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4日，由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冈洋次和国际局局长藤田幸久率领的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团一行9人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和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围绕“东北亚合作新时代与中日关系”的主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与会者聚焦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中日关系的未来、中美日三角关系、东亚共同体和朝核等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与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调整
      与会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外交在小泉时期有些失衡，对此，虽然自安倍上台以来的几任内阁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自民党内阁的调整是有局限性的。民主党获得选举胜利以后，实现了政权交替，加之金融危机以及由于中国的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等因素，为日本外交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条件。民主党外交政策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自主外交，即同时重视对美政策和亚洲政策，特别强调重视亚洲是巩固日本地缘政治的根基。
       与会者还认为，观察今后日本外交的变化有两条线：一条是2010年参议院选举，到时日美同盟或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条是民主党政权与鸠山内阁的区别，认为民主党至少可以连续执政4年，而鸠山内阁则未必可以干满4年。
对于今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日方与会者表示：今后真正的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恢复到明治维新时期，推行所谓“富国强兵” 和“脱亚入欧”政策，最后走向侵略的道路。日本2010年将通过预算案，还要编制新的防卫大纲，新政府将继续坚持日本防卫政策的5个原则：一是专守防卫；二是不做军事大国；三是保持有限的军备；四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五是坚持文官治理。日本今后还要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增加反恐等内容。
 二、关于中日关系的未来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稳步与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应与中国合作，积极为维护中国的稳步发展作贡献。中国应该在节能环保方面利用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双方可以成立一个“中日节能合作基金”。另外，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可以吸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政治家也应该在实际政治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主党上台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个历史机遇，民主党应该有使命感，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双方除了解决双边问题之外，还应该在第三地区合作，如在非洲进行合作。现在中非有合作机制，日非、印非、韩非也有相应的合作机制，但是中日韩之间却没有，今后至少中日两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还要在中东、中亚建立这样的合作。
现在中日之间还存在分歧，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人权问题、能源、东海油气田等问题妨碍了两国建立互信关系，特别是日本非常关心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谈判和对话。中日两国是近邻，应该像日本的“町内会”一样，搞好相邻关系。
鉴于两国之间这种互信缺失的现实，与会者认为，应该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并积极推进两国之间的“大交流”活动。政治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战争是由政治家发动的，不是军人发动的，政治家之间要建立互信；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其他层面的民间交流也非常重要，要通过这些交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有了这种互信，两国关系才能顺利发展；民间交流是两国关系稳固发展的基础。“长城计划”是交流的成功的例子，今后还要推进诸如“富士山计划”，地方也可以制定诸如“苏州河计划”、“镰仓计划”等交流形式。
 三、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
       与会者认为：现在中国的力量正在上升，美国的力量却因金融危机等原因受到挫折，在此背景下，日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进行思想转变，寻求新观念，决定今后10年、50年走什么路的问题。
       战后麦克阿瑟在向日本“植入”民主主义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自从越南战争后，日本人开始觉得美国并不总是正确的，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日本人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围绕普天间基地问题发生的日美摩擦，反映了日美关系的“漂流”状况。日美两国之间应该建立新型的对等关系，特别是两国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共同的愿景，美国今后应该学会与日本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继续维持过去那种“美主日从”的冷战型关系是不恰当的。
       与会者认为，在目前日美关系出现摩擦的背景下，加强中日之间的紧密关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以后要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形式应该适应新的条件进行调整。三国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双方都认为这种三角关系不仅有利于三国之间的合作朝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对于世界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又同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三国要抓住日本民主党执政的战略机遇，促进三边关系向等边三角过渡。
双方认为在等边三角关系中，应该包括加强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对等合作，今后还应该研究三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课题。国内学者认为，三方在安保领域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方政治家则表示，这一点将在明年日本防卫大纲的内容中有所体现。
日方还提出：迄今为止，日美关系过于接近，今后两国之间的距离适当拉开一些是合理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如果日美拉开距离，势必意味着日本必须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对此，日本国内能否达成共识，特别是邻国将怎样看待日本的这种防卫上的“自立”所带来的结果。比如，如果说“脱美”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的条件，那么，“脱美”之后，如果日本加强自主防卫，进而加快成为军事大国的速度，各方应怎么看，这将是一个须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四、关于东亚共同体
       与会者指出，地区合作要有紧迫性，百年以来，亚洲一直在探讨地区合作问题，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孙中山与日本的福泽谕吉都探索过亚洲的独立意识；在战后还召开过亚非会议，这是民族独立国家追求合作的先例；20世纪，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和谐亚洲的理念，这与鸠山提出的友爱外交构成了合作的理念基础。中日双方要从亚洲现实出发，认真研究亚洲合作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个共同体的话，中日两国在世界上都没有地位、没有立足点，也都没有“面子”。
        现在中日双方赞成东亚共同体的学者都在逐渐增加，分歧在于主导权问题和共同体的模式问题。关于主导权问题，虽然人们不愿意说出来，但是确实存在；关于模式问题，如果是欧盟模式那么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是不可逾越，如果找到解决的办法，共同体是可以实现的。
         双方都认为，相关国家应该持灵活、现实、超脱的态度，要考虑中日两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的复杂情况。冷战时期这里是冷战的前沿，冷战结束以后情况也非常复杂，它不像欧盟那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那么均等，也不像北美那样有美国一国独大的强有力推动。东亚是否可以仿照“有志者联盟”，分别以不同领域为基础，建立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比如，以“清迈协议”为基础，先建立金融合作和经济合作；以朝核六方会谈为基础推进安全合作；以“东盟 3”为载体进行贸易合作。与会者认为，应该把东亚共同体进程分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现在做短期是可以的。比如，首先建立亚洲共同货币，为此，亚洲应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最终要建立亚洲议会；先加强中日关系，然后再加强中日韩关系，以此为基础，最后逐步实现东亚共同体。
          另外，双方还意识到，鸠山政府能否启动自由贸易谈判也是关键条件，迄今为止，日本只谈经济伙伴谈判，而没有推进自由贸易谈判，原因在于日本要保护自己的农业，这个问题要等参议院选举之后才能有结论。
最后，日方政治家还强调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的合作非常重要，应该以中日韩为核心建立这个共同体。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必须包括朝鲜，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有东亚共同体。
 五、关于朝核问题
       朝鲜不弃核的原因是它要成为“强盛大国”，特别是如果它要成为军事大国的话，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如果朝日关系正常化，朝鲜会获得经济援助，然后就是开放，但是开放对它的政治体制有影响，这是朝鲜的矛盾。
       尽管朝鲜最近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也要对朝鲜“弃核”问题的艰辛性有思想准备。朝鲜自第二次核试验之后，向美国发出了和解信号，美国应该支持朝鲜与其他国家合作，因为朝鲜很可能要在获得更多的回报之后才能弃核。还要注意朝鲜的真正目的是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在此之后才能同意弃核。从中、短期考虑，朝鲜弃核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国际社会仍然要诱导它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时也要做好朝核问题长期化的思想准备。特别是要防止这个问题失控，更要防止朝鲜输出核武器或核技术，造成核扩散。
       日本是唯一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改变这种现状，须要重开谈判，这需要政治力而不是外交力。对日本来说，具体症结就是绑架问题，这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如鲠在喉，日本应该逐渐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促使朝鲜对绑架问题进行调查。
        中国在日朝谈判问题上应该提供帮助，中日两国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合作，两国应该设立共同作业机制。朝鲜问题应该成为中日双方可以实现和谐、合作的领域，在这方面，中美的合作是可以借鉴的。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
         对于本次研讨会，双方都认为开得非常及时、务实、成功，并希望今后日本民主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这种对话交流机制化、常态化。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