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完成了由“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并升格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担当起富有建设性作用的关键角色。而且，中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授益者”。这种“授受关系”反映出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复杂的联动性，也说明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葆有着“善”的追求，并希望通过实践理念的输出与务实合作以加速它的到来。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及中国经济内生条件的嬗变，引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条件随之改变，并对中国经济软硬实力的建设、内外部统筹协调等提出新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更是中国转换经济物质优势为发展理念优势，促使其更好服务于全球经济治理良性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引言
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国家与国家的联合依赖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以调控、治理世界经济[1]。作为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体，中国已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并担当起富有建设性作用的关键角色。必须指出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建设与制度健全等尚处循序渐进的完善之中，而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磨合亦随之发生同步、动态性的变革。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稳步上升，中国相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身份也由被动性的接受与融入转变为主动性的完善与塑造，并且，中国正积极、朴实地把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糅合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之中。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既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也是全球性问题解决之道的一部分[2]。这一双重性的政治命题勾勒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紧凑且融合的关系，并以框架性的概念定义了二者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与联系。而且，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愈加趋紧，前者既是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缓解后者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等尖锐矛盾的必由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步性地升格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肩负起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上能动性的大国责任。藉此，作为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我们亟需厘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想内核与内容组成，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剖析，为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做思想上与理论上的铺垫。
本文希望从理论视角出发，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体系观的具体演变历程，以此透视中国认识、接受并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其中，中国如何转变自身的国际定位？如何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及治理理念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进程？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基本诉求是什么？可能遭遇的现实困难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力求解释并加以论证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国际体系观的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内化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陆续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联系上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正式揭开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帷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加快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节奏与步伐，与国际经济体系交流与互动的机会亦随之增加。但是，鉴于冷战末期的时代背景及中国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并没有被中国迅速消化、吸收，与之关联的理论探索主要从属于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关研究。
尽管如此，凭借着对世界经济客观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对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践自信，中国已在认知上为它与世界经济的巧妙融合勾勒出基本框架。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就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3]。20世纪90年代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邓小平把中国对外政策又凝练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4]。其中，“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明确表述凸显中国已就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中国为之的责任使然等有过成熟考量。尽管邓小平并未使用“全球经济治理”的直接表述，但他实际上已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道路与目标等清楚地呈现，即，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霸权，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并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以一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是国家合作体改革一系列涉及地区及世界经济的规则与制度，其目的是确保世界经济能稳定发展。由此可见，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评估治理成果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在其之上，把握国际体系的现实背景却是理解全球经济治理的先决性条件。藉此，从国际体系这一更为宏大的结构框架入手去理解并分析后者的因果关系，俨然是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当论及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联系时，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与判断、及随之产生的因应而变，显然是破题的重中之重。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的启动促使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与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号召利用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同时吸引外国资金进行建设[5]。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到，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仍面临紧迫且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6]。“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基本共识为改革开放持续、稳定且深入的发展设置了战略性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为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共生共荣奠定重要的思想准备。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突然间的分崩离析意味着冷战的戛然而止。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动向，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两极格局业已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为此，中国须与各国合作，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7]。“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写入了“国际新秩序”的表述，并详细指明了国际秩序“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发展应然，不仅如此，“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被视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支撑。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实际已意识到国际经济体系的加速变迁与深刻转型、以及自身为此所亟需的身份转变，并就如何由国际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逐步升格为合格建设者的合理路径，存有一定的思考与设计。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构建国际体系的期望与设想，指出国际新秩序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8]。同报告尖锐地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此凸显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进入新世纪，2001年末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更趋紧密，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愈加深化。一些西方学者乐于以国际政治的宏观视角来解读此种蜕变，认为中国已从“体系的反对者”、“体系的改革者”转变为“体系的维护者”[9]。诚如这些西方学者所言，中国实际正朝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而不断努力。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体系发展趋势予以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10]。与此同时，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参与并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决心与信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11]。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再度肯定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认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12]。但不可否认，世界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为此，中国希望各国在经济上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13]。尽管此后意想不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其并未阻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延续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14]。同时，报告也客观地列明了诸多有碍于国际经济体系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等等[15]。有鉴于此，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更为重要的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把“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并详细阐述了和平发展的具体内容与重大意义，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6]。
至此，通过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代会的历次报告，不难发现中国始终高度关注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直接决定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如何确立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与参与责任。
第一，中国对国际体系、尤其是对国际经济体系的认识基础牢固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之上。中国强调自身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坏境，也就是说，和平且稳定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里的国际体系不仅涵盖世界、地区与跨地区、国别等多个层级，也包含多边、双边的各种机制，还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不同范畴，因此，经纬度的相互交织共同构建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给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实际上是对改革与完善国际体系的可行性与可信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希望且相信国际体系会朝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并且这一发展完全可以在和平环境中发生，而作为国际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国际经济体系也完全可以做同方向上的优化性位移。藉此，国际经济治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就有了理论依据，这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动力与美好愿景。
第二，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知、学习、接受与发展存在具体的细化过程。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转变，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可归纳为“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积极变化，而后者在国际政治层面可以被解读为“大国责任论”或“大国贡献论”的发酵。但无论是被动也罢，主动也罢，二者意见相左的根本要因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客观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责任共担的深刻理解。由此可见，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认识并接受“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以及完全融入相关的治理机制亦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并存在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孕育与发展也与之紧密关联，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力强盛提升了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性与自信心，亦有利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发展与不同合作机制的平行性丛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也丰富发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中国是多边决策机制的忠实拥护者，更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垄断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的坚实力量，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多边合作机制的主要利益捍卫者。这着实有利于公正且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瑞·布赞指出，“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和多长时间里维持它根据自身及世界需要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也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享的价值和稳定国际秩序”[18]。因此，中国在思考和平崛起的同时，也在认真研究如何定位自身的国际地位，使其更适合的国际体系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且均衡的发展。在这方面，蔡拓教授给予了全面且细致的回答。“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等”[19]。基于上述国际定位的视角，中国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框架必须依赖多边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营，而多边机制的组建又需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至少要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与利益关切。
三、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输出及对全球经济善治的引导
马克思认为，理想中的全球善治就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0]。以马克思经典哲学为指导的中国价值观则坚信，全球经济善治是在自由经济联合体中，保证经济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国际经济体系的存在与运行不应成为任何经济体正常发展的障碍，而应满足各经济体共同、平等且均衡发展的切实要求。这既是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主要动因，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与实质动力。作为组成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授益者”。这种“授受关系”的延伸直观地表述了全球经济治理有序展开及国际经济体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后二者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助推功能。另一方面，这种“授受关系”也反映出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复杂的联动性，即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投入，而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也葆有“善”的追求，并希望通过实践理念的输出与务实性的合作以加速它的到来。
第一，中国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中应融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理念，并在追求经济增长共性目标的同时，尊重并允许参与个体独立自主地选择合适自身发展的正确路径。实际上，这偏重于“发展”与“治理”的辩证关系。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世界经济做贡献，首先就要具备做贡献的实力与能力，这是基本的物质性保障。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发展个体经济，做强个体的贡献力，才能握有足够的治理砝码，以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中国的实例无疑是诠释这一表述的最佳论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197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631.9亿美元，仅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10.67万亿美元的2.47%；2012年中国GDP增长至8.0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71.36万亿美元的11.34%[21]。另一方面，1982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4400万美元，与其相对，2012年这一数据业已攀升至842.2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千倍，并且，对外投资持续增长趋势愈加显著[22]。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便一目了然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应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姿态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必然性[23]。从另一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肯定，更是全球经济治理成果的写实性说明，还是对全球经济善治的确信与保证。
第二，中国希望全球经济治理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与脉搏，治理模式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进步。当今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24]。当今的世界是变革的时代，霸权主义的旧思想日渐式微，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事务，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多元化结构促使国际经济体系因应而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更趋于均衡，彼此间的合作与博弈亦更为清晰、显著。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被单一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集合所垄断的旧模式业已销蚀，转而形成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谈判协商为形式、以合理对价为要求、以共同落实为动力的新组织模式。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机制。毋庸置疑，全球金融危机促使G20机制的焕然一新，但后者的遽然转变亦折射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有利于国际经济治理模式朝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行。由此，中国需乘势而为，推动G20作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新平台的机制性建设。当然，也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较之G8，参与G20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从经济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稳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第二，从国际秩序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平台；第三，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国需要一个符合自身定位的国际机制；第四，从应对全球性问题层面考虑，中国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活动舞台”[25]。
第三，中国主张全球经济治理要与贸易保护主义积极作斗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性发展。近些年，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低潮期，致使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抬头，这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进程，也对如何更好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中国反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利用既定规则，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品设置非关税壁垒等隐蔽性的保护主义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强调经济合作模式的多样化，并鼓励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经济合作模式朝向更高水平位移。事实上，中国业已实施了“推合作、抑保护”的战略路径，即通过推动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滋生与蔓延。身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排头兵，中国重视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希望以此构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合作桥梁的立身之本；中国也重视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合作，这既是与时俱进的要求，更是引领世界经济合作趋势的发展之道。继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新西兰、冰岛等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等陆续签订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FTA），与瑞士的FTA也已进入最后的攻坚期。值得注意的是，即将启动的中瑞FTA将包含技术交流、金融合作等广泛领域，这将为今后中国如何制定高水平、高规格的经济合作协定提供宝贵经验，亦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战略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参考范式。尽管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模式多少有别于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模式，但合作的根本目标并不相悖，都希望彼此能够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始终把对方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真心、坦诚地期待与所有经济体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经济纽带。
第四，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逐步诚恳、自信地向世界输出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与理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10%以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贬值情况下，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区域经济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12万人次，累计派出201万名援外医疗队员和近1万名援外教师。中国积极推动最不发达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并已承诺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26]。中国在收获改革开放重要成果的同时，也在与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的红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输出物质经济的积极贡献，同时也输出精神性的崇高追求，这就是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精神。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27]。改革创新不仅是确保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进取的重要动力，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与砥砺。发达的国家要改革创新，落后的国家更要改革创新，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大步前行。世界各国要勇于改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无尽动力[28]。
第五，中国强调全球经济治理需妥善处理“道义”与“利益”的复杂关系，力求实现利与义的完美平衡。为此，中国既主持正义、仗义执言，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朝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又坚持效率、深化合作，维护好全球经济利益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中国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既注重经济利益的增长与效率，同时也看到了现行体系的不足与问题。换言之，中国既强调经济利益的共同创造与均衡分配，又兼顾国际经济体系的整体性与和谐性，不会趋利避义，更不会见利忘义。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它们中长期的利益增长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必要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经济体理应做出不同程度的利益让渡。此外，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愈加深化，霸权主导型的传统经济治理模式逐步失格，取而代之的是公平、民主、高效的多边决策机制。新制度自由主义派学者强调，多边决策机制比由一个或一些大国主导的决策机制，更能产生利益平等分配的结果[29]。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IMF和其他治理机构对其职责的重新定义，就是对决策多边化趋势的最好证明。不仅如此，改革之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发展中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有“特殊照顾”，主要经济体在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还需充分体现“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的奉献精神，体现大国的应有责任。这些与中国外交的和谐理念亦完全一致。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前文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接受、融入并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大致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突出了中国由“被动反应型”到“主动合作型”的姿态转变、以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性追求与理念输出。可以说，中国正在积极并善意地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公正合理的运营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发展。尽管如此，国际环境的变迁及相关复杂因素的重生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常发展制造了新困难，并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理念建构和功能发挥构成一定的挑战。
第一，国际、地区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引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与条件发生相应改变，如何把握新形势条件下的趋势性变化与阶段性特征，成为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与挑战。事实上，中国在收获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若干负面因素影响，面临新挑战。譬如说，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加工贸易模式、引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方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质疑[30]。再如，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等经济摩擦不断增加，致使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据WTO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对华出口商品发起的反倾销（Anti-dumping）调查共计916次，占全球反倾销调查总数4230次的21.65%[31]，而最终实施的反倾销制裁共计664次，占全球总数2719次的24.4%[32]，二者均居世界各国之首；另一方面，自从2004年中国出口商品遭遇首次反补贴（Countervailing）调查以来，至2012年末共计62次，占全球总数302次的20.53%[33]，而最终对华出口商品实施反补贴措施总数高达42次，占全球总数177次的23.73%[34]，二者同居世界各国排名之首；此外，截至2013年6月中旬，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件数已累积为30件，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数更是高达98件[35]。由此可见，中国已成为贸易制裁措施的主要对象国，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重灾区；但从另一侧面来看，这也说明各经济体对发展或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的保护意识愈发增强，间接导致了国际竞争的加剧，也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将国内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国际经济的平衡发展密切关联，争取打造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强竞争力产业集群，确保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正能量。
第二，中国已启动由贸易型大国向贸易投资型大国的转变，资本输出的规模性增长是夯实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会带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截至2012年，中国累积对外投资规模已超5万亿美元，国际投资的净资产接近1.74万亿美元[36]。在此基础上，中国在2018年之前可能实现进口约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至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超过4亿人次[37]，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及全球经济贡献大国。但是，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身份骤变，在不同层面对中国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新体系制造了“点和面”的新挑战，即微观与宏观的新要求。
一方面，中国资本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输出会加速对外投资分布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同时也意味着微观层面中国经济会更多地参与、融入并渗透至投资流入地的经济内核。如何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基础、甚至是不同发展理念的国家或地区能以合理、合法、合作、共赢的方式接纳中国投资，并积极、正面地理解中国投资所释放出的经济效应与社会价值，这亟需认真研究并努力攻克。以典型案例为据，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华为兼并美国网络企业等中国对美投资的未果，折射出国家安全为重的基本考虑以及经济文化上的冲突与抵触成为扼杀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就宏观层面的经济融合方式而言，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意味着中国涉足世界经济“深水区”，并促使二者的融合方式发生质的改变，可能引发中国与世界在更高的经济层级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摩擦。我们习惯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而这里的“接”主要是改革国内一些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与惯常做法，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与潮流。时过境迁，中国与全球之间凭借贸易往来而建立起来的被动型传统经济联系，亦将随中国资本的对外输出而转入全方位展开的新阶段。但重要的是，接下来中国需要做的更多工作不是“接轨”，而是“转轨”，且“转”的对象更多是参杂了一些不合理因素的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资本输出所带来的治理成本与创造的经济利益会同向而行，这就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其承担的相应义务亦会成比例上升，因此，在兼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下，如何有序、平稳地推进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并让这种合理的因应而变更加有利于以资本输出为主的中国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这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重要课题。
第三，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内，必须实现经济硬实力增长与经济软实力建设的齐头并进、兼收并蓄。显然，经济硬实力的稳步增长，要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的经济软实力服务，避免因硬实力的竞争性对抗，而抹杀了软实力的自然成长。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硬实力包括GDP、对外贸易及对外投资的规模等直观的经济指标，而经济软实力则是借助特定的经济优势而形成的引导力及影响力，尤其是在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的议程话语权，以及建设与发展地区及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决策权与作用力。具体到中国的经济软实力问题上，其涵盖的内容包括其他国家及地区对中国经济、中国投资、中国商品、中国商人、中国服务以及中国理念的认可与接纳，对中国建设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支持与信赖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经济硬实力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软实力的建设出现明显脱节，甚至在一些特定领域发生倒退。诸如“中国威胁论”、“恐华论”等丑化中国形象、意图遏制中国发展的不利言论甚嚣尘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软实力的建设与发展，并威胁到经济硬实力的稳定增长。为此，要竭力遏制上述阴谋言论，在国际上形成“欢迎中国投资”、“期盼与中国携手”的良好经济合作氛围，并带动国家、人文、组织、社会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要擅于在经济的软硬实力间进行有机转化，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的机制与循环。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要让世界理解中国，知道中国在自身谋求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同时也要使其明白中国正向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
第四，统筹协调难度的不断上升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又一主要困难。这里的统筹协调分为外部与内部两大部分，尽管二者在对象及形式上葆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存在互动的联系机制。首先谈一下外部的统筹与协调。既有的合作与新立的合作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大国及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双边与多边的合作关系；与一国或某一地区在不同领域内的合作关系；甚至是特定领域与跨领域的合作关系等，不同关系错综复杂，横竖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如何保持对外经济合作方针的稳健性？如何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等其他关系之间的平衡？中国是否维持既有合作规则与机制的不变，还是做适当调整？是否继续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合作？总之，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需要认真思考这些具有指导意义的前提性条件。
其次就是内部的统筹与协调。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本国经济、在规制与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体系发展相适应的改革步骤，国内的相关产业，尤其是濒临竞争边缘的夕阳产业就会遭遇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内各产业间平衡且有序的发展，尤其是妥善解决落后产业在新竞争环境中的存废问题，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乃是中国经济内部协调的重要课题之一，更关系到对外经济合作的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内调催生出国内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但这也增加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可能。这样一来，如何稳妥地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如何转变这一地区低产能、弱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发展并形成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归根结蒂，就是如何消除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显要矛盾，这是较为棘手、但须尽快妥善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结语
尽管中国经济接轨全球经济的时间节点相对较晚，但后发性的竞争优势反而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取了更为强大且颇有成效的发展动力。再加上中国对世界经济与国际体系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以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认识与积极参与，这就有利于其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采取了认真、务实且富有学习效果的发展路径。当然，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的显著特征，但也折射出以“克服难势、创造优势、看清趋势、谋划大势、直面强势、善待弱势”为内涵的中国式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西方国家首创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与内容，毕竟存有认识、学习、发展的转变过程，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塑造与机制建设上，不具备先天性的存量优势。尽管如此，经济发展的厚实成绩与理论上的积极创新为中国接下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重要且踏实的增量优势。今后如何发展好并利用好中国在此方面的增量优势，并使之服务于中国理念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传播与推广，是我们必须加以慎重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如上所述，这一过程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优势转变上的困难，尤其是难以确定经济范畴的物质优势转换为理念优势的合适“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条件愈加优化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此相对应，中国梦的国际版就落实在推动世界朝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维度之一，建设性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乃是中国难以回避的责任与义务。这里，“中国的建设性作用集中体现在注重协调自身发展与他国发展的关系，努力增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38]。另一方面，“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39]。由此可见，实现中国梦与弘扬中国精神，二者须实践性地有机结合在一起，并逐步转化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并逐步将其推广开来。与此同时，这也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之前关于如何确定优势转换“媒介”的疑问。即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二者核心的交汇点也在于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更是中国转换经济物质优势为发展理念优势，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治理良性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之，治理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更好地发展，而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要求。因此，治理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要求而发生的理性行为。为此，应该把人的经济权利与经济自由等基本问题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视野，并把人的经济权利与经济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全球经济善治的客观标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更坚定、更自信将中国经济治理的传统理念与全球经济治理议程与规则的设定相糅合，以使国际经济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良性发展。

文献来源：《亚太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