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事态的重要性得以提升，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新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当前陷于停滞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本质。这种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既包括贡献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也包括提供非西方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对冷战终结预测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4]，那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可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而言，它们多来自日益受重视的新兴大国，人们不仅试图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更希望从印度、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近历史上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观念，如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巴西的团结外交、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等。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事实上都在探索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5]
        与新兴大国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新兴大国已达到某种理论自觉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足，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6]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非洲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7]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8]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9]非洲的确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前现代国家，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10]由于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使许多后现代的力量介入非洲政治的发展，并试图以此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本身充满问题并可能直接导致其失败，但至少就国际关系影响而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非洲不仅能提供新素材，而且极可能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其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11]在非洲53个国家中（2011年刚独立的南苏丹除外），有26个国家是2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有20个国家是3个组织的成员，1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4个组织的成员，只有6个国家只参加1个组织。[12]尽管有诸多力量塑造这一局面，但非洲地区主义的运作逻辑仍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内部理顺地区主义机制，如何平衡地区自主发展与外部干预以及如何处理发展—安全等方面的关系。
        最后，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成功之后仍缺乏内部权威，导致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13]；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之中。两者结合，使得“私人外交政策”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14]。这为分析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规范、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伦理等方面。
        在提供新理论素材的同时，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提供了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特别是考虑到有不少研究都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15]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特别是对非洲的悲观视角。基于其在过去近400余年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16]但这一现状正在被打破，以便“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17]如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修正”不仅会推动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也可贡献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研究。[18]类似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分析。”[19]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而言，最大的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上对非洲的消极甚至悲观观念。与西方强调非洲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不同[20]，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21]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可能“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22]。考虑到一些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界定的概念是“冲突”。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视角，进而导致现有理论解释力的极度受限。[23]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在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但现有研究“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进而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24]。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的确，非洲研究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25]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一方面，它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新的启发，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作出新解释。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是在其他地方相关性的热点问题上的“放大镜”。
二、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26]这种“进步”观念，或曰“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也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帮助塑造了线性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乔治·凯南所说，“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27]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逻辑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面前正遭遇挑战，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非线性逻辑的效力。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逻辑。
        非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问题，却远未达成共识，尽管自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围绕减贫首次达成共识。[28]对西方所倡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发展是一种信仰和神话：一方面，他们相信经验证明“一切民族逐步享有‘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特殊的普世主义”，是一个社会将自己所信仰的、历史地构建起来的价值推广到所有其他社会的不明智的尝试[29]；另一方面，基于一种线性思维，西方国际社会也认为，遵循西方模式实现“发展”就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重大破坏性影响，而其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意识形态。[30]正是基于这种线性模式，西方国际社会自认为对非洲的发展道路、方式和途径等拥有“合乎道德”的“说教”权力，并总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复制到非洲，进而使得对非洲的发展援助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便顺理成章。
        为适应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西方再一次利用其线性逻辑，将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新兴大国称作“发展型国家”，而将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称作“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努力事实上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31]。于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再一次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之中，西方无需改变自身的信仰便可延续既有逻辑和模式。
        但显然的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线性逻辑。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时大多基于平等互利的立场，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正如非洲人所说，“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32]另一方面，新兴大国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所有非洲国家一视同仁。尽管西方将非洲划分为可持续发展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和脆弱或失败国家等层次，但新兴大国往往不这样看待非洲，与此相反，几乎与所有非洲国家同等地发展关系，认识到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是“脆弱的”，其中也有“发展型国家”；同时也认识到，并非仅有西方所认可的模式才能实现发展，各种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可能有其优势。[33]就这样，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洞察，特别是对良治与发展的关系、“脆弱”国家能否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回应。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动摇了现有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大程度上尚未贡献于其自身发展。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多地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其自身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34]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以每年8%～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35]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由于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
        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方式，从而完全避免了西方“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贪污腐败，更避免了西方早期“免费掠夺非洲资源”的手段。同时，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自殖民主义时代起，西方通过各种手段事实上已将非洲国家固定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最底层，使非洲从根本上无法利用其资源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永远处于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更有甚者，在现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下，非洲所提供和生产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将长期遭遇价格歧视，将令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地位被进一步固定。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上平等交换原则，对既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造成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水平将带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二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升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破坏”了西方再生产既有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价格体系，进而产生这样的可能：未来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未必一定居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最底端。这将是对当前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动摇。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将动摇西方所建立的“民主—安全—发展”的线性逻辑。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远未取得共识。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些目标之间捏造了另一种线性逻辑：发展的确是一个根本目标，但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为此创造有利条件。西方由此创造出发展的一条供应链：要实现发展便需要安全，要实现安全便需要民主；换句话说，西方捏造出“民主—安全—发展关联”（democra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据此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实现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安全政策的民主化。[36]于是，自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便是“发展目标论”逐渐被替换成“发展条件论”。一开始，西方社会仍将发展目标作为追求方向，更多注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型项目的投资和援助。随着20世纪六十年代发展主义的失败和名声扫地，西方社会逐渐从更广泛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来思考发展，进而逐渐将对非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或改善条件，这便为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创造了条件。到了九十年代，民主制度的扩散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被接受，发展主义方法得以修正并卷土重来。[37]西方社会的对外援助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以发展目标为导向，而以发展条件为导向。如一位非洲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援助方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尝试则是要证明，如果政治制度是正确的，那么援助干预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也一定会产生效果……民主是最后的‘钥匙’。”[38]
        相比之下，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始终坚持发展目标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发展—安全关联”的过程中注意避免在不自觉中滑向发展条件导向。新兴大国在自身发展时便坚持了发展目标的优先地位，并未接受西方的发展条件论，进而走上了一条与非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所指出，“仅仅50年前，亚洲（日本除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苦难的名字叫印度’……韩国当时的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肯尼亚、科特迪瓦或者加纳。”[39]现在，新兴大国在与非洲合作时，也始终坚持“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福祉。”[40]这种发展导向的对外援助也获得受援国的广泛认可，特别是非洲国家，“中非关系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援助，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提高（非洲国家的）竞争力。”[41]显然，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可能“破坏”西方所建构的“民主—安全—发展”线性逻辑，因此引起西方有关“破坏良治”、“支持专制政权”等批评也就不足为奇。
三、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制造出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正统或传统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种“美国的科学”，其内部可能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多种分支。在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多样化，但往往仍被以“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概括，进而也被置于低“美国的科学”一等的地位。[42]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在前述的理论洞察之外，一些新的理论洞察可能动摇所谓“传统”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惯常思维，特别是南南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等。
        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整个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其结果是“尽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在欠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43]由此而来的，在更为直接和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成为可能。南南合作理论建构很大程度将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传统或非主流的视角，因为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经常在南南合作中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44]。
         首先，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南南合作坚持一种“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根据线性发展逻辑对南方国家予以分类，它不仅在西方与南方之间建构一种等级关系，也凸显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动摇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一方面，南南合作的前景成疑问，因其内部的重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是诸多脆弱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有成功案例的话，也会被西方视作“离经叛道”的结果，在道德上不正确，如同当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攻击所显示的。但新兴大国与非洲始终秉持“团结外交”精神，一方面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南南合作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积极看待非洲的后发优势、与非洲实现共同发展。尽管原因很多，但进入21世纪后，非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仍与新兴大国和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中，既有如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这样的微型产油国，也有着被认为存在更多问题的如安哥拉和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再度证明“团结外交”的重要意义。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南南合作拒绝西方的唯利是图，坚持平等互利精神，这也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基于其与非洲交往的历史经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平等互利逻辑。因为在西方看来，到非洲的目的无外乎获取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或战略保证等，类似中国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能源工业的举动不可理解，背后必然隐藏着别的“真实目的”。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为美国和欧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竟比它们能给非洲创造的还要多。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投入非洲石油项目，其中却只有5%花在非洲[45]，如尼日利亚虽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更是有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物丰价廉的汽油都完全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46]新兴大国在获得非洲自然资源时不仅坚持平等交换，甚至回报以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援建，在西方国家眼里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贿赂”，因为依据他们的逻辑，不这样理解就无法理解。
         最后，在国际规范和原则领域，新兴大国与非洲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往往质疑一系列西方视为主流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基于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诸多规范应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并将其建构成为“普世性”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努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混乱，产生了诸多的规范混乱和规范竞争，特别是个人道德规范与国家、全球治理的伦理规范之间的混乱和竞争，最为核心的体现是围绕人权与主权关系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如人道主义干涉、人类安全、良治等。尽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经典自由主义，都支持国家间的政治道德区别于个人关系的道德[47]，但这一“传统”正被西方界定为“非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的确有诸多证据，但人类安全、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R2P）等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因此需要倡导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48]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被证明有利于纠正这种误导，消除这一混乱。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非洲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如毒品、武器、知识产权、人及金钱的非法交易等。他们认为，如同反恐战争一样，控制这些非法市场的斗争使政府在这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灵活的、非国家的资源性网络面前处于弱势。[49]由此而来的，对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需要“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当作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次级群体、地区和冲突”[50]，特别是认识到对“冲突预防”、“冲突后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的投资已成为安全政策的有机和核心要素。这些努力的核心是控制和管理所谓的“供应链”，否则是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全球化都将不可能。这些供应链既有正式的和合法的，也有非正式和非法的，特别是非洲拥有的是广泛的毒品、枪支及其他小型武器、强迫移民、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侨汇、滴血钻石等非正式和非法的供应链。[51]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应对强调的是安全化方法，甚至包括安全的私有化方法。
        新兴大国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认识到，非洲所面临的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和不合理的民主化所导致的：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加剧国内、地区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如地区冲突已将乌干达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南部乌干达，另一个是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战场的包括了整个基奥加湖（Lake Kyoga）的北方[52]，另一方面，对西方所倡导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进程的反思也在增加，如世纪之交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反思和怀疑性反应也在持续增加。又如对西方学者倡导的“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和修正，集中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命题与可持续的安全环境的界定和确立的不可兼容性。
        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更多强调纠正全球化的不均衡和民主化的不稳定后果。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特别强调“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或曰“发展—安全关联”。如前所述，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非常注重坚持发展目的的首要地位而不滑向“发展条件论”，强调发展有效性而非追求援助有效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兴大国往往致力于维持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稳定，不追求激进变革，更强调政权稳定。这样，新兴大国向非洲展示了解决非传统安全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即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逐渐解决既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以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为很大程度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来源于其经济的不发达和欠发展。这一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大地缓解甚至改善了非洲的发展状况，使得“非洲可能从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比世界其余地方少受伤害”，因此尽管“百万受挫的、无聊的和愤怒的非洲年轻人在贫民窟快速增长，同时还有长期的‘荷兰病’危险，”“甚至处于世界金融冲击当中，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机会重新建设自身。”[53]
四、结语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有着重大的物质和战略意义，更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这一点在中非关系中尤其明显。[54]系统总结和持续发展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理论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指导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中非关系来说也同样重要。就中非关系而言，当前正面临着三大转型，即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向物质利益主导的转型，从物质利益促进到海外权益保护的转型，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向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转型。[55]与此同时，来自于西方传统大国和南方新兴大国的竞争和渐趋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都对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压力。惟有系统总结中非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并因势利导地加以发展，才能为中非关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长期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道路，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都已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中国特色外交最为成功且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对中非关系的理论意义的总结，将极大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