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阵线是越南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组织，它是越南政治体制中重要成员。革新开放后阵线主要通过在体制内，体制外和基层三个层次进行全方位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首先，重新塑造与越共之间关系，在接受领导的基础上，强化了政治协商作用，增强了监督职能，并建章立制，以法律和政策形式将其固定。其次，阵线主动谋求与国内多元政治力量联系，在越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构筑防波堤。最后，阵线重拾群众路线，协助越共在基层推进革新开放事业。祖国阵线与我国的政协有着天然的沟通基础，两个机构交往可以政府外交有力补充。研究越南祖国阵线发展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也有助于更全面了解越南革新开放政策。

        祖国阵线是越南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组织，它是越南政治体制中重要成员，其地位仅次于越南共产党、政府和国会。[1]祖国阵线在越南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进程中发挥过至关重要作用，越南革命事业的创始人胡志明和孙德胜曾担任过祖国阵线名誉主席和主席。[2]自1986年越共实行革新开放战略以来，祖国阵线对于贯彻越共政策主张、思想路线，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革新开放政策对越南整个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给祖国阵线带来了诸多挑战。

        越南革新开放政策借鉴了诸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经验，经过20多年发展，越南改革逐渐有了自己特色，走出了一条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如今，中越两国改革均已经步入深水区，两国和两党之间展开了多项关于改革的经验交流。研究革新开放与祖国阵线有助于我们学习和总结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制度有着诸多借鉴作用。

一、祖国阵线的历史和发展

        目前，国内外对于越南祖国阵线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公开刊物上尚没有专门对祖国阵线研究的学术资料。中英文资料缺乏，使得祖国阵线在越南政治体制中作用通常被外界所忽视。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将从历史、发展等视角对祖国阵线做一个概括性介绍。

        越南祖国阵线历史与越南共产党一样悠久，它与越共一起战斗并成长，在越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祖国阵线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越南共产党中央关于成立反帝同盟会的有关指示。期间，历经印度支那反帝统一民族阵线，越南独立同盟，越南国民联合会等，最终于1955年6月在北方统一为越南祖国阵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越南祖国阵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及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于1977年2月合并，成立统一的“越南祖国阵线”。[4]并设立了新的纲领，主要是团结全民，建设和平、统一的社会主义越南。由此，越南祖国阵线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地位得以确立，成为越南政权中不可或缺之政治力量。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后，祖国阵线应时而变，开展诸多积极有益尝试并，将应对革新开放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视置于其发展的核心地位。

        祖国阵线在越南政治体制中拥有重要地位，其领导人基本都处于越南政治决策圈的核心之核心。越南祖国阵线统一之前，北方祖国阵线由胡志明任名誉主席、孙德胜任主席；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为阮有寿。1977年祖国阵线统一以后，政治局委员黄国越担任主席。国家主席孙德胜任名誉主席，随后黄晋发、阮有寿、黎光道、范世阅、黄担先后担任阵线主席。从九位担任过祖国阵线名誉主席和主席的领导人党内职务来看[5]，因阮有寿不是共产党员除外，其他皆为中央委员，其中胡志明、黄国越、范世阅三人为政治局委员[6]。在越南政府当中胡志明、孙德胜、阮有寿（代）曾任国家主席，黄晋发、阮有寿任国家副主席[7]。黄晋发担任过政府副总理。担任过国会主席的有孙德胜、阮有寿、黎光道，范世阅曾任国会副主席。祖国阵线领导与越共、政府、国会领导的交叉任职充分体现了祖国阵线在越南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

        1999年6月祖国阵线出台了《越南祖国阵线法》，以法律形式稳固其在政治体制中作用。这部法律将分散于各种法律条文中的职责与义务集中到一部法律当中。《越南祖国阵线法》共4章18个条款，它规定了祖国阵线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表达意愿的平台，其接受党的领导，同时又作为党的重要补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它正式明确了祖国阵线的任务是在党与人民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监督政府活动；选举国会代表、国家工作人员；并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与祖国阵线合作、协商，并且帮助祖国阵线有效开展工作。

二、革新开放后祖国阵线重新定位与越共关系

        1986年越共 “六大”上推出的革新开放政策给祖国阵线带来了巨大冲击。阵线主要通过在体制内，体制外和基层三个层次进行全方位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首先，重新塑造与越共之间关系，在接受领导的基础上，强化了政治协商作用，增强了监督职能，并建章立制，以法律和政策形式将其固定。其次，阵线主动谋求与国内多元政治力量联系，扩大政治基础，增强其在政治体制中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越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构筑防波堤。最后，阵线重拾群众路线，更好的服务基层民众，协助越共在基层推进革新开放事业。本问试图以上述三个层面的研究为切入点来分析越南祖国阵在线革新开放后是如何不断发展、完善、稳固越南的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制度。同时，通过对祖国阵线的研究和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上述两点，都可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参考。

        祖国阵线在革新开放后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去调整其与越南共产党之间关系。革新开放政策是越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一项重大变革，它的历史背景类似于我国的改革开放。越共在参考了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后，于越共“六大”上正式提出了革新开放政策，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拉回到了正确方向上。越共革新开放政策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越南经济，生产力得以解放，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程度逐步加深，社会趋于稳定，整个国家焕发新春。[8]与此同时，革新开放也给越南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与挑战。首当其中的是在执政理念上给越南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源于越共对历史上错误经验的总结和革新开放带的多元思想和多元政治力量，以及由于人民思想觉醒而导致的对民主诉求增多等[9]。不仅如此，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政府、国会、祖国阵线、党外团体以及人民都在这场巨大变革中不断探索着前进道路。

        面对越共在革新开放后的一系列变化，祖国阵线主要挑战是如何从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转变为即接受党的领导同时又对党进行监督，并在政策上与党合作、协商。祖国阵线与越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特点。越南统一前，越共与祖国阵线之间是并肩作战的兄弟。祖国阵线在越南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时越共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阵线前身之一，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南方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1975年在越南南方成立的南越南共和国主席和总理皆为阵线领导人。在越南统一后，祖国阵线是越共领导下政治体制成员之一，其接受越共领导，辅助越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关系在《越南共产党党章》有着明确表述。[10]革新开放后，祖国阵线与越共之间的关系逐步产生了新的转变，明确了既接受越共领导，同时又要保持距离，并对其进行监督的指导思想。在1999年颁布的《祖国阵线法》上，这种指导思想被转化为法律文件并公诸于世。

        革新开放后，祖国阵线应当继续旗帜鲜明的支持越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协助越共处理好革新开放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例如，在越南国会代表选举过程当中，祖国阵线地位特殊，是越南共产党掌控选举大局的关键。祖国阵线拥有决定候选人资格的权利，因此，有多少比例非越共党员和独立候选人能够成为最终候选人就要看祖国阵线是否确认。此外，祖国阵线可以通过将有实力的候选人分配到不同选区，以提高越共候选人当选比例。通过这一系列技术性操作，越共稳定了选举的大局，不会出现过多的独立候选人和非党员候选人担当国会议员；同时也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民主试验，倾听各方的声音和诉求。祖国阵线在国会选举上的作用与表现，受到了越共和民众的普遍好评。

        其次，祖国阵线必须依法对越共实行监督，就相关政策举措表达自己的意见立场，确实履行合作与协商的职能。祖国阵线履行监督职能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如党内“禁区”和“特权党员”多，部分党的领导干部不重视、不严肃对待于祖国阵线的监督等问题。对此，祖国阵线的《大团结报》发表文章呼吁，“一个唯一掌权的执政党必须有一个够资格、有能力和勇气进行监督和反辩社会的阵线，否则党会孤立，当政治系统国家化、党化时很容易陷入妈妈唱歌，儿子叫好的境地。”在政治协商的过程中，越共往往也缺乏对于其他不同意见的尊重，党内“禁区”多。今后，祖国阵线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越共之间协商，促其转变思想认识，依靠《宪法》和《越南祖国阵线法》赋予的权利，确实的履行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维护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对于祖国阵线不断发出的诉求，越共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主动自我变革，调整指导思想、路线方针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在政治上，越共在党内实行领导人差额选举制度，扩大党内民主；通过发挥祖国阵线的作用，不断的增加国会代表选举的公正性与代表性。[11]在经济上，继续施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减少对经济管制，鼓励外资、民营资本发展。在社会和文化上，包容当前的多元文化，鼓励文化繁荣发展。[12]越共与祖国阵线的良性互动给社会带来巨大前进动力，缓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外界誉为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

        越共与祖国阵线之间关于改革的互动，是一种具有共识的互动。保持距离不是要脱离越共对祖国阵线的领导；祖国阵线对越共的监督与批评也并非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方式；呼吁尊重民主并非是要求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共识就是要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越共执政党地位，协助越共更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三、祖国阵线架设越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桥梁

        对今后阵线的定位，有观点认为，阵线应该逐步的摆脱对越共依附，自筹活动经费，逐步的“去行政化”和“去国家化”。[13]这种观点并不切合实际，祖国阵线的权力来源于越共的授予。脱离越共的领导，祖国阵线在政治体制内的地位和作用微乎其微。保持与越共之间良好关系是阵线转型的前提。但今后，如果阵线依旧以党“伸长的手臂”出现在政治体制中的话，其地位和影响力很快就会被其他政治力量所取代。因此，阵线须从越共与多元政治力量两个方面入手，应对革新开放带来的挑战。

        革新开放之前，祖国阵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越共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代表。越南国内为数不多的政治力量都被统一到祖国阵线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内，成为体制内的一员。阵线这种地位是由其在越南革命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继承而来。革新开放后，越共逐步放松了管控社会和干涉经济，私有经济等各种成分的经济蓬勃发展，各种思想相继涌现并冲击着越共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祖国阵线的虽然保持了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但在多元的政治力量面前，阵线无法代表其利益。它们不满足于接受祖国阵线领导，绕开阵线主导的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制度，直接向越共发出利益诉求，批评党的相关政策，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也威胁到阵线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14]如何应对不断涌现的多元政治力量对越共和祖国阵线而言都是新的挑战？越共不再依靠革命手段打压其他政治力量，而是选择继续推进革新开放来缓解矛盾。越共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越共革新开放政策的起点就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利益的尊重和保护。[15]

        祖国阵线的角色就是要在越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构筑一道防波堤。首先，阵线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其他政治力量中的影响力和代表性。祖国阵线的宗旨是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和各个界别。目前，其成员组织共有44个，除越共外还包括人民军、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组织无一例外与越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阵线要加强自己的代表性，必须要吸收更多的新生政治力量进入阵线内部。目前，越南的政治气候尚不具备将所有的其他政治力量纳入阵线内部的条件，但阵线可以逐步将一些中立的政治力量吸收进来。其次，阵线应通过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代表其他的政治力量向越共传递不同的声音，捍卫它们的利益。这样做可以展示阵线的实力，吸引更多的政治力量加入阵线，增加阵线的合法性。例如，在2011年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一次协商会议上，祖国阵线代表要求增加国会代表中专职人员、商人、非越共党员、少数民族人、妇女的名额，减少地方政府领导代表名额。[16]阵线的这一举动，获得了党外政治力量的广泛好评。最后，扩大在公共当中影响力是阵线的另一个重要目标。目前，阵线开展了“监督-反辩社会”活动[17]，吸引了媒体、读者、学者等方面的热烈讨论，活动树立阵线在民众和其他政治力量中的影响力。将阵线建设成公众参与政治的平台，是阵线“防波堤”作用的重要体现。

        阵线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越共的态度，因此祖国阵线主席黄担在越共十一大上公开呼吁越共扮演好“是领导者，也是祖国阵线成员”的角色。他一口气对越共提出了7个“必须”，其中包括“尊重祖国阵线在组织和活动中的民主协商原则，尊重民主权利，支持各组织自愿、积极和创造性的活动，倾听各组织和团体的反馈意见”。[18]与此同时，祖国阵线在大政方针上，与越共保持一致，严格执行越共的相关政策。阵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首先要赢得越共的默许，在达成某种共识的前提下，扩大其在多元政治力量中的影响力，减少它们对于越共的不满，维护越南社会的稳定，为革新开放事业保驾护航。

四、祖国阵线是越共群众路线的有力支持

        祖国阵线历来被认为是越共群众路线方针的有力补充。革新开放后，祖国阵线将群众路线视为自身工作重点，主要体现在服务基层民众、反应民意、为民众争取合法权利等方面。祖国阵线在越南的基层当中有较强影响力，诸多法律都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如《越南祖国阵线法》第7条第3款规定，越南基层的调停、和解等司法活动应由祖国阵线组织实施。祖国阵线有义务对下属镇乡村民进行动员和指导。祖国阵线具有向民众宣传越共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越南普通民众在权利受到侵害要寻求司法保护时，首先都会去当地的祖国阵线寻求帮助。祖国阵线在这方面的作用虽然不能完全取代越共和政府，但也不能低估。它在动员民众、把握民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祖国阵线群众路线的重点之一，是通过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为那些在革新开放中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的普通民众争取权益。革新开放后，越共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农村和基层投入的资源和精力相对较少，造成了农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偏远地区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心城市发展的现象。[19]同时，为了鼓励经济发展，越共采取了与中国同样的策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如何解决先富带动后富问题上，越共并没有很好的政策举措。祖国阵线群众路线之一，就是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的诉求。依靠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向党和各级政府积极建言，提交相关提案，将民众诉求转化为党和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针时的重要考量。其次，革新开放推动了越南经济增长同时也伴随着诸如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20]祖国阵线通过加大对越共和政府的监督、转达民众不满，帮助党和各级政府重新树立在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缓解了民众对于越共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此外，祖国阵线在新时期通过革新观念，转变思维，积极谋求多种途径服务民众、关心民众生活。一方面，祖国阵线通过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创办一些机制性的活动服务基层民众。如祖国阵线举办的《全民团结构建文明社区生活》已经连续开展了15年，主要是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家庭、民众走出困境。《全民团结构建文明社区生活》运动取得了重要成果，全国的贫困户由1999年的30%减少到2010的10%以下。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总理在肯定阵线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主动紧密配合，为阵线开展活动提供一切便利。

        阵线还通过与其他的国内外机构合作，开展各项慈善、赈灾活动，帮助受困难民众。如祖国阵线与越南电视台等联合举行的“手拉手、心连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募捐，并将善款捐助给边远地区贫困家庭。祖国阵线还通过与国际红十字会、各国慈善机构合作，为那些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民众送去各种必要的物资。阵线通过利用国内、国外的资源，加强与政府、民间的合作，成功的履行了服务民众、关怀民生的职责，赢得了民众与政府的赞扬。

五、关于加强中国与越南祖国阵线关系的思考

        中国政协与祖国阵线之间存在着天然沟通基础，加强中国政协与祖国阵线之间联系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越南祖国阵线在政治体制中地位类似于中国政协。[21]两者在政治体制中都有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的作用，都曾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22]目前，越南祖国阵线与中国政协之间业已存在着多层次交往。阵线领导人多次率团访问中国政协和地方政协。中国政协也多次应祖国阵线邀请列席在越南举办的祖国阵线中央会议。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曾应邀率团参加越南祖国阵线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张榕明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一道，为促进中越友好和互利合作共同努力。”[23]今后，还可以加强地方祖国阵线与地方政协之间的交往，扩大交往层次，深化合作内容。

        加强中国政协与越南祖国阵线之间交流，作为对于政府外交有力补充，促进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在中国政协和祖国阵线的各级委员当中，来自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让两国的经济界人士、企业家们通过中国政协与祖国阵线搭建的平台，加强沟通，商讨合作，落实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走出去”战略。目前，中越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也逐步的增大，但由于政策变化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阻碍了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通过政协与祖国政协的沟通平台，可以降低目前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中遇到的政策风险，从而通过扩大经济交往，带动双边关系发展，配合实施我国周边外交战略。

        加强中国政协与祖国阵线的交往，也可以发挥政协在公众外交领域的影响力，配合政府外交，共同完善我国的总体外交。[24]近年来，中国政协积极开展在公众外交领域的活动，取得了诸多成果。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论坛、会议和活动，扩大政协在公众领域的影响力；组织代表团出访国外，通过与国外政府官员、各界人士、普通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双边了解和互信。祖国阵线在越南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越南南方。促进中国政协与祖国阵线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政协发挥自己在公众外交领域的优势，对越南民众和各界人士宣传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缓解因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压力。

        从祖国阵线的角度而言，积极拓展与中国政协的交流合作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近年来祖国阵线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多次访华。动因主要有三：首先，中越两国的双边交往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在越南的外交中分量在持续增加。阵线加强与中国政协的交流合作，可以服务于越南外交工作。其次，阵线在革新开放后急需从国内、国际两个层次加强工作，提升自己在政治体制中地位，加强与中国政协的交流合作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最后，祖国阵线也存在着开展公众外交的任务，曾任祖国阵线主席的黄国越就担任过越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借助与中国政协交流的平台，有助于阵线拓展公众外交空间。

        今后，以加强中国政协与越南祖国阵线之间的机制性交流为基础，同时扩大基层政协与祖国阵线之间沟通，尤其是鼓励广西、云南等与越南接壤省份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协与越南河内、胡志明、海防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祖国阵线之间互访，构建中国政协与越南祖国阵线之间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丰富双边交往的形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 

文献来源：《东南亚南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