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无论是2011年10月的湄公河惨案还是2015年引起全球关注的欧洲移民危机，都凸显了传统国家边界及跨境安全治理的根本重要性。[1]尽管未得到充分关注，跨境安全治理事实上是主权国家体系的一个伴生性议题，自主权国家诞生之日起便持续存在并延续至今。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主权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很大程度上是破坏而非促进边境地区人民生活及与此相关的各类问题的内部有机联系，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跨境安全问题，尽管得到更多关注的似乎是跨境冲突、移民、犯罪、走私等挑战。[2]但前述案例显然证明，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逻辑和机制似乎都正遭遇严峻挑战。尽管相关国家和机构在危机爆发后均大力动员以应对危机，寻求长期解决方案，但此类措施是否有效、能否持续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观察。因此，必须追问的是，在跨境安全治理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到底其深层次根源是什么？这些深层动力是否导致了跨境安全治理运作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如果是，这些变化是什么？为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带来了怎么样的挑战？要实现何种思维、手段和机制等更新或转型，才能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最后，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跨境安全治理应当采取哪些更新举措，才能确保边界地区能够成为共同繁荣的桥梁？[3]

        笔者认为，跨境安全治理与国家生存、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等高政治议题密切相关，作为治理主体的主权国家更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就此而言，当前跨境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主权国家所假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事实上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其重大程度远超出国际权势从西方向非西方的转移，更多体现为全球地缘政治架构本身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单一形态向时空联动下的复合形态转变。就跨境安全治理而言，它不仅意味着跨境安全治理的对象模糊化，还意味着跨境安全治理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正遭到严重冲击，甚至可能逐步丧失。因此，当前跨境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是体系性和根本性的，其转型也必须是全面和深层次的，中国可以也应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一、传统地缘政治下的跨境安全治理

        边界是主权国家的根本标志之一。由此而来地，尽管深受全球化影响，跨境安全治理仍被视作与国家生存、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等高政治密切相关的议题；主权国家不会轻易放松对边界的管理，相应地也不会轻易在跨境安全治理问题上改变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维。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市场的统一与国家权势遭受侵蚀，对跨境治理的研究迅速兴起。[4]有研究从人类治理方式演进的角度认为，第一代治理模式是传统的公共管理，经过现代化后向实现“从政府到治理”转型的第二代治理模式，此后第三代治理模式则是在第二代治理基础上经民主化后的跨境治理。[5]尽管如此，主流观点仍认为，主权国家仍力图维持对跨境治理的绝对掌控，并往往遵循传统的高政治逻辑特别是地缘政治逻辑；[6]因此，笔者仍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跨境安全治理问题，但更重视地缘政治本身的演变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影响及由此而来的转型压力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一）传统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

        跨境安全治理根本上为各国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所决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国决策者在思考跨境安全治理时更多从相对狭隘的国家间地缘角力出发，但地缘政治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那就是，地缘政治理论背后的一些基本性假设，事实上主导了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思考，进而局限了其政策选项。

        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尽管其中也可能夹杂着其他理论要素。考虑到有关地缘政治及相关理论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笔者将重点放在分析地缘政治理论背后的根本性假设或基本逻辑上，从而发现其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思维、模式及机制等的影响。回顾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流派，诸如陆权理论、海权理论、空权理论及新近围绕太空、海洋、极地、经济、能源、资源等产生的地缘政治论述，可以发现该理论几乎所有的分支都基于一个核心逻辑，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地缘政治本身及其理论的演变根本上取决于这一长期相对稳定的时空关系的缓慢演变：

        第一，对所有地缘政治理论而言，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稳定且静止的。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还是其他流派，都对空间持近乎相同的观念，即地理位置是给定的——尽管从不同的视角看地图可以有所变化。源于世界地理结构本身固定不变——至少就可观察到的历史而言——的基本事实，发生于其中的国际关系本身便始终明确，任何国家都受制于其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进而所关注的跨境安全问题都必须与其所处地理环境相关联。

        第二，与空间静止假设相并行，时间的流动性可谓地缘政治理论的另一前提。无论是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还是虑及理论建构的需要，地缘政治理论都不可能被空间稳定性或静止性所约束，那样理论将无从诞生，同时也无法解释世界本身的变化。考虑到地理空间的相对稳定性和静止性，任何政治、社会的发展都根本上取决于这一地理空间内的科学技术、人口结构和政治组织等要素，特别是使地理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科学技术是基础，政治组织负责动员其地理空间内的人口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科技能力。科学技术可能有两种功能，即破坏和创造；前者的手段是战争，后者的手段是开化。交通与通讯是这两种功能都要借助的工具。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发动战争，交通与通讯都是必需的。[7]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技术、人口变化、政治组织等附着于特定空间，但却是时间流动的产物。换句话说，在地缘政治中，时间的重要性并不是直接体现的，而是间接通过少量依附于地理的要素发挥作用的。

        第三，由前述两点决定的，地缘政治理论根本上是一种单维决定且循环发展——也可以说是静止——的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的单维性，在于其认为世界政治根本上是由空间或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但在不同时期推动地缘政治格局及各国地缘政治战略变化的，却是依附于这一空间因素的科学技术、人口结构、政治组织等的变化；更为抽象地，可归结为时间流动性的后果。这种时间流动—空间静止的关系模式，始终主导着地缘政治及相应理论的发展。例如，无论是马汉、还是麦金德、还是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尽管其政策取向存在重大差异，但其对地理空间的认识都近乎相同，其差异不过在于对技术、社会和政治环境——或者说时间变量——的评估发生了变化。[8]地缘政治理论的循环性，最为明显地体现为，海权论和陆权论的辩论长期主导着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9]，尽管也有其他一些流派存在。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时空关系的理解及由此而来的理论和政策意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性质理解及相应的方法与机制努力。

        （二）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安全挑战

        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素是时间和空间，技术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其功能在于提供了可以何等速度（时间）跨越何种距离（空间）的手段。空间的稳定性或静止性，加上时间的流动性或变化性，使得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模型相对单一。在这一视角下的跨境安全挑战事实上也相对单一或相对简化。具体而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空间固定或静止视角的安全复合体和时间流动或变化视角的发展—安全关联两个方面。

        安全复合体概念源于巴厘·布赞等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讨论。在布赞等看来，地区安全复合体是指“其首要安全关切充分紧密地相互联系的一个国家群体，它们的国家安全不可能在相互割裂的情况下现实地加以考虑”。[10]由于安全是关系性的，因此不可能在不理解整体的安全相互依赖类型的前提下，理解居于其中的特定国家的国家安全。地理上邻近的多个国家往往在安全上相互依赖，一国安全态势或决策的变化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包括相互友善、相互敌对或相互威胁。[11]尽管对安全复合体的强调首先是地区层次，但该概念明显也可应用于更小的次地区和更大的跨地区层次。在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布赞等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超级复合体”，即地区间的高水平和连贯的安全互动；[12]这可被视作是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跨地区应用。

        笔者认为，更小的次地区特别是跨境地区往往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安全复合体挑战。跨境地区是两国或多国的边界交汇地带，其首要特征便是边境人口相互间的历史联系相当复杂，甚至先于主权国家的出现就已经存在各种不安全因素。这一历史性矛盾，与主权国家出现后的边界人为划分相结合，极可能加剧而不是缓解跨境地区的安全复合体结构，从而为跨境安全治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更为具体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原因，边境地区往往存在大量的安全复合体，其安全互动程度之高甚至超出想象，其中最明显的如跨境族群、跨境商业（边贸）、走私团伙等。这些安全复合体的内部安全治理极可能并不依赖正式的安全行为体，而是通过如边境贸易的内部规则、跨境民族的传统规范、边境走私团体的黑帮规则等。例如，当前跨境安全治理挑战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或许是刚果（金）、卢旺达、乌干达等接壤省份：由于长期战乱、冲突矿产、公民身份、土地问题、父权结构等问题相互交织，刚果（金）东部省份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执行时间最长的地区。仅以当地公民社会为例，由于大量邻国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刚果（金）东部省份的居民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群体：一是“土著公民”，即拥有刚果（金）公民身份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公民；二是“非土著公民”，即拥有刚果（金）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三是其他并未拥有刚果（金）公民身份的人口。这三个群体对资源的相互竞争非常激烈，为当地本已极为严峻的安全形势增加了新的复杂性。[13]

        如果说跨境安全复合体更多是从空间意义上讲的，那么跨境地区的发展—安全关联更多体现出时间的重要性。对发展—安全关联的关注更多是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出于对极端主义根源的反思，美国政府倾向于认为，正是欠发达或现代化的失败，导致了国家脆弱和不安全因素的外溢。尽管腐败、机制脆弱、贫困等本身并未直接构成对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威胁，但它却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提供“安全天堂”，使其能更轻易地筹集资金、征召人员、培训力量。因此，脆弱和贫困国家及治理不佳地区不只是对一国自身公民的威胁和地区经济的负担，也可能为恐怖主义、暴君、国际犯罪团伙所利用。[14]就其核心逻辑而言，发展—安全关联基于三项关切：国家脆弱是跨国威胁的根源之一，不良治理是国家脆弱的根源，应对脆弱的原因与结果必然是结合发展努力与外交和安全手段的组合性反应。

        就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发展—安全关联而言，它更体现出发展与安全二者间的互为因果，这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单一性和循环性相呼应。跨境地区的安全问题极可能源于其中部分地区的发展不充分，并在整个跨境地区逐渐扩散；而不安全因素在跨境地区的扩散，又会反过来影响跨境地区的发展。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逐渐显现，进一步加剧了跨境地区的发展—安全关联和安全复合体结构。时间流动性的重要性恰好体现在这一循环的演进之中。以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跨境地带的安全挑战为例。肯尼亚经济更为发达、生活水平更高，因此需要消费更多牛肉。这为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部落提供创收来源，不仅促进了合法的牛肉贸易，还推动了非法的跨境牛肉交易；后者又助长了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境内的偷牛行为；由于牛文化在东非部落中的重要性，愈演愈烈的偷牛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旧的或诱发了新的部族矛盾；现代技术发展特别是攻击性武器的可用性增加，使得这些部族矛盾的致命性得到改善，从而使一般性的矛盾、摩擦又上升为致命性的冲突，甚至诱发武装对抗。[15]

        （三）传统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

        基于传统地缘政治逻辑而来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也主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展开。就空间而言，主要的努力是强化边界控制，针对跨境地区开展边界管理、冲突管理和危机管理。就时间而言，更多针对跨境地区的发展—安全关联，采取次地区一体化的方法，期待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这两方面要素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整合的，特别是在大多数的跨境次地区一体化——可能隶属于更大的地区一体化——努力中往往有边界控制的相关努力，进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并与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保持着气质上的一致性。由此而来，可以识别出四种传统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

        第一，高度一体化的自上而下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其典型代表是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展迅速，并发展出以申根协定为代表的允许欧盟成员国人员自由流动的边界管理方法，甚至建立了共同的边境管理机构欧洲边境管理署（Frontex）——尽管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背景下这一机构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欧盟的超国家一体化逻辑支持其内部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整合，进而培育一种真正的“欧洲”认同，并可能在未来使边界丧失其传统重要性。对跨境合作的支持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促进更多的跨国、跨境的伙伴关系被视作欧洲地区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16]在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正式支持外，在欧盟内部的多层次机制中，也有不少机制框架源起于次国家的基于项目的合作倡议。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得到重大资助的欧盟跨境合作并没有私有部门的重大参与，同时也未真正发展出积极的跨境发展—安全关联或基于社区的跨国伙伴关系。[17]因此，欧盟的跨境安全治理更多是一种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第二，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并不重视跨境安全治理的自下而上方法，其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欧盟模式，北美地区的跨境安全治理始于相对有限的一体化逻辑，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本身更多出于经济关切，并不具备发展共同的“北美”认同的使命。因此，国家主权仍然强大，跨境安全问题由于并不迫切而在国家政治议程上地位较低，更多是边境控制、关税、移民、执法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事务。在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层次上，较少涉及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讨论。就正式的跨境机构存在的程度而言，几乎完全聚焦于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问题及各国边境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美国和加拿大间明显缺乏整体的机制以协调跨境关系和促进空间网络建设。这为商业部门、地方政府等行为体创造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尽管公共和私人行为体的确控制着战略资源，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机制，各种跨境联系往往因政治权威的碎片化而受挫，而国家层次也少有支持来自公民社会、地方政府的自下而上的跨境安全治理努力。[18]因此，北美地区的跨境安全治理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自下而上”特征。

        第三，开放地区主义模式下的更为松散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其典型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事实上，亚太经合组织并不具备整体性的跨境安全合作安排，更多是内部成员相互间的跨境安全合作安排。尽管如此，一些次地区合作机制，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成长三角区等，正在发展其跨境安全治理努力。2011年湄公河惨案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老挝、缅甸与泰国的联合执法机制，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马六甲海峡的反海盗联合努力等则是相对成熟的跨境安全治理努力。

        最后，在缺乏地区或次地区一体化努力下的国家间自发性安排。它既可能是合作性的，也可能是冲突性的，但不可避免地都以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为指导。例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与邻国或更大的国际社会的跨境安全合作更多是“船民”（boat people）或难民庇护问题。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曾提议过“地区性方法”，但即使这一提议也仍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因为它并不是真正聚焦难民问题的解决，而是聚焦如何避免此类举措为澳大利亚带来外交麻烦。[19]而冲突性的跨境安全合作，往往以介入或干涉邻国事务为典型，如肯尼亚于2011年底派兵进入索马里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

        二、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及其内涵

        由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背后的基本逻辑或时空关系长期保持稳定，因此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在较长时间内都相对有效——尽管其逻辑相对单一、各地区存在较大的模式差异。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以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为标志，既有跨境安全治理思维、模式和机制似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包括科技、人口、政治等在内的环境性根本变化相关；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既有跨境安全治理背后的相对稳定和单一的时空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推动传统地缘政治朝向更加复杂多元的形态转变，从而根本上动摇了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

        （一）当代技术革命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动摇

        如前所述，传统地缘政治的根本逻辑在于其相对稳定的时空关系。但随着全球性技术革命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这一相对单一和稳定的时空关系正被根本性地动摇了。在大多数技术发展只是拓展了物理空间的同时，因特网的发展使得虚拟空间获得了实质性甚或“实体性”的发展，在使时间得以“静止”的同时，也空间得以“流动”。这与全球性的政治意识觉醒、人口爆炸等相结合，正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一种复合性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逐渐浮现。当代技术革命对传统地缘政治的挑战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空间的相对稳定或静止长期以来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石，但在当代技术革命下却正日益动摇，表现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同步拓展。当代技术发展对物理空间的拓展相对易于理解。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都以欧洲为主战场，但却被赋予“世界”的空间意义，这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时的空间概念的有限性。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如果从超越地球本身的角度思考——可能要宽广得多：它早已不再是平面的五大洲和四大洋，而是平面延伸至极地、向下深入地球内部、向上（外）直到无限的外太空。这可非常明显地从国际关系中对极地治理、海洋治理、外太空治理等议题迅速兴起的关注中得到验证，也可从地缘政治理论对空权、天权等的讨论中看出端倪。

        但物理空间的拓展或延伸并非当代技术革命对地缘政治的空间概念的最大冲击，虚拟空间的发展甚至实质化的影响可能更大——尽管仍并非最大。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虚拟空间迅速拓展，至少迄今为止少有人能明确描述其可能的边界。如果说因特网仅仅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那么其意义似乎并不重要。至少历史上有着远比因特网更重要的虚拟空间，那就是宗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其所赋予的精神意义，宗教信仰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曾有过重要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0]但因特网所提供的虚拟空间之进步在于，它很大程度上使虚拟空间得以实质化了：网络游戏可为游戏者提供真实的体验；网络购物能带来真实的商品与交易；虚拟社区能够实现真实的治理；等等。[21]所有这些，都是宗教信仰的虚拟空间所无法提供的；当然，虚拟社会的实质化也为宗教虚拟空间的更新提供了新的手段，进而不只是对跨境安全治理而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22]

        其次，时间的流动性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也正面临着当代技术革命特别是因特网革命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时间流动性本身得到了加强，表现为其流动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自1965年摩尔定律提出以来，它似乎正日益得到验证。摩尔定律告诉我们，计算机运算速度每两年就能提升一倍。更重要的是，其他事物的变化速度似乎也不断加快，如网速、股价、流行语、移民、传染病等。现在，对整个国际关系和人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变化”本身，而是“变化的速度”甚至“速度本身的速度”。[23]由于事态变化过快，导致政策调整的节奏被迫加速，人们往往疲于应付转瞬即逝的现实。国际社会不能再仅依赖于对流动的历史的理解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必须更多地从瞬息万变的当下变化来展望未来发展。在这里，时间似乎被拉长了，短时间内必须完成很多事情——技术条件也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种可能，因为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对信息往往不完整且不对称的跨境安全治理来说，挑战尤为明显。

        但另一方面，时间正获得绝对意义上的静止效应，其重要性正迅速上升并危及时间流动性的传统重要地位。从相对角度看，时间始终存在某种静止性或循环性：就整个宇宙的构成单元来说，如人、家庭、家族、国家、朝代、人类、地球等，从更大体系角度看更小单元，后者的生命周期都可能是静止的——因为其循环周期相对后者而言可谓短暂。尽管如此，从具体单元本身看，时间从未停止。但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时间静止的可能大大提升：就个体单元而言，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经历在现实中需要极长时间才能经历的事态，如游戏者在各类模拟游戏中所经历的人生百态；就超个体层次来说，由于网络的即时性，各类信息特别是其他相似个体的生存状态的信息可以即时获得，从而强化了相似个体的跨时间可比性，时间得以静止下来。这可非常明显地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快速地区性甚至全球性扩散中看出；也可以从后来的全球同步的“占领运动”中看出。与其他地区相比，时间静止对跨境地区的平行比较及由此而来的不安或躁动心理的影响可能远为真实和快速。

        如果说时间流速加快只是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面临的事态变得更复杂的话，那么其挑战并不算巨大。事实上，日益强化的时间静止属性，对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动摇更为根本。当然，这必须与第三点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说明，即现在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方式变得不再单一，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同步压缩。如前所述，当代技术发展一方面使空间不断拓展，另一方面使时间流速在加快的同时其静止性也日益强化。这两方面结合的后果之一是极大地强化了安东尼·吉登斯所论述的“脱域”机制[24]，形成一种全新的时空压缩机制。时间的日益静止使传统的历时性或线性叙事遭到严峻挑战，全球各地的时间同步变得日益可能。如果考察国际关系中的叙事发展可以看出，早期的国际关系史绝大多数都是历时性的或线性叙事逻辑，讲述的是一件历史事实的具体发展流程，严重缺乏不同地点、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比较性。但自历史学家兰克在《论大国》中首次尝试采用共时性或平行交叉叙事以来，国际关系的共时叙事正日益强化。今天，技术发展使共时性或同步时间成为现实，一地变化可即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新闻传播而波及全球，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差。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不仅使得国际社会“地球村”意识日益强烈，而且要求各国的外交更加具备适应“环球迅疾同此凉热”的应变速度和能力。尽管是时间静止的产物，但平行交叉叙事对空间逻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尽管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在持续拓展，但平行交叉叙事或时间静止却对空间产生了重大的压缩要求；因为，在平行交叉叙事逻辑下，最遥远的空间也被集中到同一时间点上讨论或关注，从而使空间距离本身不再具有意义。

        （二）复合地缘政治及其类型

        当代技术发展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时空逻辑的动摇，也有着唤醒政治意识的重大作用，共同推动了复合地缘政治的出现。具体而言，物理空间的相对稳定——尽管不断拓展，虚拟空间的延展与流动性，加上时间的流动与静止或历时与共时效应，共同推动传统地缘政治的单一模式被突破——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下降；相反，这更多推动地缘政治从单一形态迈向复合形态。

        所谓复合地缘政治，在笔者看来，是指在全新的时空联动效应下，以何种速度（时间）跨越何种距离（空间）以实现何种政治—安全、社会—经济、战略—战术目标的组合模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更为具体地，复合地缘政治可能包括四种形态：

        第一，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与传统的线性时间的结合，这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地缘政治的深化与拓展。尽管这与传统地缘政治有着相同的时空逻辑，但由于物理空间的急剧扩大，加上线性时间的流动加速，导致了诸多新型的治理议题产生。从空间的角度看，地缘政治的子议题明显增加，如聚焦能源资源的资源地缘政治，聚焦经济互动的地缘经济学，或聚焦文化的地缘文化学，以及当前宗教极端主义增生所凸显的宗教地缘政治学[25]，等等。从时间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代际公平、地球承载力等为核心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目前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

        第二，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与新兴的同步时间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全球同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上。由于同步时间或平行交叉叙事的兴起，导致传统的线性叙事效力大大下降甚至不再有效，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极可能因此而被打乱。由于平行交叉叙事的可用性大为提高，通过重新排列先后有序的事件，并与异地同时发生的类似事件相组合，将原来不相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便能突破线性叙事的限制，形成新的叙事逻辑。[26]就国际关系而言，通过这一平行交叉叙事，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最大的空间范围传递出特定信息，从而放大特定事件或议题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动员全球性的公众舆论和民意支持。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所发起的“地球一小时”运动，倡议全球范围内的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同时熄灯一小时，以提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该运动一开始规模有限，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充分证明物理空间与同步时间相结合的重大动员潜力。对这一方法使用最为娴熟的或许是各种全球性的倡导运动。通过对平行交叉叙事的有效利用，不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结成同盟，就共同的议题开展全球倡导活动，从而实现压力政治的最大化。

        第三，虚拟空间与线性时间的结合可能产生一种追踪的地缘政治学。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社区、企业、国家等在虚拟空间的行为轨迹正得到越来越有效的记录，并可能提供相关单元的行为偏好或行为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等信息。换句话说，通过在虚拟空间而非物理空间收集对象单元在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的活动记录，然后基于线性时间逻辑加以整理和分析，进而观察和预测对象单元的诸多特征。例如，商业公司可能通过此类技术考察现实与潜在顾问的物理空间分布、购买偏好、购买时间分布等，从而更具针对性地设计产品、改善营销策略、配置营销力量等。就国际关系而言，目前对这一逻辑使用最多的主要是情报收集和情报分析，特别是在国际反恐领域。[27]

        最后，虚拟空间与同步时间的结合催生了新型的动员政治学，最为明显地体现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各种政治意识的全球扩散上。当然，宗教特别宗教绘画早在几千年前便已开始采取类似的动员方法：通过宗教绘画——它使虚拟的神学空间得以具象化并能流传千年进而实现时间静止——实现的动员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强化动员效果。但当前各种网络影像、图片、社区讨论等远比宗教绘画要更为真实、更为具体，因此其动员效果也可能更好，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一动员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更进一步地，虚拟空间和同步时间的结合，赋予了大量无组织的个人及组织水平低的团体以重大的权力，进而产生大量的“微权力”行为体，并拥有了挑战大型的传统组织的权威。[28]其背后的根本逻辑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技术发展正朝向有利于差异化与个性化的方向发展，[29]为“微权力”行为体的增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全球性政治觉醒导致了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相互渗透，并使传统上并无重要性的“权利即权力”（right is might）[30]逻辑日渐重要。[3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划分更多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模型，现实中地缘政治的发展远为复杂。事实上，它更多以多种逻辑相互混合的方式发生，如国际倡导联盟便同时利用了虚拟空间和同步时间，实现物理空间上的联盟，并将其指涉对象的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治理表现当作对象，从而塑造自身的道德权威地位，最终推动跨国倡导努力的成功。就此而言，传统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并未消失，相反它在自身的深化与拓展的同时，可能与其他新生的地缘政治形态一道，推动国际关系朝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复合地缘政治的浮现，使得基于传统地缘政治的决策逻辑部分地不再可靠，特别是它在面对后三种地缘政治新形态时几乎全然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法理解事态的内存逻辑，这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的欧盟边界管理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根据一项于2015年11月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欧盟成员国对待移民的态度迅速变得消极：在2015年春时有23个成员国对移民态度总体消极，到11月时增长为25个，其中有18个成员国的消极态度大幅上升，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均上升达20个百分点；同时，有90%的欧盟公民认为，应更严格地控制边界以应对非法移民问题，而2015年初时这一比例仅为4%。[32]

        三、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压力与未来方向

        随着传统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正逐渐被抽离，复合地缘政治逐渐浮现，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不仅传统边界已变得千疮百孔、极易渗透，作为新型时空关系下的“重划疆界”（reterritorialisation）现象[33]也正迅速扩散，这导致跨境安全治理不得不面对新的政治空间——它们往往与既有的国家边界相区别，并呈现出复杂性、碎片化、相互依赖、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34]跨境安全治理的对象正日渐模糊，时空拓展与时空压缩的同时发生正快速侵蚀跨境安全治理传统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如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所凸显的，跨境安全治理迫切需要根本性的转型——尽管精确的转型方向和具体措施仍不得而知。

        （一）复合地缘政治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挑战

        对跨境安全治理而言，复合地缘政治的浮现使得传统的治理逻辑、方法和机制均明显无力，进而呈现出显著的治理赤字。更为具体地，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挑战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传统边界的虚化与新型“疆界”的复合结构使跨境安全的治理对象变得模糊。一方面，由于技术发展、人口变化、政治结构等原因，传统的国家边界正变得日益脆弱。技术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真实的边界可以被“虚拟性”地跨越，如网络社区就大大超越了国家有形边界的范畴。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就安全治理而言，诸如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活动已经不再依赖于实际跨越边界便能轻易实施，从而为相关安全问题的侦测、跟踪、预防和应对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主要由于人口流动难度明显降低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使传统的跨境安全治理面临更大困难。传统上，边境地区人口往往有着深刻的种族、历史、文化甚至信仰等联系，为跨境安全治理提供了某种基本的框架——尽管有时也表现为一种复杂性。但随着人口流动日益简便和频繁，边境地区的人口结构可能不再稳定，进而使传统的调查特定地区内陌生人口流动变得困难甚至不再重要，跨境安全治理正丧失重要的传统人力资源优势。而就政治结构而言，由于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传统的央地关系模式在跨境安全治理中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核心原因于时间加速和时间静止双重逻辑下的央地传统沟通模式可能不再有效或至少是反应迟缓，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更新互动模式以适应新的跨境安全需求，是一个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在传统边界虚化的同时，各种新型疆界、无形疆界正因“疆界的重划”现象正迅速浮现，使跨境安全治理平添复杂性。与城市化背景下对这一术语的使用相似，跨境地区的安全问题由于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而出现因议题、行为体、兴趣等的多样联盟或“重划疆界”现象，同时这些不同的联盟间又可能在时间、空间上相互重叠或交叉。传统的线性叙事逻辑与条块分割方法，极可能发现自身陷入一个全新的迷宫，难以找到出路。在面对诸多新兴甚至是无形疆界的复杂组织时，既有跨境安全治理逻辑发现，不仅难于识别其治理对象，更可怕的是难以理解其治理对象。这样，出于一种糟糕的“做最坏准备”心态，跨境治理可能陷入“草木皆兵”的“泥沼”。

        第二，空间的拓展与时间的加速/静止相结合，可能导致传统跨境安全治理丧失最为重要的“空间感”。尽管地缘政治最基础的要素是空间，但使特定空间发挥作用的却始终是时间。因此，尽管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拓展可能使跨境安全治理的治理对象变得模糊，但至少仍存在大致的边界。但当时间的加速效应和静止效应同时作用于已然大幅拓展的既有空间时，传统跨境安全治理便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空间之中，进而无法确定真正的“跨境地区”在哪里。就具体的跨境安全威胁或危机而言，时间的加速或静止可能导致其扩散产生全新的形态：它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全球和向国内的无差别扩散。基于一种防范心理和路径依赖，一国往往在跨境安全危机爆发时通过技术手段将危机限制在国境之外，同时尽可能采取跨境协调措施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水平，以利于进一步的解决。但时间因素却可能使这一传统措施失效：技术发展可能绕开现有的控制和封锁努力，首先向外即全球扩散，然后从其他方向进入该国，最后再次回到事发地并推动事态升级；由此下一个循环开始。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代技术的支持下，这一过程并不需要多长时间，甚至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由此而来的，跨境安全治理的空间演变为两个：一是边境问题在跨境地区的控制和治理问题，二是其全球和国内扩散导致的国内治理问题。前者的核心不再是传统跨境安全治理所假设的在该地区的控制，而是扩至全球范围，但当前的挑战是其速度之快、动员成本之低和影响面之广，更经常的情况却是传统应对方式难以生效或来不及生效前便已形成严重后果。后者则更可能影响一国国内治理甚至其政权合法性，因为既有跨境安全治理努力在边境地区的消极后果或者失败，可能引发国内其他（边境）地区对边境人民的同情、对中央政府的批评或失望，更不要说跨境安全问题本身在国内的扩散。

        第三，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还会对既有跨境安全治理的“时间感”产生重要冲击。一方面，在传统的时空关系模式下，跨境安全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其对时间的追求上：缓解甚至解决相关安全挑战所用的时间越短，相应安全治理努力的成效便越大。但随着时空关系模式的多样化，这一时间感可能遭受两方面冲击：一是它的确很难再如同以前一样实现对跨境安全问题的快速治理，不仅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还因为全球同步时间所导致的危机效应的消除远比危机缓解或解决本身要更为缓慢；二是由于全球同步时间导致的异地效仿效应及由此而来的相互声援效果，使得相同或相似的安全问题呈现出“此起彼伏”态势，相应挑战显现出“飘忽不定”特征，这使几乎所有努力都难以声称获得了成功，并为事发地的危机重燃埋下了伏笔，从而使跨境安全治理努力始终无法放松。在危机事态后相当长时间内仍致力于消除其形象影响，且无法从精神上真正放松对相应危机的预防或预警态势，进一步强化了危机本身的“常态化”，跨境安全治理最终彻底丧失了其“时间感”。

        另一方面，传统跨境安全在强化边界管理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或推动积极的发展—安全关联来实现安全治理功能。但在复合地缘政治兴起背景下，既有的次地区一体尝试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在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中，边界地区的国别差异可通过次地区一体化努力逐渐消除或拉平。但在空间和时间的同步压缩效应下，边境地区的人口对次地区一体化的期待也可能全部聚集到当下，期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见到最大效果——但这显然不可能。[35]其结果便是各种微权力运动的“权利”主张，同时可能伴随着各种“权力滥用”指控，其结果是如以环境、劳工、社会等标准为由对次地区一体化努力的阻挠。尽管传统的次地区一体对发展差异的消除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此类阻挠仍可能使跨境安全治理努力进一步丧失其本已模糊的“时间感”。

        （二）跨境安全治理的未来转型

在治理对象、治理空间、生效时间等均变得模糊不定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跨境安全治理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本身就暗示着一个困境：一方面，传统单一时空关系下的地缘政治的崩溃，的确正呼吁跨境安全治理的根本转型；另一方面，复合地缘政治的最终形态尚无法确定，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方向也无法明确。因此，当前所能给出的有关跨境安全治理转型的几乎所有建议，都只能是大致的，未来的事态发展极可能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首先，需要从催生复合地缘政治产生的时间逻辑入手，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攻守平衡”。一方面，跨境安全治理行为体需要在抢夺同步时间的起点方面保持进取态势，做到“攻得下”。随着时间静止导致对同步时间下的跨国、跨境比较的关注，跨境安全治理必须确保这一比较本身不会或较少发生，或至少尽可能降低其发生后的消极效应。就一国境内的跨境安全治理举措而言，核心是对边境地区的社会性早期预警机制建设。目前，国际上对预警机制的关注重点仍在冲突早期预警，但随着国际范围内安全挑战从“结构性暴力”向“非结构性暴力”的转变，[36]社会性早期预警正变得日益重要。就跨境安全治理而言，社会性早期预警机制要求转变对抗性思维，特别是避免在边境地区采取与国内其他地方相区别的“警察国家”模式；通过一种融入性与和解性思维，强化当地人口、社区、商业等自下而上的跨境安全治理功能，加大边境地区的社区民警、协管、居委会等的社会情报收集功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并利用当代技术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绘制跨境地区安全风险地图，提前设计危机预防、管理与转型方案。在跨境地区，需要通过协调与合作，建立整个跨境地区的多国次地区社会性早期预警机制，实现对预警信息的共同收集、共同分析、共同发布和共同使用，从虚拟空间、同步时间两个角度预防潜在的跨境安全危机的全球和国内扩散。

        另一方面，跨境安全治理行为体需要强化其在时间流动性或线性叙事方面的传统优势，确保“守得住”。包括跨境安全挑战在内的诸多危机事态，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同步时间的压缩效应，将诸多历史问题或矛盾（线性时间的产物）置于特定时间点予以集中释放。针对此类恶意利用同步时间或平行交叉叙事的努力，核心逻辑是揭露其背后的线性叙事目标，并将其重新置入线性时间逻辑下解决。这一方法有三个优势：一是可为政府或官方反应争取有效应对时间；二是可有效增加危机制造者的组织动员成本；三是可为各种临时“声援”力量提供反思和冷静所需的时间，瓦解危机制造者的“激情联盟”。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攻”的配合，“防”极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即被误解为政府或官方是使用“拖字诀”。

        第二，需要回归地缘政治的本源即空间，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收放自如”。所谓“收”是指跨境安全治理应将重点放在应对安全危机的长期性根源解决上，通过促进次地区积极的发展—安全关联的一体化努力。一方面，一国国内的发展—安全关联可能是边境地区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还是境外倡导团体的煽动，都有其现实的利益根源，而国内发展—安全关联效应既可能因为发展不足、也可能因为发展过快而产生，还可能因为发展的其他如资源后果、传统文化保护、环境破坏等问题而导致。另一方面，跨境地区的发展—安全关联，特别是一国边境地区的发展可能对邻国边境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反应，如平行交叉叙事逻辑下的心理落差，安全议题的联动效应如水安全与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资源民族主义与社会不满、传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跨境安全治理要取得成功，根本上是要实现对跨境次地区的发展—安全关联的真正和长期聚焦，这在危机泛化的背景下尤其重要。

        所谓“放”，是指跨境安全治理需要充分虑及其所面临的治理空间的有形和无形拓展，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视角思考跨境安全治理问题。具体而言，是要从空间拓展的角度思考跨境安全复合体的复杂化：一是要识别出相关的行为体，建立相关行为体的大数据，特别是国内行为体、跨境地区的同类行为体和支持性行为体、更大的国际倡导运动团体等；二是要分类管理潜在的跨境安全挑战，识别不同类型的跨境安全挑战的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可能，并确立不同类型的跨境安全挑战的重点地区、潜在地区及各地区联动可能；三是要建立跨境安全挑战在国内和次地区扩散的重点地区、重点群体、重点时间节点等识别体系；四是建立跨境的情报收集、共享体系，信息发布系统，共同应急应对机制，实现国内、跨境应急机制的同步；等等。

        最后，需要重视复合地缘政治背后的叙事逻辑变化，推动跨境安全治理做到“松紧合理”。如前所述，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导致传统历时叙事或线性叙事遭遇重大挑战，共时叙事或平行交叉叙事现在更为流行。由此而来的，传统历时叙事或线性叙事对跨境安全治理的静态、历史性叙述难以传递出有效的治理理念，也无法实现对治理效果的有效宣扬。在共时叙事或平行交叉叙事下，听众所需要的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并（可能是无理地）要求消除或至少是缩小横向差距。例如，石油或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经常会分布在边境地带，但跨境地区不同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进而跨境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明显。这一事实本身现在极易引发安全问题，有的甚至远超出边境地区。国际社会简单地将控制“血钻”的金伯利进程复制到刚果（金）东部，但却遭遇明显失败，就是典型表现。[37]另一例子是对宗教极端分子实施暴恐行动的动机评估，如果从传统的生命或生活叙事出发，击毙极端分子可能有效控制暴恐事件的蔓延；但如果极端分子以此作为“快速”进入“天堂”的“捷径”，那么这一举措可能招致更多的“效仿努力”，从而陷入“越反越恐”的局面。

        但需要指出的是，平行交叉叙事的兴起本身并未真正取代线性叙事；很大程度上，各类危机背后的叙事逻辑却是，利用平行交叉叙事追求线性叙事的目标，或者是使线性时间下的目标能够加速实现，如极端分子追求“快速”进入“天堂”。但对于跨境安全治理而言，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复合地缘政治导致的叙事逻辑变化，必须“放松”对平行交叉叙事的控制，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当代时空环境下个人释放激情的主要方式；同时，跨境安全治理努力也必须“抓紧”传统线性叙事，因为这是此类努力最终生效的基本依仗。但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努力很大程度上恰好颠倒了上述手段配置。

        结束语

        边界对于主权国家有着标志性意义，跨境安全治理与主权国家体系的持续密切相关。但随着科学技术、人口结构、政治组织等的发展，传统空间稳定—时间流动模式下的地缘政治逻辑正面临重大冲击，向着更为复杂多元的形态转变。尽管尚难以明确这一转型的确切方向和结果，但其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冲击已经如此明显。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将跨境安全治理问题突然提升至国际议程的前列；对中国来说，2010年的湄公河惨案或许更早预示了跨境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在认识到跨境安全治理所面临的重大冲击的同时，对其面临的基本环境的变化的认识却远不充分，因此对其所面临的对象模糊与时空混乱显得茫然失措，更多回应以社会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例如，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于2012年至201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52%）希望减少其国内的移民数量，这与十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8]笔者认为，面对复合地缘政治浮现的严峻挑战，跨境安全治理应做到攻守平衡、收放自如和松紧合理，从而在不确定的前景中寻找最大确定性道路。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在推进跨境安全治理的未来转型方面可发挥积极的引领性作用：从理论或抽象视角看，跨境安全治理的成功转型及对国际体系的更大贡献，根本上有利于整个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虑及诸如“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等论调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主权国家仅实现了形式上的全球普及，但其真正内涵尚未充分落实，远未到“过时”阶段。因此，中国对跨境安全治理的成功转型的贡献，本身便是对整个主权国家体系的发展与转型的积极贡献，并可有效引领整个主权国家的成功转型。从实践或现实视角看，在全球仍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且全球性社会思潮呈极端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多项全球性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通过跨地区性计划将诸多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跨境地区联系起来，这与复合地缘政治的空间拓展或流动、时间压缩等逻辑相吻合，可有效地促进相关跨境地区的安全治理，并可带动全球其他跨境地区的安全治理。就此而言，中国正带动国际社会，一方面推动复合地缘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抢占先机，使复合地缘政治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献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