文素养深厚,甚至还与中国领导人互赠汉诗。
不可否认,依靠领导层之间的“情”,确实对增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大有裨益。但现阶段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结构性的互信赤字——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加之安倍内阁有意借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正常国家化”、“修改和平宪法”等政治诉求,两国关系显然无法再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利”与“情”之外,中日还应有“义”
既然“情”也无济于事,那么还缺什么呢?答案是国与国相交除了“利”,还要强调“义”。
“义”者,事之所宜也,指的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而将之置于中日关系的语境中,“义”强调的则是立足大局和长远,本着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既要在战略上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作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具体而言,日本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应始终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行事。而面对存在的分歧,应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管控、处理。在此基础上,双方积累有利条件,用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体现双方互为合作伙伴,如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青少年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利用两国相继举办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机会开展奥运合作,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夯实社会基础,再达成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
中国如何把好中日关系转圜的舵
那么在改善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又对哪些方面应予关注呢?
首先,睦邻之道首在自强。现阶段,日本国内关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中最盛行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论调所隐含的逻辑系出同源,即日本对中国崛起本身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存在认知错觉,对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疑虑重重,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反过来说,中国今天也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日本仍有较大差距。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要让日本对中国心悦诚服,我们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并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正在于此。
其次,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当前两国关系的转圜进行综合评估,既正确认识中日关系改善的历史机遇,又不能对之有过高评估。对中日关系出现的改善势头,一方面要倍加珍惜,做好危机管控,尤其要预防偶发事件的发生而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逆转;另一方面,应认识到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安倍的种种表态仍不脱对华“政经分离”策略考量的本质。因此,要对日本在台湾、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对华挑战做好心理准备,积极应对,实现外交维稳和维权的有效平衡。
再次,要对安倍借改善对华关系为他在国内政治上加分的意图有所防范,不应忽视其中的策略考量,避免为之利用。此外,中国还应敦促安倍重信守诺,将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地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当中,避免出现口惠而实不至的结果。
最后,对安倍关于中日关系的一些积极表态,既要看动机,更要注重结果,只要可以实现互利双赢,中国应予以支持。习近平主席就强调,“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述,中日在经贸、能源、环保等众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互利共赢的空间广阔。
因此,针对安倍早前对“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表态,应看到这既是他利用关键“时间节点”(如2017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对华示好的务虚表现,亦是意图分享“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经济红利的务实之举。对此,中国宜与日就切实具体的合作事项进行磋商,以将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落到实处,实现有效对接。
文献来源:澎湃新闻,2017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