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国际数字鸿沟这一新型贫困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面临着被信息技术革命边缘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及其对非合作的发展有可能为消弭国际数字鸿沟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与非洲信息技术合作的优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便是例证。在当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重大压力下，科技革命正孕育新突破，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可能使得国际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并复杂化，以中非信息技术合作为基础推动全球南南合作的发展，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未来中非合作的发展方向之一。
一、国际数字鸿沟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自上世纪末起开始重视国际数字鸿沟问题，但十余年过去形势依然严峻。国际数字鸿沟的新发展使得国家差距拉大，也使得许多地区社会分裂的前景变得愈益真实。所谓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信息社会在快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被排斥在获取信息技术机会之外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无法分享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文明，在存在方式上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脱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出现了参与信息社会和脱离于信息社会的社会隔离。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就是要帮助那些未能同步接触和利用信息技术的社会群体，增加他们使用技术的机会，提高知识技能，实现脱离贫困、融入现代社会的目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都在持续讨论和研究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贫困与技术贫困的叠加致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再恶化；（2）数字鸿沟可能造成社会新的分裂，其中包括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国内社会的分裂；（3）信息技术对地理资源依赖少，便于利用，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特别研究了新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贫穷之间的关系。报告认为技术有可能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担心信息技术可能成为社会排斥的手段而不是进步的工具。同时这份报告也认为，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打破知识和参与的障碍，获得经济机会，实现共同发展。[1] 2003年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通过了建设信息社会的宣言，宣言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并未均等地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益处。我们将竭尽全力把数字鸿沟转变为人人享有的数字机遇，特别是面临滞后和更加边缘化危险的人们所享有的数字机遇”。[2]
        国际社会认识到，数字鸿沟现象既体现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出现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围绕着数字鸿沟问题，一些重要的国际组机构大多把全球各国分为四个级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采用的是技术成就指数的划分方法，按指数水平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类型：[3] 第一类为领先者（leaders）；第二类为潜在的领先者（potential leaders）；第三类为积极采纳者（dynamic adopters），；第四类为边缘化国家（marginalized）。兰德公司创建的指标系统也将全球国家分为四类，即：科技领先国家、科技成熟国家、科技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国家。[4] 科技领先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科技成熟国家指拥有的科技能力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但与科技领先国家有很大差距的国家，主要包括新加坡、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科技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埃及、印尼等国，虽然其科技能力在国际平均线之下，但部分单项的技术指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第四类是科技落后国家，这类国家在科技上绝对落后且无能为力，主要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贫穷国家。上述两套分类系统所列的第一类国家基本重叠，第四类国家也大体相同，共同反映了数字鸿沟的国际间差距。
        从数字鸿沟问题提出到今天，十余年已经过去，但问题依然严重，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的《2011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毛里求斯和南非外，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变化仍然令人失望”。[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1信息经济报告》也称，有近10亿人口的非洲，网络用户数不及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宽带普及率也比非洲平均高出10倍。[6] 根据2012年6月在南非召开的首届非洲信息和通信大会的数据，目前非洲只有5.7%的人口使用互联网，只占全球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3.6%。[7] 在非洲，技术运用的分布也极不平均，北部相对富裕的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南部的南非占了整个非洲宽带用户的90%。落后的基础设施、效率低下的市场、不完善的政策环境、不充分的教育构筑起巨大的障碍，使得非洲许多国家难以在短期内通过信息化实现现代化。尽管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一些国家的技术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数字鸿沟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数字鸿沟在数量鸿沟延续的同时，质量鸿沟也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技术深化和技术扩散同时发生。技术深化体现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互联网用户没有大的增加，但是网络功能、上网速度、社会对技术的应用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技术的低端部分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的绝对数量上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互联网用户比例上的差距逐渐缩小。用接入率[8] 等数据可以反映技术扩散中“量”的变化，但很难反映出由技术深化带来的“质”的差距。人们接触陈旧和低端技术的机会比较均等，接受新技术扩散的机会则大相径庭。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大多已进入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从近几年情况看，数字鸿沟的表现已经从“数量”和“接入”的不平等性，转向“质”的不平等性，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功能升级（宽带技术、第二代互联网、云计算等）以及用户的经验和能力的变化。
        第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正在扩大。
        从2005年以后的联合国机构的相关报告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国家间数字鸿沟现象，那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扩大。[9] 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注意发挥本国优势，采用新技术，参与信息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在投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努力改善治理能力，创造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环境，注重教育和培养人才，鼓励本国的企业和民众应用信息技术。这种跨越式发展使得欠发达国家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2011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8年中国在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据22.8%的份额，名列第一。2011年中国的网络准备度指数全球排名[10] 在被计入的138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相比2006年，其名次提升了23位。[11] 而且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超过5亿，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印度政府充分利用数学人才和英语语言的长处，注重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在2008-2009年度对印度GDP的贡献度是5.8%。[12] 2009年信息技术产业帮助印度共赚取外汇600亿美元。[13] 信息产业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服务效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2011年印度的网络准备度指数全球排名列第48位。[14]
二、发达、新兴、落后三类国家经济技术关系分析
        数字鸿沟问题易导致社会文化和阶层的分裂。一些贫穷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够进入网络，接受新的技术文化和秩序观，但广大的技术文盲却被网络所排斥。因此说数字鸿沟所反映的不只是技术和经济的鸿沟，同时还是社会的鸿沟。技术贫困国家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以消弭数字鸿沟，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近乎陷于绝境的贫困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看到了希望。
        数字鸿沟并非孤立现象，它是国际社会多重鸿沟的叠加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体现，国际权力和财富的差距仍是造成数字鸿沟的主因。首先，很大程度上，撒哈拉以南非洲被信息资本主义选择性地遗弃了。在全球信息技术贸易中，贫穷国家被定义为无足轻重的市场。这些国家有需求而无购买力。网络化的全球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国家的资源，但无意愿通过信息技术去给予穷国所需的物品。
        《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作者卡斯特曾经指出，非洲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外，被信息资本主义视为无经济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当信息化和全球经济朝着科技革新不断三级跳时，非洲逐渐变成边陲，并且在竞争中不断下降盘旋。在这信息时代的黎明，非洲的非信息化也许是新的依赖形式施加在非洲内地的永久伤痕。”[15]卡斯特在研究非洲国家境遇后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末信息资本主义兴起和全球化与非洲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崩溃同时发生，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信息资本主义体系选择性吸纳和排斥的结果。非洲有价值的资源都被纳入全球网络，如石油、黄金、钻石和矿产，对于那些无经济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导的信息技术就会绕道而行。也就是说信息资本主义的本意就是要将有价值地区和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吸纳，并排斥那些对于攫取利润没有价值的世间万物。
        其次，主导了大部分技术扩散线路的跨国公司从未真正关注非洲的发展。产业技术的创造是源于市场的压力而不是穷人需要，因为穷人没有购买力。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研发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跨国公司主导着面向高收入消费者的全球市场的需求。主导了最初的技术从创新国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趋势和路线。在新产品阶段，创新国的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垄断优势开发新产品。由于竞争者少，跨国公司掌握着定价权，并将生产和销售集中在本国市场就能满足其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在转入成熟产品阶段后，垄断被打破，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下降，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为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会选择性地到一般发达国家和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标准化产品阶段，技术及产品已完全成熟，垄断优势消失，成本、价格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代工工场”。至于那些既不可能成为潜在市场，也不可能成为降低生产成本的生产地的赤贫国家则被西方及其跨国公司排斥在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也因此产生。
        第三，财富壁垒和知识壁垒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数字鸿沟。建立信息社会是一个需要社会财富来铺路的社会工程。经济发展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地区在信息化发展方面的落后。
        如果我们将信息技术应用与人口收入作一个对照，就不难看出财富分配是如何扩大数字鸿沟的。高收入的经济体代表了少于16%的世界人口，却占据了全球80%的GDP，而低收入的经济体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却仅仅占据了全球GDP的3%。[16] 在各类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数中，被称为科技领先国家的必定是高收入国家，而被称为落后国家的必定是低收入国家。如果要求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处于贫困线上的社会，以节衣缩食的方式来建设信息技术网络，可以说是勉为其难的。
        网络电信资费倒挂现象也阻碍着非洲信息化的进程。网络电信设备使用的人员越少，基础设施成本人均分摊的比重就越高。非洲国家没有用户规模的网络其服务资费高得惊人。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公布的2006年不同收入的国家互联网使用资费表中可以看出，[17] 高收入国家用户平均每月上网包月资费仅22美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0.9%，而低收入国家用户平均每月上网包月资费为44元，占其人均月收入的172%。不仅资费的绝对值高于或等于高收入国家，而且占其平均收入的比例更是比高收入国家高出数百倍。
        西方及其企业推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知识壁垒也加深了非洲现存的数字鸿沟。知识产权制度的限制，让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学习和获得技术的机会。这种产权制度帮助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时保持了优势，而让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失去竞争力。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满足《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实际上是增加了国家发展的社会成本。[18]知识产权制度是体现发达国家利益的一种制度。要消除数字鸿沟，国际社会应当设计出一些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的产权制度。
        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减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代，新兴大国开始在消弭数字鸿沟方面发挥显著作用。跨越了数字鸿沟的新兴大国可以实现技术的二次扩散，即从新兴国家向后进发展中国家扩散，成为帮助消弭国家间数字鸿沟的助推器。
        新兴大国可以发挥以下作用：（1）新兴大国经历过因梯度发展而形成的技术鸿沟，有承接技术扩散的经验，他们在消除本国技术鸿沟时形成的一些政策、经验和技术产品，可以帮助消除国家间的数字鸿沟；（2）新兴大国具有较强的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打破参与的障碍，争取发展机会；（3）新兴大国处于技术产品生产国际分工的低端，具有以低成本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低端设备基本服务和提高参与度应当成为欠发达国家跨越数字鸿沟的引桥。
        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利用新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方面成绩显著。2000年中国创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到2012年底为止，已经举办了5次部长级会议；印度也举办了两届印非峰会；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其任职期间曾11次访问非洲。韩国也举办了产业合作论坛，意在信息技术等新领域开拓非洲市场。新兴经济体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提升，既体现了它们对非洲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有助于帮助非洲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实现现代化。在2000-2009年期间，非洲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从23%增加到39%。[19] 其中中国占到38.5%，印度也达到14.1%，韩国占7.2%，巴西占7.1%，土耳其占6.5%。[20]
三、中非信息技术合作与国际数字鸿沟的消弭

        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在2012非洲信息通信大会期间表示，非洲电信业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公共事务部主任托尼·奥约波称，没有中国的帮助，尼日利亚电信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21] 在中国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以华为、中兴、联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在帮助非洲推动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缩小与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帮助非洲国家跨越数字鸿沟方面具有重大优势。1. 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信息化也是在一个薄弱的社会基础上开始的，面临的问题也与今日非洲比较接近。其一，当中国开始向电子化迈进时，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其二，中国的信息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时进行，需用信息化来带动现代化，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信息化；其三，中国在处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沿海内地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上积累了经验；其四，作为技术后发国家参与生产的国际分工，中国积累了应对西方贸易大国各种制约的经验，包括知识产权问题的冲突和安排；其五，文化伦理环境与信息技术发源地的西方差异很大，跨国界的互联网对社会制度造成的冲击需要应对。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可以帮助非洲解决信息化过程中遇到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经济学家斯汀（Jean-Philippe Stijns）称，“中国有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多样性的办法。中国人能与非洲国家分享他们在发展经济中所掌握的有效技术”。[22]
        2. 中非关系拥有平等伙伴关系的优势。中国对非援助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一视同仁，普惠所有在非洲的建交国。[23] 西方国家往往对援助国提出各种附加条件，忽视当地国情，甚至限制其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美国常以是否支持美国的网络规范作为其对外援助的依据，干预受援国内部事务。[24] 欧洲大国仍然通过既有的殖民文化遗痕来划分影响力范围，区别对待不同的非洲国家。另外发达国家政府及其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跨越当地政府直接对社会进行援助，从短期上看起到了救济作用，但这些措施不仅不能提升政府的能力，而且本身具有否定政府良政和善治的含义，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相形之下，中国的方式更注重提升受援国政府的能力，有助于协调社会矛盾，更贴近实际需要。
        3. 中国拥有庞大外汇存储带来的融资优势。中国丰厚的外汇存储为中资商业银行开展境外信贷提供了动力。金融危机下欧美在非企业的捉襟见肘反衬出中国的融资能力。对于缺乏资金的非洲国家而言，中方能够提供优惠的商务融资方案解决他们起步难的问题。2006年中方承诺建立总额达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鼓励企业到非洲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对非优惠信贷额度至50亿美元。[25] 在2012年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加强双方信息技术合作，加大对非信息技术人才的培训。[26] 使用国家对非洲优惠信贷在中资企业一些重大项目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兴公司使用国家对非优惠信贷的项目约占其总业务量的15%－20%，这些项目起到了杠杆和示范作用。
        4. 中国的技术产品拥有成本价格优势。新千年到来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信息技术产品主要生产地。在解决中国自身数字鸿沟问题的过程中，华为、中兴等技术企业注重技术开发，形成了大规模生产低端信息技术产品的优势。农村电话项目是尼日利亚为消除城乡数字鸿沟而设立的项目。中兴公司采用先进的“全IP地址”技术组网方案，为尼全国36个州108个地方政府建立了通讯网络，覆盖区域达到774个。[27] 华为公司提供的交换机、智能网、CDMA无线接入、光传输等通讯设备，缩小了尼日利亚与世界电信发展前沿的差距。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指出，中非信息技术合作为提高非洲整体通信水平、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缩小数字鸿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增加当地就业、促进技术转让和改善民生做出了贡献。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的通信产品在非洲市场已形成规模，中国品牌的产品已覆盖非洲50个国家，为超过3亿的非洲用户提供了通信服务，并建立了多个地区研发中心和培训中心。[28]在中非双边的外交努力下，中国政府与华为、中兴等信息技术企业建立起新型的公私伙伴关系，实现了中国外交利益、受援国利益、中国企业利益三赢的局面。
        中非信息技术合作已经形成了以支点国家辐射周边国家的复合体系。非洲有一些支点国家，如北部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尼日利亚、东部的肯尼亚和南部的南非等，它们发展基础相对较好，具有地区辐射作用，与之合作可以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2010年6月华为与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等几所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兴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建立了区域性技术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基点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辐射。另外中国企业在南非世界杯足球赛、非盟组织会议等重大国际活动中，与主办国合作，提供服务。中兴先后在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地为非洲联盟会议提供了技术保障，为会议中心、宾馆提供宽带IP接入、无线覆盖、视频监控、会议电视等通信服务，确保会议安全、有序进行。这些工程为非洲的地区治理提供了公共产品，同时也为非洲政府提高使用技术能力、建设信息技术平台提供了一个样本。
        中非信息技术合作还为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和回馈驻在国社区等作出贡献。中国信息技术企业提出了“与非洲共同成长”的发展目标。华为公司于2004年在尼日利亚成立了西非电信技术培训中心。华为在非类似的培训中心有6个，每年为非洲培养超过1.2万名优秀通信技术人才。[29]华为还在南非赞助“今日女孩，明日领袖”活动，为当地女孩普及知识。另外还与联合国小额贷款项目结合，向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妇女提供信息设备和服务。
        中国的援助方式可以归纳为技术提供、资金援助和知识传递三方面：（1）通过创新降低设备和管理成本，提供在地化的解决方案，帮助当地运营商在偏远地区成功运营；（2）通过政府捐赠、优惠贷款等财务方案帮助缺乏资金的当地政府和运营商发展电信网络；（3）通过联合教学和建立培训中心等方式，培育当地人才，实现知识的传递，提升当地人参与数字化社会的能力。应当承认的是，中非信息技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与第三方的三边乃至多边合作有待研究和尝试，中非信息技术合作的溢出效应也有待开发。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革命既带来了经济飞跃，同时也导致了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获得技术的均等机会是信息化时代地球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机会的均等，也是衡量国际社会公正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消除国际数字鸿沟需要国际社会的整体努力，特别是新兴大国与非洲的深度合作。在2012年首届非洲信息通信大会上，与会非洲国家代表共同确定了推广互联网，到2020年让80%的非洲人能用上宽带的中期目标。因此，如何以中非信息技术合作为基础或样板推动整个新兴大国与非洲的信息技术合作，消除非洲面临的国际数字鸿沟，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非关系的一大任务。
        经济发展和技术扩散都存在着梯度推进的规律，世界各国间的数字鸿沟不可能彻底消弭。另一方面，尽管西方对于非洲重要性的认识正因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而改变，但其思维惯性和政策路径依赖短期内仍难以根本扭转，国际数字鸿沟问题的严重性仍将延续。可喜的是，当前正是欠发达国家走出技术困境的机会之窗。首先，世界正处于信息技术创新减缓、技术扩散加快的通道之中。这为欠发达国家信息化提供了一个低价引进和应用的时间周期。其次，前期的技术扩散已在欠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区建立起示范网络，为下一阶段技术应用由中心城市向小城镇发展提供了经验和人才。第三，新兴大国的加入，对发达国家构成了影响力竞争关系，能刺激发达国家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投入，能影响到国际组织的援助方式，有助于形成了一个由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新兴大国、非政府组织、企业组成的消除数字鸿沟的队伍。第四，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会促使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人才回流，为本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人力资源的供给。第五，以开放源代码运动为代表的一批网络社区成为发展中国家人员参与软件编制、培养创新能力、免费获得软件的重要平台。这些因素的共同存在有利于非洲落后国家奋起直追，消除数字鸿沟。
        非洲国家摆脱技术和发展困境之际，也是实现南南合作的机遇之窗。中国外交需从以下三个层次思考非洲数字鸿沟的消除：首先，强化中非信息技术合作，通过中非科技合作论坛，加大对非信息技术的支持和资助力度，提升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其次，要以中非信息技术合作为基点，促进新兴国家联手与非洲开展的技术合作。此举既可促进非洲的发展，又可缓解西方对中国单独与非合作的不实指责，同时避免新兴国家在非洲的恶性竞争。第三, 更重要的是，中国联手新兴国家发展与非洲的信息技术合作可以带动整个南南合作的发展，促进国际社会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