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举办“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20余位学者就大国崛起理论准备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和中国崛起理论准备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从历史上看，既存在大国崛起成功的案例，也不乏失败的典型。
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美国崛起不可或缺的要素。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确立一项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规划美国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撑。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
总体而言，英国从近代欧洲强国崛起为世界霸权并确立起全球霸权，很大程度上与其软实力建设有关。政治保障方面，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发展，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方面，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完整的三层式社会结构；思想基础方面，追求财富的价值观念的兴起推动了英国工业社会的勃兴和霸权的崛起。综合起来，在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建立起其文化霸权，奠定了帝国长期维持的基础。
英美两国在崛起过程中奉行的战略具有可比性。英国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强国，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内政治制度和良好的商业和工业外，还在于其奉行了较为一贯和明智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战略。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放大版的英国：它继承了英国的自由贸易衣钵，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长期奉行不与欧洲列强结盟的中立政策，拒绝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的企图，既确保了发展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确保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重大战略自由度。特别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主动挑战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相反却在英国陷入战争困境时加入英国一方，保证了美国的和平崛起。
从俄罗斯历史来看，完善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权与产权分离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可持续的发展与崛起的保障。在俄罗斯的发展进程中，沙皇政府承认私有产权，但缺乏保护财产权的制度；苏联政府不承认私有产权，更谈不上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新生的俄罗斯政府承认私有权，但保护产权的制度仍在建设之中。俄罗斯国家兴衰之路坎坷，原因主要在于不能确定产权制度，迄今尚未完全建立起互动关系良好的国家、市场、产权制度结构。
自近代以来，日本每隔50年出现一次下降期。二战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的本质内容是实现“普通国家化”。进入21世纪后，日本实现了对外战略的转变，以经济复苏、民族精神振兴为手段，试图重振强国地位，同时寻求中道外交，不断追求自主外交的突破。在日本看来，世界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动之中。国际权力转移不仅表现在国际权力分布的多极化，还表现在价值观的多样化，中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权力转移的最大焦点。日本对外战略抉择中的“重中之重”依然是美日同盟，寻求美国许可范围内的自主外交意识也不断增强。同时，日本试图打破二战后体制的束缚，摆脱政策与法理之间的矛盾，寻求战略突破，逐步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

二、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与会者认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多为资源丰富型国家，人民都比较勤劳肯干。日本通过对外掠夺也弥补了自然禀赋不足的缺陷。制度安排在大国崛起过程中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理念创新的重要性最弱。尽管如此，物质、制度和理念三个维度仍不可偏废，战略耐心也同样重要。
赶超和崛起是后发国家主动谋求加速发展、改善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愿景追求和自觉行为，也是一种永不中止的竞争态势。后发国家的赶超与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国家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后果。大国崛起既包含诸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内嵌一些需要深入研究探索的特殊规律性问题。作为赶超国家梦寐以求的宏伟大业，崛起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和正确行动需要有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撑；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异常薄弱，不足以支撑其大国崛起；新时期的环境变化使大国崛起面临更多挑战与困境，需要理论创新；新兴经济体崛起群体间的竞合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具有不对称问题，其理论准备也未必是有意识进行的。对许多国家来说，防止战略失败更为重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较少且差异性很大，故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尽管如此，大国崛起也存在一些共同性与普遍性，如：确保实力稳定增长；极力避免被守成大国打压；实行集约方式；乘势而上实现崛起；等。对崛起国而言，将物质权势转化为战略权力相对更为困难。单极秩序下的崛起最为困难，霸主更易集中精力遏制崛起国，其他国家也易追随霸主，崛起国需要充分的战略耐心。
有学者指出，对崛起国而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处理好与霸主的关系，使打压处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这明显不符合霸主本意。其次是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让其成为战略负担，避免导致两线作战的困境。再次，权力和平转移本身意味着崛起或权势转移并不彻底，和平崛起意味着崛起之路更为漫长，成果不那么显著，崛起地位也不会太稳固。总之，崛起的大战略不是理论难题，把握好分寸才是关键。
与会学者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发展为大国实现融入式崛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倡导后现代价值观的先进国家与坚持现代性价值观的新兴国家尽管存在利益对立或竞争，但由于复杂的相互依赖而形成了“先进国/新兴国复合体”的微妙格局。

三、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院长指出，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外交理论建设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性使命。第一个阶段是和平共处，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这个阶段接近基本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从全球大国向强国发展阶段，具有内生成长、外生互动、共生发展的特点；第三阶段为推向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谐共生阶段。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构重点既需要实现基础指导，也要具有可操作性、行动性特征，保证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中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性与行动性不可偏废，否则就会脱离现实，落后于实践或成为玄学，落入理论建构的陷阱。中国的外交理论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球强国共生理论需要在更大的框架下进行建构；二是需要摆脱线性思维，虽然和平共处、和谐世界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非常好，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认可，需要有应对之策。要学会逆向思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建构理论。三是自己不能对理论孤芳自赏，否则就不能传播或发挥指导意义。当前中国外交理论要淡化特色，强化普遍性特征。我们可以先用旧瓶装新酒，使用通用国际关系语言让对方明白，再尝试用新瓶装新酒。四是需要推出相适应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来引导，让国际社会认可、接受和尊重。
与会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大国崛起准备的话题，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对中国而言，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固然可贵，崛起夭折国家的教训更具启迪意义。权力包括其大小、分布和使用手段等不同方面。当前中国崛起的限度为是否需要具有当天下第一的抱负。当前，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将之塑造为好的理论是当前外交理论建设促进中国崛起的重要任务。其内涵主要包括中国在历史方位中的具体坐标和阶段性定位，处理与周边和世界的关系。当前许多议题已经点题但并没有破题，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与路径。
大国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际社会的认可，即大国崛起的国际合法性。当前，这一合法性标准主要取决于崛起国能否在国际秩序中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能否利用自身地位，维护国际秩序的有效运行，并就此围绕大国国际责任达成一些不成文的共识。尽管西方声称大国崛起还应从国内政治组织的角度获得合法性，但目前仍存在重大争议；特别是到底哪一方所倡导的理念代表着国际潮流，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有学者从《道德经》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的全球大战略，认为《道德经》不仅能为中国过去30多年国际战略的成功提供一个好的解释框架，而且对于现在及长远未来的中国全球战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需要贵柔处下，守道成大器，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原则顺应规律，成就大国伟业。也有学者指出，《道德经》是否可以成为全球战略的理论指导值得推敲，其中所得出的结论更多是空泛的原则，往往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需要考虑国家自主性和外交进步性之间的关系。大国崛起实质上是一国真正实现不受外部影响能够独立自主决策的状态。国家自主性包括实质上和形式上两方面，外交进步性存在主观上的合法性和客观上的嵌入性两个指标。中国外交进步不仅体现在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还体现在使用外交手段将中国利益嵌入国际共享利益之中。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全球治理具有去政治性重网络建设的特征。全球治理要具有执行力，要求各大国的有效互动与沟通。当前大国关系尚未走出全球治理的舞台，呈现出更加的分层次化和碎片化。在全球治理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对口部门的专业化角逐也日益明显。在全球治理的网络中，垂直性特征较弱，水平化特征增强，专业化互动将改变全球治理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的游戏规则。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已经严重分散化，许多谈判协商进程具有秘密外交的性质。全球治理的新语境要求加强理论建构与专业性外事人才的培养。因此，要发挥好智库的大脑作用，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了解他国关切。中国外事人才要具有专业谈判能力和公共外交能力。今后的世界将会产生许多领域的知识共同体和行业共同体。中国需要利用自身优势有说服力地赢得有利于和平崛起的规则与环境。
从文化维度看，大国崛起需要深刻先进的文化软实力支撑。文化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国家禀赋，能够为霸权提供终极合法性。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具有辐射力。中华文明的儒道阴阳就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等级秩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辩证逻辑的规范总结，但总体上只是一种地区性的文明，要上升到普世性有很大难度。
有学者指出，中国至少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抢占道德高地。日本和德国更多是抓住了历史潮流的尾巴，因此其最终失败难以避免。当前的问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一整套在今天如日中天的理念是否走上了下坡路，中国需要做出正确判断并提供系统说明。二是实力如何转化为权威或霸权。美国霸权之路经历了经济发展、道德规范、军事胜利和制度建设四个途径和阶段。当前大国崛起的时间被大大压缩，硬实力要转化为软实力，实现软霸权，其实是新瓶装新酒的改造历程。三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的加法规律。德国历史上提出“阳光下的地带”理论实际上是要抢夺其他大国的利益，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减法规律，最终遭受失败；而德国与法国合作推进欧洲整合，实际上一种正和博弈的加法规律，迄今更多是成功。中国当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等概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具备这一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大国崛起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强生命力。从经济学上看，崛起就是一个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问题，国家发展的核心是经济。从理论上看，通用的学术语言是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确需要找到一个普遍性的理论，中国需要有好的故事对外宣讲。中国曾拥有过辉煌，中国复兴本身就是一个好故事，让别人接受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概念好而不够，其目标是发展，手段是和平，但缺乏发展如何带给世界好处，因此需要过渡为包容性发展，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中国崛起的好处，两者结合起来，让别人更乐于接受。中国长期增长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全球化、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程度高，理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崛起的理论一定要是一个全球的理论。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