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问题更加突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这八年中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方案和做出中国贡献，但也面临着能力与任务差距巨大等挑战。

全球治理的主要困境

        国际社会在当前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和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的内外环境下，在理论、战略、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陷入了一时难以自拔的困境。

        第一，理念和理论的困境。全球治理的理念始于西方，理论也发展于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结束的新形势下，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西德前总理勃兰特首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命题，瑞典前首相沃尔森和英联邦前秘书长兰法尔领衔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报告。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罗西瑙主编和出版了《没有政府的治理》。此后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主要建立在所谓的共同利益、共同动力、共同市场和共同目标之上。在西方境遇较为顺利时，这些带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成为主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双重夹击下，西方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抬头，再加上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西方的全球治理在理念上难以出新，在理论上更不能自圆其说，在道义上失去号召力。

        第二，知行分裂的困境。全球治理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人民对“地球村”和“四海一家”的美好理想，但往往难以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使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矛盾。2008年以来，国际热点问题有增无减，“伊斯兰国”问题严重，中东乱象丛生和战乱不止，难民浪潮冲击欧洲，朝鲜核导挑战更趋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协调口惠而实不至。加上传统和新媒体的放大和渲染，人们时时为全球治理问题而担忧，感到前途渺茫。

        第三，制度和战略的困境。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超越时空的制度机制，但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和机制显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联合国宪章和权威得不到应有尊重，安全治理机制时常难以奏效。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无论在贸易和投资，还是在金融财政方面，现有治理机制和治理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全球非传统挑战方面，全球治理在公共卫生、反恐打恐和防灾救灾等方面更是缺少或缺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更加长远和全面的战略，但在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现实中，全球治理的战略趋向短视、碎片和相互抵触，国家和全球的战略共识难以形成，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

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中国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介绍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但中国政府的公开立场较为谨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要集中讨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问题，此后才逐步公开采用、讨论和推进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的主要出路问题，中国提出了如下的方案：

        在理念和理论方面，中国从全球治理的整体性、道义性和目标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批判“美欧中心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强调当今世界的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批判西方“历史分割论”和“双重标准”论，在发展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批判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在文明和文化问题上强调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汇。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等理念，并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建设。

        在知行合一方面，中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以行促知、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球治理的第一属性是物质的和实践的。中国在方方面面努力践行全球治理，推进南南合作，加强南北对话，维护世界和平，打击恐怖主义，改善公共卫生，在众多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当代全球治理的原则、理念和理论，并且以与时俱进的原则、理念和理论指导自身的相关工作，并以此和整个国际社会在体系、体制和机制的关键点上共同努力，中国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主场外交、多边和双边外交等各种平台，不断在知行合一方面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

        在制度和战略方面，中国在以下三方面可圈可点。第一，中国强调更加公正合理的建章立制，在政治上反对霸权主义和提倡平等对话，在安全上反对排他的自身绝对安全和提倡可持续的共同安全，在经济上反对坚持一己私利的旧制度和提倡共同利益的新机制，在新公域上反对天马行空的独断专行和提倡共商共议共行的新规矩。第二，中国强调分步渐行的务实推进。在战略部署和战略重点上，中国主张先易后难和先经后政，早期收获和长远目标相结合，分阶段压茬前行。事实上，中国以经济和发展问题为重点的战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第三，中国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坚决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主动承担国际维和与发展义务，大力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特定条件下坚持多与少取、甚至只与不取。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表现出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风范。第一，坚决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中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际社会进步力量，不仅有力地反击了否定二战成果的歪风邪气，而且还强调要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体现了时代和历史的进步意义。第二，努力推进重大全球计划。中国把联合国2030议程同“十三五”计划全面对接，在援助和帮助非洲方面写出大手笔和做出新成绩。中国在促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做出重大承诺。第三，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有力地维护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成功地应对了埃博拉病疫挑战，建设性地促进全球网络秩序和安全建设。

中国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从地区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将长期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经验不多和能力不强的挑战。以中国过去八年的经验同世界近代、现代和当代国际体系历史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准备不够、实践不足、经验不多、队伍不强。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跨越式进步是一个方面，但脚踏实地的工作又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两者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相反需要相辅相成。近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周边问题、海洋争端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面临的困难正是对我们的提醒，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步伐。

        第二，国际影响和全球意义的挑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目前尚处于建设的启动阶段，但全球治理的实践和理论需求又迫在眉睫，颇有远水要救近火之势。而且，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顾名思义是源于中国和基于中国的理论，但要以此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大量扩容和全面升级，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增加其全球共性。此外，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理论需要在转换之后才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同国际社会兼容，其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突出重点和有效应对的挑战。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任务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而且中国的能力与任务的差距十分巨大，因此不能四面出击，而应抓住重点。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的原因之所在。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顺应时代潮流的正义性和不断增长的发展理论和能力。其他方面的需求和任务与此相比是第二位的，在必要时是需要而且可以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普京总统在应对北约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上懂得重点打击对象，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和俄军事打击上懂得文武结合，在俄土关系转弯上懂得收放有度。奥巴马总统在处理同老冤家古巴和伊朗关系时也有其独到之处。

        总而言之，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不仅要有理论和有战略，还要在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有办法和有效应。唯有如此，中国方案才能真正帮助全球治理走出目前的困境，到达成功的彼岸。

文献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