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柬关系发展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初步发展、缓慢发展以及全面发展的三个时期。由于日柬两国政府和民众具有比较一致认同的深厚社会基础，日本也有进一步扩大在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持久影响力的长远考量以及柬埔寨借重日本政治、经济力量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日柬关系发展比较顺畅。但日柬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存有分歧或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实质性发展。

日本在柬埔寨大国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与柬埔寨的交往历史比较悠久，积极参与了柬埔寨和平的实现和重建。1993年以来日本一直是柬埔寨最大的援助国之一，援助几乎涵盖所有的领域，在推动柬埔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减少贫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本文试图概括冷战前日柬关系的演变历程，冷战后日柬关系的新发展及特点，日柬关系发展的背后动因，并分析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
一、冷战前的日柬关系
据史料记载，日本与柬埔寨两国的友好往来可追溯到17世纪，在柬埔寨的后吴哥时期，有大批日本商人和旅行者从日本熊本市（Kumamoto）来到柬埔寨与高棉人交易，并参观吴哥寺庙。吴哥窟墙壁上留下来的日文手迹便是两国交往的有力佐证。[①]

1953年1月9日，日本与柬埔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4年11月，柬埔寨为了“庆祝摆脱法国90年殖民统治获得完全独立”，宣布放弃向日本要求二战期间因日本占领带来损害而索赔的权利。[②]正是由于柬埔寨放弃战争索赔，以及日本战败后柬埔寨曾向日本提供大米等重要物资，两国关系在战后得到顺利发展。

纵观日柬建交后至冷战结束时期的双边关系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1959—1975年）是两国初步发展时期，也是日本对柬援助开始时期；第二时期（1975—1992年）是两国缓慢发展时期，也是日本对柬援助暂停时期。

（一）日柬关系初步发展时期（1959—1975年）

1. 独立后的西哈努克时代（1953—1970年）

1955年3月，西哈努克放弃王位，通过柬埔寨大选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开始按照自己的政治抱负改造柬埔寨。此后直到1970年，西哈努克一直掌握着国家大权。从柬埔寨独立到1970年这段时间被人们称为“独立后的西哈努克时代”。[③]该时期的日柬双边关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1）日对柬早期援助的“准赔偿”[④]性质明显。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不同，日柬双边关系并没有因二战遗留问题蒙上阴影，柬埔寨不仅主动放弃向日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反而对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对柬的正式访问给予了热情的欢迎。藉岸信介1957年11月21日对柬进行正式访问之际，两国交换了有关签署“日柬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的外交照会。日本政府为了回应柬埔寨的好意，12 月 2 日宣布与柬埔寨开展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12 月 9 日，两国在东京签署了《日本—柬埔寨友好条约》。1959 年 3 月 2 日，日本和柬埔寨在金边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日本以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形式，“向柬埔寨提供价值 15 亿日元（合 417 万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准赔偿）。”[⑤]

（2）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受美国的制约与影响。尽管美国在越南和老挝扶植亲美势力对抗两国的共产党力量，并以各种经济援助为“诱饵”积极拉拢柬埔寨，但西哈努克出于维护柬埔寨主权的考虑，始终奉行中立外交政策，拒绝美国的援助，甚至在1965年与美国断交。而日本尽管在美柬关系已断交的情势下，仍置美国压力于不顾，于1968年9月在对柬外交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大胆的行动：承认柬埔寨的“边界和领土完整”。[⑥]

（3）日本的对柬外交呈现“重经济轻政治”的特征。与两国的政治关系相比，两国经济关系更为密切与稳定。日本对美柬争执置若罔闻，自1959年与柬埔寨签署贸易协定并一再延长协定期限。据此协定，日本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税率出口产品至柬埔寨，因此日柬双边贸易额得以逐年攀升。

2．朗诺政权时期（1970—1975年）

1970年3月18日，朗诺、施里玛达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掌握了柬埔寨政权，实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此后五年，柬埔寨处于朗诺傀儡政权统治之下。该时期的日柬双边关系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1）日本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参与柬埔寨冲突的解决。作为西方集团的成员，以维系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为外交基石的日本虽然也追随美国承认朗诺政权，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对柬外交重点侧重于防止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恶化，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⑦]

（2）日本对柬无偿援助大多用于安置战争难民。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日本对柬无偿援助的数量有所增加，大部分用于救济难民，而不是发展援助。因此日本的无偿援助被解读为“防止战争难民外流”的手段。这一时期，日本红十字会通过柬埔寨红十字会两次向柬埔寨提供总价值370万美元的货物援助，还应柬埔寨政府请求，对柬多次提供大米等物资，[⑧]用以安置难民和缓解粮食短缺。

（二）日柬关系的缓慢发展时期（1975—1992年）

1. 红色高棉统治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元旦，“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 GRUNK）向金边发起总攻，并于同年4月17日解放金边。1976年1月5日，GRUNK颁布了《民主柬埔寨宪法》，“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改称“民主柬埔寨”。[⑨]“宪法没有提到君主制度，实际上也就废除了君主制。”[⑩] 1976年4月2日，西哈努克“宣布退休”。此后到1979年l月，西哈努克一直遭到柬共的软禁。该时期的日柬关系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1）日柬外交关系虽恢复，但关系冷淡。在外交领域，民主柬埔寨除了与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外，几乎闭关锁国，不与外界联系。[11]1975年4月19日，朗诺政权垮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承认了民主柬埔寨，并通过中国向民主柬埔寨转达这一信息。但直到9月20日五个月之后民主柬埔寨才给日本回复。由于日本所持的是亲美立场及曾与朗诺政府建过交，民主柬埔寨对日本的承认之举持谨慎态度。虽然1976年8月2日日柬恢复外交关系，但日本一直没有考虑过重新开放驻柬大使馆，而是由其驻华大使兼任日本驻柬埔寨大使。[12]

（2）日柬经济关系跌到历史谷底。这段时期，柬埔寨与日本的贸易量微乎其微，而日本对柬援助几乎没有。1977年柬埔寨从日本的进口总额为391万美元、出口额为45.6万美元，[13]柬埔寨主要从日本进口少量轻工机械和部分原材料。

2. “两权”[14]并存时期（1979—1992年）

越南的入侵，导致了柬埔寨全民族抵抗运动的兴起。1979年9月，西哈努克在平壤成立“民族主义高棉人联盟”。1979年10月，宋双成立“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高棉吴哥解放运动”等抗越组织。该时期的日柬关系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1）日本对柬的“主动型”外交[15]初见成效。在国际上，随着人们对民主柬埔寨执政期间种族灭绝暴行的逐步认识，一些西方国家（如英、澳等国）不再承认民主柬埔寨。而日本除继续坚持支持民主柬埔寨外，还与东盟国家一道作出外交努力，以确保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由于认为韩桑林政权是在越南军队操控下建立的，是对国际法的践踏，日本拒绝承认金边新政府。[16]1990年为更好地解决柬埔寨问题，了解柬国的真实情况，日本外务省首次派遣一支自韩桑林政权成立以来的“真相调查团”前往金边。日本还与中国、越南积极对话，并与泰国紧密合作，最终促成了6月4—5日西哈努克国王与洪森直接对话的“东京会议”的举行。“东京会议”是日本二战后第一次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寻求解决方案最成功的外交努力。[17]

（2）日柬经济关系单边性明显。该时期日柬的经济关系只体现在日本与民主柬埔寨政府间的经济关系，而且有限的经济交往还是通过第三国进行的，双边经济交往的规模较之越南入侵前小得多。日本对柬正式的援助几乎没有，只是通过国际机构和泰国政府帮助了柬埔寨的战争难民。
二、冷战后日柬关系的新发展
1993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监督下，柬举行大选，恢复了君主立宪制。此后，柬埔寨又分别于1998年7月、2003年7月、2008年7月举行了三次大选，柬埔寨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日柬关系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该时期的日柬关系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一）日本在柬埔寨和平的实现和重建过程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首先，日本是积极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的重要国际力量。1992年 3月 15日，联合国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成立了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日本人明石康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主持这一机构。他一上任便与日本外务省相互配合，多次敦促日本政府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活动，这也是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员。1992年 9月和1993年 4月，日本分两批向柬埔寨派出 1200名陆上自卫队员，参与维持和平活动中的后勤和修路、架桥任务。1993年柬埔寨在明石康的组织和监督下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可以说日本帮助柬埔寨实现了期待已久的和平。[18]

其次，日本担当了柬埔寨政治和解“调解人”的角色。1997年，随着第二届大选的临近，联合执政的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为赢得大选而互挖墙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了“七月事件”。7月5-6日，两党武装在金边周围地区发生更严重的冲突。洪森最终控制了局势，拉那烈被迫流亡国外。以首相洪森领导的新的第二届王国政府因暴力事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政治施压——推迟柬加入东盟的进程、取消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断对柬援助等。而日本则是未对柬新政府进行谴责的国家之一，相反还出面成功说服洪森，使拉那烈顺利回国，大选如期举行，协助柬埔寨成功举行了30年来由柬埔寨人自己组织的首次大选。

第三，日本力促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推动柬埔寨司法体系的完善。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从1997年开始就设立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特别法庭问题举行谈判，2003年达成协议。日本在审判红色高棉问题上表现十分积极，是特别法庭的最大援助国。截至2011年11月21日，日本政府已向该特别法庭提供总额达7057万美元的援助，至今已负担了最初预算的四成以上。日本政府向该法庭提供援助主要目的有：防止红色高棉统治在柬重演、还受害者以公道以及促进柬埔寨成为法制化国家。[19]

（二）日柬双边贸易稳步攀升，但FDI裹足不前

柬国的政治稳定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柬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从1990年起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2000年之后柬埔寨一改往年的贸易逆差状况，开始出现小幅度的顺差。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两国双边贸易影响并不大，经2009年的小幅度回落后，2010年两国双边贸易依然达到320亿日元，增幅达到25%。

日本是向柬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私营企业在柬投资并不多，战后五十多年来，日本对柬“海外直接投资”（FDI）基本裹足不前。[20]虽然日柬双方已在200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以鼓励日本投资商到柬投资。但据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数据显示，1994—2010年，日本在柬埔寨的FDI总额为1.48亿美元，仅占柬埔寨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342亿美元的0.43%，排名第11位。[21]为改变在柬埔寨投资落后现状，近年来日本利用柬埔寨现有政局稳定、投资政策宽松及潜在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等优势，力图加大对柬投资力度。2009年以来，为压缩人工成本、充实供应链，日本一些从事缝纫加工、皮革制造、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及大型制造厂商开始到柬埔寨投资设厂。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预测，2011年投资柬埔寨的日本企业数量增加五成，达75家左右，日本企业将在柬掀起大规模的投资热潮。目前，已经在柬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有雅马哈、美贝亚、矢崎总业、NTT和松下等知名企业。[22]

（三）对柬经济援助是两国关系一大亮点

日本对柬的经济援助是巩固与深化两国政经关系的基石，也是检验日柬关系的“试金石”。 目前日本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主要包括技术援助、无偿资金援助和日元贷款三种主要方式。1994—2009年，日本向柬埔寨提供的援助金额共计16.35亿美元[23]，年均1.02亿美元。日本对柬经济援助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援助领域更加广泛。日本是向柬埔寨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自1992年以来每年平均向柬提供约1.3亿美元援助，援助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农业、健康、医疗和人力资源等。柬埔寨许多具有重大国计民生意义的大型标志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在日本援助下建成，如连接金边和柬西北部地区的交通要冲——“水净华大桥”，1994年由日本出资首先修复，被柬国政府改名为“柬日友谊大桥”。2003年，日本修建了柬埔寨境内湄公河上第一座“磅湛大桥”（基苏那大桥），大大便捷了金边到东北地区的交通，对促进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1年日本又提供约9200万美元无偿援助修建跨湄公河大桥——河良大桥。除了对柬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日本也非常关注柬埔寨的农业发展援助，重大项目有菩萨省水利灌溉项目、马德望省农业技术培训项目、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以及鱼苗养殖业项目等。

第二，以无偿援助为主，人道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在日本对柬的援助中，无偿援助占很大比重，而且大多是人道主义援助为主。[24]譬如，日本在消除地雷和未爆弹药项目中向柬埔寨提供了最多的无偿援助，自1999年以来，日本已向柬埔寨提供多达52亿日元的无偿援助。日本不仅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柬埔寨派遣排雷技术员、培训柬埔寨排雷员、维修排雷设备，还向柬埔寨排雷机构（CMAC）提供援助。在日本等外国政府的帮助下，自1992年以来，柬埔寨清除的雷区面积达到270平方英里左右，通过排雷和危险教育，每年被炸死或炸伤的人数从1996年的4320人减至2010年的286人。[25]
三、日柬关系发展的动因
1993年大选后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对柬埔寨实施“主动型”外交政策，两国关系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日本通过经济援助在柬埔寨取得外交和军事合作方面突破的目的性和主动性明显加强。就日本而言，积极发展日柬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利益诉求：

（一）日本在柬埔寨的利益诉求

1.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考量

柬埔寨王国位于中南半岛南端，西北部和西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毗邻老挝，东部和东南部同越南接壤，西南濒临泰国湾。湄公河是其境内流经最大的河，中部平原约占领土总面积的一半。湄公河区域国家发展相对滞后，为日本在这一地区实现其地区外交战略提供了现实可能。日本积极发展对柬关系，展开“三维立体外交”（外交上的和平工作、维持和平的行动以及对柬埔寨国家重建复兴所进行的经济援助），一是希望进一步维护日本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获取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资本；二是由于湄公河区域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更重要的还在于该区域是连接中国、印度和太平洋、印度洋的桥梁。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该地区不断提高的影响力，日本在这一地区加强存在，既可以保障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利用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来限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对华遏制的包围圈。因此，对日本而言，拉拢柬埔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是扩大在东南亚势力的一环，也是对华政策的一颗棋子。

2.经济利益的驱动

柬埔寨尽管人口不多，市场有限，但在地缘经济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位于湄公河平原，同泰国、越南和老挝接壤，传统上同这三个国家有着大量的跨境贸易。占领柬埔寨市场，就等于拥有了辐射周边三个国家市场的能力。虽然目前柬埔寨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中国、泰国和越南，日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还不成规模，日本通过对柬经济援助获得的经济利益还比较有限，但是日本通过发展对柬的全方位的关系，就是试图利用柬埔寨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辐射湄公河区域的物流中心和理想投资地。2008年1月，日本在与湄公河5国举行的首次外长会议上明确提出援助该地区建立“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并承诺将向湄公河流域五国提供约2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以构建所谓的“东西走廊”物流网络。而所谓的“东西走廊”，其中有一条线路是要连接泰国与柬埔寨，而“南部经济走廊”贯穿柬埔寨21个省。对日本而言，一旦两条经济走廊建成，不仅可使大部分柬埔寨人民从走廊建设和发展中获利，增强柬埔寨人民对其的好感与信任，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柬埔寨，利用柬埔寨和临近的老挝、越南相对低廉的劳动力降低成本，为日资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日本大力发展对柬友好关系，持续向柬埔寨提供各种援助源于将柬埔寨作为日资企业未来投资目的地的长远考虑。

3.“联合国外交”的经营战略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日本的大国意识逐渐增强，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开始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的最核心目标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认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日，就是其政治大国目标实现之时。[26]然而，日本向“常任梦”发起的几次冲击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很大一个因素是“周边障碍”——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常任梦”普遍采取消极态度。而作为同样是二战期间遭受日本蹂躏的柬埔寨对日本关系却一直比较友好，对那段历史的记忆远没有其他亚洲国家沉重。1954年，弱小的柬埔寨还宣布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索赔，让日本政府和国民为之动容。[27]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和民间对柬埔寨都颇有好感。柬埔寨也从不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行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也从不批评日本发展军事力量。[28]有鉴于此，日本在冷战后迅速调整对柬外交战略，不仅在柬埔寨和平进程的舞台上施展拳脚，而且还利用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强化与柬国关系，以提供巨额资金争取柬国对其谋求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4.软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提升和塑造

作为战后日本外交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日本对柬的经济援助数额不菲，对柬外援也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利益：不仅有可观的经济收益，还有更为深远的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日本通过对柬提供经济援助改善了其在柬埔寨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形象，扩大了其在该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主导权，还赢得了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广大受援国的好感和认同，极大提升了日本的软实力。与美国注重战略意义、欧洲标榜人道主义的外援相比，日本对柬援助侧重于铺路筑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医疗卫生、教育、供水、食品安全和人才培养等民生领域，针对性强，普惠面广，符合柬埔寨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日本还重视“授人以渔”，投入力量传授技术、培养人才，受到柬埔寨民众的极大欢迎。由此可见，日本通过对柬援助，为自己树立乐善好施的正面国际形象是其发展对柬关系一个重要动机。

（二）柬埔寨积极发展柬日关系的战略目的

第一，经济利益：引进日本资金与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1998年实现真正和平后，柬政府奉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和争取各种资金参与国内经济建设，外援和外资成为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者和直接投资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发展和扩大与日本的经贸关系有助于使柬埔寨获得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借以促使柬埔寨经济快速发展。诚如洪森总理所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柬埔寨将学习和利用日本的经验，这与寻求日本的经济援助同样具有国际意义。”[29]这一讲话标志着柬埔寨对日本的需求，开始从单纯的经济援助，提高到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更高层面。为了学习日本战后重建的经验，2006年2月，两国合作成立了柬埔寨日本合作中心（CJCC），该研究机构将为柬埔寨学习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建设经验提供帮助，让柬埔寨在繁荣经济方面有更多的模式可选择。该中心将通过开设人才培训、日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等，以日本的方式和经验为柬埔寨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推动柬埔寨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外交利益：提升国际形象，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由于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分歧，柬埔寨与联合国和西方的关系很不协调。自柬埔寨王国新政府成立以来，柬政府领导人积极参加国际活动，活跃于外交舞台，广交朋友，努力为柬埔寨谋取国家利益。日本对柬提供的援助最多，但却不像美国等国家对柬埔寨政府充满傲慢与骄横，对柬埔寨内政指手画脚，支持反对党，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柬埔寨。日本对柬的外交方略赢得了柬埔寨政府与民众的好感与信任，其独特的对柬外交理念甚至对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柬埔寨而言，大力发展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关系既有助于柬埔寨国际形象的改善，还有助于借助日本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打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缺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第三，安全利益：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规避风险。东南亚各国一向采取的外交策略是“大国平衡”政策，把所有大国拉进来，在大国的相互博弈和制衡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这种思维在东南亚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包括柬埔寨。柬埔寨公开声明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但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中对外界索求太多，不得不在大国之间谨慎地迈着舞步。柬埔寨国内有不少人对中国在柬日渐扩大的影响感到不安，认为“中国影响力扩大有很多负面效应”，“虽然利用中国来抗衡（地区大国）越南和泰国是柬埔寨的传统手法，但和中国过于接近，会使政策的可选项受到限制，也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30]因此，在柬埔寨的视野里，日本是一股遏制强大中国的潜在平衡力量。
四、日柬关系未来发展
纵观战后日柬关系50 多年的发展历程，除朗诺政权和金边政权时期出现过短暂的波折外，友好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冷战结束后，日柬两国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开展了一系列务实的合作。但日柬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存有分歧或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实质性发展。

（一）政治交往的分歧与障碍

在政治上，日柬的交往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首先，双方认同的“中国因素”存在有限性。在新世纪，日本与柬埔寨的接近无法绕开中国和平崛起的实际环境。一方面，两国希望通过合作来寻求地区平衡状态，共同遏制中国，确保亚洲地区的均势。但另一方面，日本和柬埔寨两国认为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促进交往，也很必要，是符合各自的特殊利益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地区稳定还是本国利益出发，日本柬埔寨两国都会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即使日柬两国拉近关系具有牵制中国的客观效果或者主观意图，但它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柬埔寨，尽力避免让日柬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带上浓厚的“中国色彩”。[31]其次，日柬两国外交理念不同，合作的出发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日本的外交理念是在外交政策的主线上跟随美国，扮演美国在亚太地区助手的角色，同时也彰显本国的外交特色。而柬埔寨则希望秉持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加强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主动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积极融入国际社会。[32]

（二）扩展经贸往来的瓶颈与阻力

在双边经济关系上，日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柬埔寨的出口产品结构以服装、纺织和鞋类产品为主，制造业相对不足，这造成柬埔寨工业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到日本的轻工制品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从而影响到两国贸易关系的深入发展。其次，柬埔寨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短缺、能源短缺、经常性断电等让外国投资商望而却步。可以说，基础设施己经成为抑制柬埔寨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是制约外资企业到柬埔寨投资的主要原因。第三，柬埔寨严重的腐败现象对日柬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阻碍。几十年来，腐败一直是柬埔寨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贪污腐败现象日益猖獗，政府和军队中有人勾结内商和外商走私，偷税、漏税和抗税，使国家财政遭受严重损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国廉洁指数排序，柬埔寨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64位，在东南亚国家中，仅好于缅甸，属于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33]此外，柬埔寨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很不稳定，政府开支过大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对来自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外资进入柬埔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总之，以上几方面因素，导致日本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相对有限，日柬贸易额一直徘徊不前，双边经贸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与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长远看来，由于日柬两国政府和民众具有比较一致认同的深厚社会基础，日本也有进一步扩大在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持久影响力的长远考量以及柬埔寨借重日本政治、经济力量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可以预见未来的日柬关系发展会相对比较顺畅。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日柬关系的不断升温，虽有利于柬埔寨积极推进重建与发展事业，也有利于日柬两国在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所提倡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的。然而，面对日柬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国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两者关系升温在各方面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挑战，联系日益紧密的日柬关系，显然会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日柬关系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和不利因素，而应通过积极发展与日本、柬埔寨的友好关系，为新时期中国的睦邻外交提供更好的思路和出路。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