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追求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核心，而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坚持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是“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从这个视角出发，在三种关于“韬光养晦”战略内涵的解读中，“谦虚、低调的外交风格”的解读显然要比“战略欺骗”以及“苟且偷安”、“鸵鸟政策”的解读更符合国家利益。而从这个视角也很容易可以看出，我国当前仍然需要坚持“韬光养晦”，但需要提高“有所作为”在我国外交整体中的地位。

1989­—1991年间，为应对1989年政治风波和冷战结束之际国内外的复杂局势，邓小平提出了包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在内的28字对外战略，简称“韬光养晦”战略。这是“一个政党或国家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某一方面的全局性的指导规划”，[1]是与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外交政策或方针存在根本性差别的国家战略，对于帮助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前后的艰难岁月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韬光养晦”战略的内涵及其在新时期是否应继续坚持的问题在学者中引起了极大争议。在笔者看来，这一争论的重点在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问题的缘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试图从国家利益的视角，讨论“韬光养晦”战略的内涵及其是否过时的问题。
国家利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核心问题
有学者认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国家间关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扩大开放，发展自己，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价值定位”，[2]这是很有道理的。邓小平在1989年月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显示出国家利益在邓小平国际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当然也是“韬光养晦”战略的核心。

中国学者都强调，国家利益是“一切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东西”。[4]西方学者尽管认为国家利益是“关于与其他外部世界关系中一系列有共识的重点”，[5]但也强调，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和物质利益以及道义和伦理利益两个方面。[6]因此，中西方学者几乎都认为国家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中西方学者也几乎都认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是有矛盾的，亦即当几种国家利益无法同时得到满足，或者一种利益的实现只能建立在牺牲另一种利益的基础之上时，正确处理几种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诸多学者都列举了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以及兰德公司发起成立的国家利益委员会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发表的《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主要强调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或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外交理性与否主要与国家外交是否能够时刻以国家的“核心利益”或“根本利益”为中心密切相关。[7]

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最核心和长远的国家利益给了明确的界定，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8]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始终坚持和强调的，首先是这些利益。

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最重视的是国家最核心和长远的发展利益。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9]“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而在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即使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制裁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邓小平也主要从国家长远的发展利益出发，坚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1]在这一前提下“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说，过头的事不要做”，[12]目的也是为了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此，中国学者强调，把“韬光养晦”作为一项外交战略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假定，也即“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最有利于实现中国最核心利益的外交环境”。[13]西方学者认为，如何“确保(国内)经济快速增长”这一因素一直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4]这些都反映出，从国家最长远和核心的发展利益出发，是“韬光养晦”的重要特点。

“韬光养晦”战略也始终兼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也就是兼顾核心利益的其他方面。尽管为了“更大胆地改革开放”，为了借力世界，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坚持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和平和友好关系，但同时也对西方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和干预中国内政的行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东欧多国发生政治动荡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断告诫中央领导同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15]“国家的主权、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16]这显示出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后那种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的核心利益绝不退缩的态度。西方学者也认为，邓小平“韬光养晦”包含着这样的目的，即在告诉中国领导人一定要“冷静”，不能作出“过度反应”的同时，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绝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17]因此，必须明确的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从来就没有无原则的在国家利益上退让的内容。邓小平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积极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各方面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是一方面，但同时对各种侵犯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保持警觉是另一方面。

发展利益及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毫无疑问属于国家的物质利益。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并未偏废国家的精神利益，也坚持在精神利益方面“有所作为”。邓小平自己也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18]他强调，我们“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

“精神利益的追求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对整体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19]说“韬光养晦”战略正确处理了国家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其关键也在于邓小平这一战略在恰如其分地评估了中国国力的基础上，把精神利益的追求放在了与国力相适应的“度”上。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包含着“有所作为” 的内容，而“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两方面内容正好体现出了这一战略对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利益的追求，而且邓小平的这一战略很好地处理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这是对中国国情国力的最为清醒的认识。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以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所以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但同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较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美元”,[20]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只能首先围绕“经济建设”。这也是西方学者所说——我国处于国际体系“局外人的地位”，却要在“应对美国为中心的大国集团”局面的基础上，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1]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强调中国“不当头”。这是因为“一当头什么事就坏了”，就成为西方国家外交的众矢之的，就干扰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还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绝不能过头。强调只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后，才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因此，有学者认为：“如何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掌握平衡并灵活地加以应用，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才能和科学的外交思维”，[22]并认为邓小平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很有道理的。从这方面说，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冷战后的历史也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韬光养晦”战略，坚持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追求精神利益，才使得中国能够“一直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影响与日俱增”。[23]

因此，考虑“韬光养晦”的内涵及其是否过时，必须重视国家利益的视角，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国家最核心和长远的利益，考虑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强调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韬光养晦内涵
中国学者关于“韬光养晦”内涵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其一是从“韬光养晦”的字面含义讲西方对这一战略的误解，其实也是国内某些人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一战略主要是隐藏自己的战略目的，为了“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欺骗”。比如大家常引用美国2002—200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把“韬光养晦”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思就是“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 [24]其二，认为“韬光养晦”主要是做事谦虚低调，不张扬。如有学者认为“韬光养晦”精髓就是“对其邻居大而不欺小”，“强盛而不凌弱”，是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风范”。[25]其三是认为“韬光养晦”是做任何事情一贯的无原则的隐忍，甚至是退让，认为实际上是“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26]

从国家利益视角判断关于“韬光养晦”内涵的争议，就应该看“韬光养晦”的哪一种内涵更能实现和维护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哪一种内涵能做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更能体现“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战略欺骗”的解读，很明显将使中国在精神利益上受到极大损害。精神利益是国家利益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我国一些学者多次强调精神利益的重要性；[27]西方学者也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人道主义”和“民主”利益，强调“国家利益的民主化界定”，[28]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我国学界从文革后出现了在外交领域内重物质利益而轻精神利益的倾向，这虽然是对文革期间外交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一种纠正，但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也会极大损害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实际上，我国一些学者关于“韬光养晦”的文章中，尽管多数以西方，特别是美国军方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解读为基础，但自身的这种倾向却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战略欺骗首先损害了国家的道义形象，将给国家的国际信誉和地位造成极大损伤。暂不说战略欺骗是否可能骗得了对手，能够骗多久，即便我们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骗得了对手，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丧失国家信誉的代价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对条约的承诺，即使是只有道义约束的条约，其违约的道义责任，就足以让大国三思，何况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欺骗。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机制学派早就指出，违反机制规范和承诺“不仅有损其双方获益的制度安排，也将损害违反者的名声，从而损害其未来制度协议的能力，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考虑的”。[29]特别重要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塑造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形象，这是我国在异质化的国际社会中生存和正常发展的基础。一旦被发现战略欺骗，对我国这一努力的伤害将是致命的，我国在当前国际体系立足之本将遭到致命的损害。

同时，战略欺骗也是对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背叛，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亵渎。任何违背自身文化和信仰的战略或政策，即使短时期有外交收益，而且可能拥有许多可观的外交收益，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政策或战略。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说过，“国家利益源于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和信仰两部分”。[30]而战略欺骗实际上是一种去掉了中国外交根基的“去根”行为，其对外交整体的损害又岂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而在当前时代，文化、道义和信誉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起着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正如中国学者所说：“在全球化时代，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仅靠军事力量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文化和道义的高度。”[31]因此，任何把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欺骗”行为，不是误解，就是别有用心。

实际上，美国把“韬光养晦”战略解读为“战略欺骗”的势力，除了军方，就是“鹰派”学者。这些学者和美国军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描绘成“掩藏实力”、“等待时机成熟出手”的“现状不满者”，[32]为“中国威胁论”制造借口，为美国制造“对手”。因此，说西方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战略欺骗”的势力别有用心是不算过分的。

把“韬光养晦”解读为“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也是对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一种损害。从把“韬光养晦”解读为无原则的“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的文献看，这种解读包含着两重逻辑：其一是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我们是低调应对，还是高调、强硬地“有所作为”都是如此。其二是“韬光养晦”是一种低调、隐忍的外交方式，在邓小平时期我国国力不强又面临复杂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尚称得上合理。但在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明朗，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和防范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地位决定了中国不应继续“韬光养晦”，应旗帜鲜明、强硬地与美国的霸权主义作斗争，追求以“有所作为”为主的外交。但这也是一种损害中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误导。

首先，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正说明了西方在国际体系中长期的主导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与西方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现实主义是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范式，其基本假设就是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由权力界定利益，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在西方所有的国际关系思想中，也许最一致的假设莫过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靠权力生存，用权力实现目标，因此权力的运用成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33]在西方国家看来，最大限度地攫取国际权力，并运用这些权力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因而，西方国家自进入近代以来在全球体系中的为所欲为及在道德等方面的优势，都是西方在国际社会中权力优势的必然产物。直到今天，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颐指气使和无端指责，也都与西方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密不可分。因此，尽管诸多学者强调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格局大动荡、大调整，新兴力量的崛起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最大特色之一，但我们必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有更为清醒地认识。

其次，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异质”大国，强硬地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抗，只能加剧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对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警惕的眼光，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以外，以激进的革命方式，试图对抗和颠覆霸权体系，这主要是在“美国的胁迫下，发达民主国家对其进行鼓励的结果”。[34]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精英开始改变对现存体系的看法，充分意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紧密关系。在这个历程中，特别是冷战后，中国的精英逐渐认识到全球化条件下“一个世界”的重要性，即“只有在一个世界的框架下，才能认定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谁战胜谁’的历史趋势”。[35]中国逐渐把融入国际体系，利用现有国际体系发展自己作为最重大的战略利益之一。即使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我们也坚持“不是要抛弃或否定现有秩序，而是对其中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3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发展与美、俄、欧等大国的关系，重视与它们就亚洲问题加强对话和协调，愿意看到它们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37]因此，现阶段，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良好关系，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是我国重大核心利益之一，强硬地、高调地有所作为是不符合中国国家的整体和核心利益的。当前，就连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现状国”，中国应该会通过“国际机制并使之内化”而影响国际体系的变迁，[38]我们不能贸然抛弃这一形象。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本身的发展壮大才是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希望，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去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只能是离这一目标更加遥远。中国是大国，又是发展中的大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之大，又坚持“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决定了中国代表着第三世界的希望。中国能否真正发展和壮大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新秩序能否真正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39]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0]因此能否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希望，是国际新秩序建立的最大希望。

最后，前面已经论述过，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绝不意味着对西方侵害我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视而不见”或一味“隐忍”，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对“韬光养晦”内涵的解读，只有做事谦虚低调，不张扬，才最符合中国作为“异质”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一内涵的解读，既不存在“战略欺骗”的道义负担，也不存在强硬地、高调地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国家利益损失，又兼顾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新秩序上的“有所作为”。
从国家利益视角看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
从众多学者的论述看，大家对于“韬光养晦”战略应该包含“有所作为”的争议并不大，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明显的条件下，我国当前在国际事务中的“有所作为”的方面是否不够，是否应该更高调、更强硬些。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利益视角看“韬光养晦”战略是否过时，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其一是当前我国的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已不再是中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其二，什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恰当方式？也就是在大家对“有所作为”的必要性不存异议的情况下，如何“有所作为”才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整体利益？

首先必须明确，在当前情况下，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近100位；经济结构不合理，多数关键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许多重要设备和技术依赖进口；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损耗浪费严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等等。正如中国学者所说：“中国虽是最具潜力的世界市场，却尚未成为世界工厂，人均GDP低下，地区差距拉大等都表明，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尚需时日。”[41]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在新的条件下有激化之势，社会道德失范的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加速的任务也正越来越紧迫……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只能说是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加快经济发展，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集中精力应对社会转型和推进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仍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大战略的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在亚太乃至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亚太乃至世界的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等，都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开始了长期的调适过程。美国的“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在领土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主动挑衅，其实都是这种调适过程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及周边国家在利益、价值观和对待国内、国际问题的差异不断被人提及，强硬政策往往会成为部分民众和学者的本能选择。但我们必须明白，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冷静、冷静，再冷静”。因为在大国迅速崛起时期，崛起国是以冷静的态度、以“包容性”姿态对待周边，特别是既有大国的不安，还是以强硬的姿态、以对抗性方式对待崛起中的矛盾，对于崛起国能否实现真正崛起具有决定性影响。前者如美国相对英国的崛起，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后者如日本和德国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崛起，是一种失败的教训。因此，正确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体系“调适过程”，小心应对周边和体系大国的不安，是当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推进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特别是在不断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将非和平崛起”论断的情况下，[42]我们更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低调做人的风格。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适当提高“有所作为”在我国外交中的地位，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也是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必要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从亚太走向全球，在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的问题。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中国担负起应负的责任。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有所作为”已不可避免。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今后应积极遵守并创制新的国际规范，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解决，并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当然首先是地区性“公共产品”，努力塑造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形象要求和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正当期待，也是应对西方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不负责任”和“搭便车”指责的最好回应，是维护国家精神利益的重要途径。[43]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国际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提高“有所作为”的地位也是我国新时期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方式。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蓬勃兴起，已融入世界体系，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国家利益必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与世界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而日益融入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天的中国，经济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对世界各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多，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治上，利比亚、叙利亚动荡涉及的中国巨大利益以及湄公河上发生的中国人被杀事件都证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动荡和变革都越来越与中国的利益密不可分；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牵涉中国的利益……因此，今天的中国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全球化，更需要重视从世界的角度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从国家利益的内涵来看，发展利益仍然是我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仍然需要我们把其放在外交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从我国综合国力的现实看，这也是我国外交“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重要表现。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高，适当提高“有所作为”在外交中的地位也很有其必然性。

其次，从什么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恰当方式解读“韬光养晦”战略是否过时，应主要考虑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异质”的、发展中大国身份以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才能说明中国是应强硬地、高调地“有所作为”，还是应始终坚持谦虚、低调地“有所作为”。前面已有详细论述，中国为首的“新兴力量”在和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中，不论从哪一方面都仍然有巨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调、强硬地“有所作为”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正是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精髓所在，也就是坚持以谦虚低调方式“有所作为”，才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结 论
在30多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从国家利益视角，判断“韬光养晦”争议的内涵，主要应分清哪一种内涵更能维护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更能体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更能体现“韬光养晦”战略的精髓——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从这个视角看，“谦虚低调，不张扬”是最恰当的解读。

对于国家利益视角下，“韬光养晦”战略是否有必要坚持的问题，关键在于回答当今时代国家利益内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下是否只有改变“韬光养晦”战略，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理解中国当前的两个“脆弱性”，也即国际上，我国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周边国家和体系大国对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可能损害其根本利益的不安；国内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消弭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需要。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在国际社会的“有所作为”是有限的，尽管我们可能需要提升“有所作为”在外交中的地位。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