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欧关系起起伏伏，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自2006年底欧盟发表新的对华文件后，中欧之间持续多年的“蜜月”关系似乎便戛然而止。在欧方看来，中国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非机遇；中国已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应当承担更多的全球和地区责任。欧盟开始要“重新定位中欧关系”，不仅在贸易、全球性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而且在人权、西藏、司法制度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加大了施压力度，使得双方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欧民众相互之间的观感也大大衰减，形象趋于负面，中欧关系更是雪上加霜。这不禁令人感叹，中欧之间到底怎么了？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势的逆转？如何才能扭转中欧关系恶化的局面？

在为中欧关系诊断把脉时，有几种观点颇为引人瞩目。一种是意识形态差异论，认为中欧之间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诸多不同是中欧关系波动的主因。另一种是权势转移论，认为中国的崛起造成了国际权势的转变，使得长期居于中心位置的欧洲人产生了强大的失落感，在心理上无法适应。还有一种是经济利益摩擦论，认为中欧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双方关系龃龉不断。这些分析显然触及到了中欧关系的一些症结所在，但又不完全。意识形态差异论无法解释中欧关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蜜月期”；权势转移论则意味着中欧关系的恶化难以扭转，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是可预期的，国际权势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欧洲的心理落差可能会持续发酵；经济利益摩擦论夸大了经贸关系的作用，忽视了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既关联又区别的特点，经济摩擦常有，但并不必然会危及到政治关系。
在笔者看来，分析中欧关系现状，更多的还须从另一个深层次和特殊的视角来观察，这就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联合集团之间多层次的复杂互动。长期以来，随着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欧盟一直被视为“超国家主义”和“后现代国家”组织的典范，似乎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主权国家”的羁绊，成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实际上，欧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性质始终没有变，即使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这一点也未见根本改变。欧盟的差异和多元是显而易见的，其各个成员国不仅有着相异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和模式；各成员国不仅对一体化有着太多的不同构想，更在对外关系和政策上坚守主权意识和国家利益。从《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的一波三折、其简化的主要内容以及欧盟理事会常任理事主席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我们不难清晰地看到成员国力量的影子。成员国在欧盟中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甚至可能有所加强，这正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悖论。体现在欧盟对外决策机制上，就是形成了其特有的“双轨制”特征，即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各成员国对外政策为主，而欧盟整体对外政策为辅。
对中国而言，正确处理好同欧盟以及其成员国之间双重的复杂关系并非易事，虽然中国在发展对欧关系时，也注意坚持这两种关系的并行发展，但难免会顾此失彼，常常在这两者间左右摇摆，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也使得欧盟成员国利用这种“双轨制”，以双边关系获取经济利益，以欧盟层面多边关系规避责任有了空子可钻。中欧关系近年来波折不断，往往是首先发生在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层面，最后波及到欧盟层面，也表明中欧双边关系亟须加以改进。因为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欧关系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推进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关系的要义在于加强欧洲国别研究。近年来，中国对欧洲的研究呈现出欧盟研究热、国别研究冷，重要国家研究多、中小国家研究少，外交政策关注多、社会文化政策关注少的趋势，这为发展中欧双边关系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中国首先要对欧盟重要成员国进行研究，促进同欧盟中重要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因为重要成员国依然在欧盟中占有极大的份额，如英法德意西，从人口到GDP总量都占到了欧盟的绝大部分，对欧盟事务和对外政策仍然起着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对欧洲的发展目标、政策方向均体现出更浓厚的自己国家的特色、历史、文化和社会意向。
其次要注重对欧盟中小成员国家的国别研究，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友好关系。欧盟一体化中存在着一种特有的“弱势悖论”现象，即弱势国家在加入欧盟将部分主权转让给超国家决策系统时，其权力也获得了相应的增加，并在欧盟层次上投射了其影响力。而且，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欧盟中重要成员国家领导能力相对弱化，各国议会作用则有所加强，使得中小成员国在欧盟中的作用和协商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最后，还要加强对非欧盟成员国但又有可能加入欧盟的成员国的国别研究，促进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以期在其加入欧盟时能够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增加值”。
中欧关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主权国家联合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在对欧关系“双重发展”但又须“主次分明”的特性，即在欧盟多边和其成员国双边两个层面上实现双方关系的同步发展，但应以优先发展与成员国双边关系为主。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国别研究是基础。中欧关系最早是从国别关系开始的，中国对欧洲的研究也是国别研究早于多边研究，有良好的基础和积累。加强欧洲国别研究，以双边关系为突破口，夯实中欧关系的基础，就会有效减缓中国与某个国家关系的波折波及欧盟层面，并通过欧盟机制的作用扩散到其他双边关系，从而促进中欧关系良性和稳定地向前发展。（张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副所长） 

文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