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不仅是中国周边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与发展；建立中亚——中国能源运输新通道，消除中国能源安全隐患，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走向富裕，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发展；消除外部势力驻军中亚对中国所造成的军事安全威胁，与中亚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军事关系，确保中亚成为中国稳固的战略安全后院。

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进入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国家共有边界长达3000多公里，这一方面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一大威胁。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中亚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地区安全，而且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威胁。其中，潜伏在中亚地区的“东突”恐怖势力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直接威胁。“9·11”之后，美国军事入驻中亚。美国军事反恐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区恐怖主义，但其反恐的双重标准使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改头换面，以新的面目出现，双方彼此相互借重，相互利用，不仅给该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总体来看，中国在中亚不仅有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且也有传统安全威胁。
一、打击中亚“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
中国在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利益之一就是打击中亚“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东突”恐怖势力是指近代以来在中国新疆内外出现的一小撮打着“东突厥斯坦”的旗号，与国际恐怖势力、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以暴力恐怖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个人（“东突”分子）和组织（“东突”组织），是一股已经完全国际化、恐怖化的势力，并已沦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中国的工具，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谋求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斯坦”的邪恶势力。[①]

（一）中亚是“东突”恐怖势力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地

中亚是“东突”势力从事分裂新疆活动的传统基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疆和平解放，“东突”分裂势力逃亡海外继续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在中苏对抗年代，许多“东突”组织得到了苏联暗中资助，纷纷在中亚建立基地，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独立建国给“东突”势力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东突”势力在中亚及中国境内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日益猖獗。

中亚泛突厥主义、反伊斯兰主义为“东突”分裂势力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20世纪末，一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迅速席卷前苏联势力范围。中亚四个操突厥语国家在“泛突厥主义”的召唤下曾积极响应，并一度成为所谓“突厥联盟”的积极推动者。中亚国家的一系列活动不但为“东突”势力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更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亚是“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从事恐怖活动的前沿阵地。中亚与新疆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联系，中亚地区诸多民族与新疆地区部分民族同宗同源，跨界而居。“东突”恐怖势力正是利用中亚与新疆的这种“天然联系”，不断从中亚潜入新疆从事恐怖活动。

（二）“东突”恐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利益

“东突”恐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的独立，中亚地区的“东突”势力日益规范化、暴力化，恐怖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不仅如此，“东突”恐怖势力与中亚恐怖势力日益呈合流之势。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组织为实现在大中亚地区建立统一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积极与“东伊运”、“维吾尔解放组织”等恐怖组织加强联系，以支持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分裂活动。从本质上讲，“东突”恐怖势力一切恐怖活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新疆独立、破坏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东突”恐怖势力危害新疆社会稳定。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视察新疆时指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对我们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保障国家的安全和边防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东突”恐怖势力正是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宽松的政治环境, 通过各种方式潜入新疆境内，以宗教作掩护,以一些反动书刊、音像制品为媒介,煽动民族分裂情绪，鼓动个别穆斯林群众与政府对抗,并组建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恐怖组织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严重破坏了新疆的社会稳定，致使新疆经济发展步伐减慢，从而影响了改革开放政策给新疆带来的应有成果。

“东突”恐怖势力危害新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前提和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开拓奋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三个离不开”思想已深入人心，各民族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民族团结政策完全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民族分裂是各族人民之祸。国内外历史经验和现实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团结统一，才有希望和前途。然而，“东突”恐怖势力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挑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鼓噪操突厥语系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对立，大力宣扬所谓的“民族至上论”、“反汉排汉论”、“泛突厥共同体论”，等等。“东突”恐怖势力这一系列行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坏新疆民族团结这一大好局面，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东突”恐怖势力危害新疆经济发展。建国6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将新疆经济发展、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新疆经济繁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指出，“2008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达4203亿元人民币，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5年）前的1952年增长了86.4倍，年均递增8.3%；比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9.6倍，年均递增10.4%；比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时增长了2.2倍，年均递增10.6%。2008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达361.06亿元人民币，是2000年的4.56倍，1978年的50.57倍，1955年的208.71倍。”[③] 2010年，中央拟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新一轮十年发展规划以及全国19个省市对口援建新疆计划。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全国各兄弟省市的援助下，新疆经济必然会取得飞速发展。形势虽一片大好，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其中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东突”恐怖势力。新疆各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东突 ”恐怖势力日益失去存在的根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全国援疆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铲除“东突”恐怖势力生存的土壤。因此，“东突”恐怖势力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破坏新疆的经济发展，从而保存其残存的一点生存空间。

（三）联合中亚国家共同反恐

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公害，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国际社会已达成一定共识，即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是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威胁。这一基本共识为世界各国共同反恐、统一行动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如何认定恐怖主义方面国际社会却远未达成共识。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施行双重标准，甚至利用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势力来达到自身的政策目标。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上海公约》及其相关协定已初步形成反恐共识，并已取得一定的反恐成果。

首先，转变了中亚国家对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的态度。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在对待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的问题上，曾采取“不干涉”为基本原则的消极态度。然而，后续发展态势使其不得不对恐怖主义采取行动，特别是到上世纪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极度“活跃”成为所有中亚国家的威胁。中亚国家逐渐意识到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不仅是中国的威胁，也是中亚各国的首要威胁之一。

中亚国家对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态度的转变，有力地扭转了中国反恐行动的被动局面。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扭转了谋求新疆独立的恐怖势力公开以中亚国家为基地大量培训暴力恐怖人员的形势，使恐怖势力彻底丧失了中亚国家的官方支持。二是扭转了中亚国家民众对与谋求新疆独立有关恐怖势力的认识，让中亚国家民众逐步认清其暴力恐怖的真面目，使其逐步丧失了中亚国家民众的支持。三是堵住了在新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后逃亡中亚，寻求所谓“政治避难”的通道，使恐怖分子失去了藏匿在境外的天然通道，震慑了中亚地区“东突”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四是赢得了中亚国家对中国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如“7·5”事件等）的理解和支持，建立了相对有利于新疆安宁稳定发展的中亚国际氛围。

其次，《上海公约》的签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初步形成反恐共识的标志。《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作出明确概念界定，从而为各方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遵照《上海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中国与中亚国家在2002年至2006年间相继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协定。这些法律文件对双方共同关心的反恐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为联合反恐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对打击地区恐怖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2003年以来,中亚国家严厉打击与“东突”有关的恐怖组织，改变了中国的反恐局面。长期以来，“东突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披着宗教外衣，在中亚一些国家大肆从事分裂破坏活动，四处发动恐怖暴力事件，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03年7月，哈萨克斯坦捣毁一处“东突”分子活动据点。同年11月，吉尔吉斯斯坦高等法院宣布“土耳其斯坦解放组织”、“东突伊斯兰运动”、“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党”和“伊斯兰解放党”为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并依法没收其财产。众所周知，收买雇佣有一定战斗经验、恐怖经验的骨干是国际恐怖组织吸收成员的主要方式。如果能截断国际恐怖组织财源，使其陷入“无米之炊”，就为彻底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支持，可谓是一种打击恐怖主义的睿智办法。自2006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已先后向中国引渡、遣返了多名“东突”恐怖分子。

总体来看，中亚国家严厉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是各国共同落实反恐怖协定的初步成果。它的全面落实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反恐局面，是中国反恐成功的一大标志。
二、建立中亚—中国能源陆路通道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国内能源消费量日益加快。[④]加之国际石油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大型产油区也都成了动乱区，导致国际油价震荡不已。能源安全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安全利益就主要体现为：建立中亚—中国能源运输新通道，消除中国能源安全隐患，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走向富裕，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一）创设中亚—中国能源运输新通道

中亚紧邻石油天然气资源富集的里海地区，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储藏，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和“21世纪的战略资源基地”。特别是在全球能源需求量急剧增长，而世界最大能源产地中东、非洲形势又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亚能源资源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世界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之一。

中亚及里海地区作为中国陆地近邻，不仅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更重要的是进口该地区的能源，无需经海路运输就可直接抵达中国。目前，中国与中亚间的陆路能源运输管道只有一条已建成的石油管道和一条天然气管道。总体来看，中国可依靠的陆路能源运输管道太少，造成陆路管道进口总量过小，成为限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

兴建7条中亚—中国能源管道的设想。随着中哈石油管道及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顺利开通并运行，中国可以现有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为基础，进一步深入中亚及里海沿岸国家，建设多条陆路国际能源管道，解决中国能源安全“瓶颈”问题。中亚—中国能源管道具体设计如下：①哈萨克斯坦科克舍套—阿斯塔纳—阿拉木图—中国伊犁—哈密—包头—北京石油天然气管道；②哈萨克斯坦阿特劳—阿斯塔纳—中国伊犁—兰州—西安—北京或上海石油天然气管道；③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希姆肯特—阿拉木图—中国伊犁—兰州—西安—上海或北京石油天然气管道；④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中国伊犁—兰州—西安—上海或北京石油天然气管道；⑤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喀什—格尔木—成都—武汉—上海石油天然气管道；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喀什—格尔木—成都—贵阳—广州石油天然气管道；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中国喀什—格尔木—成都—上海或广州石油天然气管道。

当然，部分管道可能有重合现象，不经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具体实施可据情况而定，或合并，或改道。兴建7条中亚—中国能源管道，无论是对于中国能源安全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消除中国能源安全隐患

目前，中国能源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能源进口主要靠海运，特别依赖于马六甲海峡，如果遭遇战争很容易被轻易封锁；另一方面，中国能源进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和非洲，而这些地区由于领土、宗教、民族矛盾、种族冲突以及社会的转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动荡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亚国家与我毗邻而居，不仅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而且能源开发、生产成本也相对低廉。同时，就储量和产量来看，除中东外其他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从安全角度来看，除俄罗斯之外，中亚地区石油是目前中国另一个不经远洋海运就可直接运达的能源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应充分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开拓中亚能源市场，参与“第二个波斯湾”的勘探和开发，大力推进用陆路管道进口能源的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从而一举解决中国过度依赖“海上运输”和从“热点地区”进口能源的不利因素，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能源安全环境。

（三）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国周边地区按地理方位大致可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部分。2003年10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时作了《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首次提出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这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重大外交指导方针的创新性发展，是对我国周边外交实践的概括性总结。中亚地处中国西部，是中国“睦邻 、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从理论到实践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睦邻”政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指针。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国已解决了与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展开了广泛的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系列成果都是“安邻”政策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如何缩小差距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一贯主张，“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⑤]中国的“富邻”政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而从中亚陆路管道进口能源必将推进中国的“富邻”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四）促进新疆经济进一步发展

21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新疆经济更是飞速发展，现在已逐渐成为“中亚真正的中心”。从2009年的资料来看，“除哈萨克斯坦外，中国新疆的GDP几乎与其他4个中亚国家GDP的总和相当。”[⑥]虽然取得如此可喜成绩，但新疆经济发展与中国内地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中央已拟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新的十年发展规划。与此同时，为促进新疆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援疆工作会议上决定全国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这一系列动作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更体现了党中央对加快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的决心。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国各省市对新疆的援助，以及当前中央对新疆的扶持政策，多条中亚—中国能源管道的兴建，必将推动新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疆作为从中亚陆路管道进口能源的终端或过境地，中亚—中国能源管道的建设必将带动新疆，乃至西部地区相关配套设施的投资兴建，促进相关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2010年7月，中石油宣布，我国陆上单套装置生产能力最大的现代化化肥装置——塔里木大化肥项目成功投产。该“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600余个，年上缴利税5000万元以上，可带动南疆地区运输、建材、服务等数十个行业的发展。”[⑦]新疆塔里木、独山子现在既是能源基地，也是能源深加工基地，更是西气东输的源头和中哈石油管线的处理终端。这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油气处理能力强，中亚进口的能源既可进行深加工，也可以直接输往东部地区。中亚陆路能源管线如能进一步开通，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拉动效应，配合来自中央、各省市的经援，对新疆的经济大发展及社会稳定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三、巩固中国军事安全“后院”
目前，中国在中亚的军事安全利益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消除美国驻军中亚对中国所造成的军事安全威胁；二是与中亚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军事关系；三是确保中亚成为中国稳固的战略安全后院。

（一）消除美国驻军中亚对中国所造成的军事安全威胁

从现有战略安全格局来看，在美国驻军中亚之前，尽管美国有成百上千的军事基地，但也无法形成对中国有效的军事遏制。然而，随着美国驻军中亚之后，这种局面已逐步发生了改变：美国对中国渐已形成从东、西、南三面的夹击之势。因此，如何有效破除当前的这种军事安全困境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

从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困局来看，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安全压力较小，且回旋空间较大。这主要体现为：首先，中国是中亚地区最大的邻国之一，中亚国家不得不考虑因自身因素对中国所造成的军事安全感受；其次，中亚国家要获得长足发展，仅依靠西方社会的那些经济援助远远不够，中国是中亚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保障之一；第三，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第四，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尚未完成,立足不稳，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但是，仅凭这些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其中还必须拉进第三方，即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中亚地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亚甚至被其视为“后院”。美国驻军中亚不仅威胁中国，对俄罗斯而言更是威胁。而中俄双方如果想仅凭一己之力实现在中亚地区的军事突围（同时也是获取对中亚地位的主导），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遇到的对手其综合实力远在两国之上，中俄两国与其相比除地缘上的优势之外，其他方面几乎都处于劣势。然而，地缘优势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也不再像从前一样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中国若想实现在中亚地区军事突围，必须与俄罗斯精诚团结、紧密合作，变劣势为优势，至少也是均势。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何实现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安全合作，又不会在中俄间出现“准”军事同盟关系是特别要注意的问题。中国政府历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均强调中国军队与外军交往必须坚持不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原则。不缔结军事同盟不是只针对俄罗斯的特殊国防政策，而是中国针对世界所有国家的一般国防政策。因为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任何结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结盟不仅有利于中国冷静思考问题，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军情做分内之事，不做超出国力、军力之外之事，而且有利于贯彻爱好和平、永不称霸的精神。

（二）与中亚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军事关系

中国与中亚国家和平友好军事关系始于中苏边境相互裁军和加强军事互信协定。1989年，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关于将部署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且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宁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1990年4月，李鹏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六个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两国外长签订的《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该协定为后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军事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1996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哈、吉、塔4国总统在中国上海展览中心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五国元首一致认为保持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五国及其人民的根本利益。1997年4月24日，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了《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协定》，该协定是《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的深化和发展，也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关于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国家间文件，它明确了双方的军事力量不得用于进攻、威胁、损害另一方安宁与稳定的任何军事活动，这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友好军事关系。

在这两个协定确定进程中，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军事领域的高层交往日益频繁，军事互信机制逐步确立。从1993年至今，中亚国家国防部长已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并确立了双方之间的军事互信及合作关系。在双边军事交往中，各国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致表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是本地区国家之间全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整个国际关系史，因边界问题而引发的战争与冲突比比皆是。然而，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边界谈判，逐步实现军事互信，不仅打破了这一解决边界问题的魔咒，而且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军事关系。可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处理边界安全及军事安全的模式。

（三）确保中亚成为中国稳固的军事战略安全“后院”

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直接军事入侵的威胁在下降，中国的军事安全环境总体好于冷战时期。但与此同时，国际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进一步抬头，日益成为冷战后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增强，在美国的介入下中国周边军事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

在中国军事安全利益中，周边国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叶自成教授所言，“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⑧]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沙岛礁问题日益严峻，相关国家更是不断挑衅中国；钓鱼岛问题也日渐成为中日之间最大、最难解决的一道难题；近两年“台独”势力虽有所削弱，但依然不能小视。中国周边的这些问题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美国力量的背后支持。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冲突的范围、领域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激烈、频繁，而这些问题也最有可能引发中美间的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稳固中亚这个战略安全“后院”就显得格外重要。

稳固中国军事战略安全“后院”——中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稳固当前中国与中亚的和平友好军事关系；二是要稳固中亚的政治军事独立，不会被一些大国或大国集团所控制；三是要稳固中亚不会成为他国对我发动入侵的前沿阵地。只有如此，中亚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稳固的军事安全战略“后院”，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军事安全战略利益。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