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首先源于对国际舆论的回应压力，但根本上来自于中非关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非洲期待上升的外生需求。作者认为，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应突破传统的物质性关切，从物质性、战略性和理论性贡献三方面加以系统建构。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表现为中国对非洲的危机稳定和冲突后重建的帮助以及中非双方相互促进对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性贡献体现为提升非洲的国际地位、推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发展和促进了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理论性贡献包括为国际关系理论添加非西方要素、推动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以及促进国际发展理论的修正。

        全面、系统乃至于理论化地呈现中非关系的积极贡献，首先源于中非关系本身当前所处的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恶化，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根本上来自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和体系转型背景下非洲期待急剧上升的外生需求。某种程度上，现有的学术研究存在重大不足，特别是往往强调物质性要素且多为被动回应，缺乏主动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建构。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必须同时从物质、战略和理论三个层次，系统性地探讨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进而建构一个完整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为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同时更为积极地回应非洲上升的期待和西方不当的批评。
一、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需求分析
        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相对更为迫切的中非关系所面临的较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压力，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和体系转型背景下非洲对中非关系期待上升的外生性需求。当然，现有的研究既具备一定基础但同时又存在重大不足，也使得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显得格外迫切。
        首先，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为中非关系“正名”的需要。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很大程度上消极看待这一关系的发展。源于自身的诸多问题，美欧等西方世界在新世纪初重大地忽视了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这导致其在2006年前后突然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暴”，认为中国利用了他们的疏忽，偷偷溜进了他们的后院、并会将其“挤出”非洲；[1] 其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在非洲威胁论”在短时间内快速涌现。这一狂暴情绪一直持续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此后，西方逐渐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开始更为理性地思考中非关系，对中非关系的客观和理性评价开始缓慢增长。
        西方的冷静并不意味着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事实上正出现一个危险的新趋势，即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正迈向系统化、理论化和官方化。就系统化和理论化趋势而言，几乎所有批评都有一项共同的逻辑，即中国不关注非洲的安全、稳定而只要经济利益；而关注非洲安全的前提便是要促进非洲的民主。换句话说，美欧等西方国家试图利用“民主－安全－发展关联”（Democra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逻辑，[2] 使中非关系处于理论上和道德上的“不正确”的一方。同时，尽管有人认为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更多是媒体、学者和大众，[3] 但美欧政府高官批评中非关系的声音确也日益增多，呈现出一种官方化趋势，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里顿在2011年便曾两度影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受西方舆论的影响，非洲对中非关系的传统友好认知也正遭到削弱。例如，非洲有关中国商品质量、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专制政权”等问题的讨论正在增加，有人甚至认为非洲“反华情绪”正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情绪。[4] 当然，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舆论环境恶化也有其特殊原因：一是中非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历史和感情基础；[5] 二是伴随着非洲的政治发展和领导人更替，中非之间的传统感情也随历史年轮滚动而逐渐削弱。两相结合，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洲对中国、中非关系的认知都正逐渐朝向不那么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次，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尽管对当代中非关系的阶段划分有多种观点，但如果从平衡道义观与利益观的视角看，中非关系在冷战后逐渐实现了更为合理的平衡，正向可持续发展阶段迈进。改革开放前的中非关系更多由共同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道义观所支撑，缺少实际经济利益的支持，具体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对非关系五项原则和对非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也须承认的是，由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冷战格局，这一国际道义观往往渗入意识形态考虑，并为双边关系带来不必要的损害。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更多将视野放在了美欧等发达国家，非洲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进入崭新阶段，中国注意到对非关系中道义观与利益观的失衡，进而追求同步发展中非经贸关系和促进中非传统友谊，中非关系正向可持续发展阶段迈进。[6]
        推动中非关系向着可持续发展阶段迈进的，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创建和日益成熟。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双方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创立的新的合作模式。这在中非合作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为中非双方开展对话与合作、解决共同关注的新挑战与新问题构建了对话平台。[7] 通过迄今为止的4届论坛会议，中国对非合作机制日益完善：2000年首届部长级论坛后，建立了高官会议及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等机制；2003年第二届论坛部长级会议增加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使得论坛成为企业家合作的桥梁；2006年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暨北京峰会使中非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外长级政治磋商实现机制化，还启动了非洲驻华使团磋商程序。2009年第四届论坛后，双方又召开了中非文化论坛、中非法律论坛、中非智库论坛等，使论坛机制进一步完善。
        第三，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是满足非洲期待日益上升的外生需求。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使非洲面临着重大的平衡发展与安全、应对外部压力以及处理突发危机的压力，迫切需要中国伸以援手。非洲原本严峻的发展与安全压力在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更显迫切：一方面，由于自身发展的时间尚短且历史遗留问题仍相当多，非洲国家在赢得了政治主权后半个多世纪后，并未真正赢得经济上的主权，仍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非洲的各种新旧矛盾不断被激活，进而导致非洲也同时面临着重大的安全挑战。但很大程度上，由于西方式思维和话语的影响力相当强大，非洲在强调发展与安全问题的解决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安全第一”或“发展政策安全化”的思路。[8] 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外部大国的不当压力事实上恶化了非洲的发展环境。尽管国际体系的转型事实上呼吁西方大国理性地、主动地减弱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不良影响，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作为曾经和仍在主导非洲事务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主要国家和美国，仍试图控制非洲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中非关系的发展。最后，诸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突发性危机使非洲的长期发展任务更为艰巨。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对非洲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非洲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比世界其余任何地区都低。[9] 但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大多数人认识到，非洲又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尽管其对危机的贡献度最小。如同在全球气候变化中一样，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波及实体经济，非洲再一次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10]
        上述三方面需求或压力使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显得相当紧迫和必要，而这一紧迫性和必要性又为既有研究的明显不足所强化。当前有关中非关系积极面的研究存在着三个重大不足：一是主动性不足，目前有关中非关系积极贡献的较系统著述往往由外国人写就，[11] 且受到的欢迎甚至大于国内学者的相似论著；二是战略性不足，鉴于外界批评更多集中于物质性的经济利益，由此而来的中国学术反应也就少有超越物质层面而达致战略乃至理论层面的；三是理论性和系统性不足，面对西方攻击的日益理论化和系统化，中国的学术反应仍相对零散，缺乏理论性、系统性，迫切需要提出中非关系在理论层次上的国际贡献。[12]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作者认为，应当建构一个系统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它必须超越传统的物质性关切，而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性、战略性和理论性贡献。
二、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
        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对中国或非洲的国内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直接推动，涵盖中非双边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但最为核心的是经贸关系。事实上，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也更多关注中非关系的物质层面、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并尝试从更深刻的理论层面对此加以批评。例如，新近已有人开始质疑中国的“双赢”政策，认为中国只有在确保“赢”的情况下才会行动，同时由于中国更强进而往往“赢”得更多。[13] 这样，以针锋相对的“辩解”战术予以回应，有时会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陷入西方的话语圈套之中；因此，有必要转换对中非关系物质性贡献的论述逻辑。作者尝试根据中国和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局势将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分为三类：稳定危机或紧急态势，支持冲突后重建，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一分类方法有可有效避免对中非关系特定方面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从中非双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思考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
        首先，中国是非洲危机或紧急态势的稳定力量。
        尽管已独立半多世纪，非洲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人为和自然危机、内部和外部危机，即使那些已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一贯支持非洲稳定危机或紧急态势的努力，成为非洲危机或紧急态势的重要稳定力量。
        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在非洲的危机管理和冲突缓解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为例，尽管该危机的实质是环境、气候变化等所加剧的种族间资源争夺战，且中国更多是被动地卷入该危机中的，但中国仍为该问题的缓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说服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与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部署。[14] 又如，中国积极参与应对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努力，不仅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海盗，还从2008年12月起派遣护卫舰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11年底，护航三年来，中国共派出10批25艘次舰船、8400余名官兵执行护航任务，对403批4383艘中外船舶实施了护航，确保了被护船舶和人员百分之百安全。[15]
        中国也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各种紧急的自然灾祸。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为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对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切实加强受灾国的能力建设。例如，2011年，非洲之角5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导致了广泛的粮食危机，为了帮助非洲之角国家尽快摆脱这一局面，中国于该年10月向该地区提供了价值4.4亿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人道主义援助。[16]
        中国还为缓解与稳定非洲的长期性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典型是中国医疗队的派遣。自1963年中国第一支医疗队奔赴阿尔及利亚以来，中国共计有23省市向46个非洲国家派遣过1.7万名医护人员；目前仍有22个省市为41个非洲国家派遣着近1000名医疗人员，为非洲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7]
        其次，中国是非洲冲突后重建的支持力量。
        作为非洲的传统友好伙伴，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国家的冲突后重建努力。根据对“冲突后重建”的三阶段划分法，[18] 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冲突后重建努力主要属于前两个阶段、包括两大类，即为非洲提供维持和平力量和参与非洲的经济重建努力。

非洲既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最为重视的维和地区，“维和行动的需求主要在非洲。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向非洲倾斜。”[19] 1989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派遣了20名文职官员，帮助监督纳米比亚大选；这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开始。此后，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在非洲的维持和平行动。自2000年至2011年，中国向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刚果（金）、科特迪瓦、布隆迪、苏丹、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亚及厄立特里亚等地派驻了维和人员，共计参加了联合国在非洲的15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5万余人。[20] 截至2012年1月，中国在非洲参与了所有7个维和行动，派出1500多名维和人员，是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1] 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中没有战斗部队，要么是军事观察员，要么是民事警察，要么是占据维和人员绝大多数的支持性力量，如工兵部队、医疗队等。通过这一举措，中国在向非洲和世界表明中国对非洲冲突后重建的全力支持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意于通过维和干涉非洲内部事务。
        与此同时，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国家的经济重建，特别是为其基础设施重建提供支持。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一份研究，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2005至2009年间始终稳定在每年50亿美元的水平，2010年甚至大幅增长80％达到了9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0年印度、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地区银行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只有27亿美元。[22] 中国的投资为诸如刚果（金）、安哥拉、利比里亚等的冲突后重建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中非互为对方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量。
        中非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互利的双赢关系。必须指出的是，非洲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特别是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国内发展急需的资源和国内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正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攻击中非关系的核心所在。例如，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长而来的对能源资源需求增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和天然气正逐年上升，目前已占到中国原油总进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又如，非洲在中国的出口目的地中的比重也逐年上升，相比冷战结束之初已经翻了一番左右。
        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所作的贡献更为明显。如同非洲发展银行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随着中非关系从关注相对狭隘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向更为宽泛的发展问题聚焦的转型，中非关系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演变：“中国是个有价值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和传统发展伙伴的重要补充。中国正向基础设施大规模地投资，这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提高竞争力。”[23] 中国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同时发生在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上。
        在多边层次上，中国与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及其他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展开密切合作，以促进非洲大陆和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努力。中国同非盟及其前身非统保持着友好往来和良好合作，并向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以推进非洲大陆性的地区一体进程。2005年3月，中国成为首批向非盟派遣兼驻代表的区外国家。2008年8月，中国与非洲建立战略对话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四次中国—非盟战略对话。2011年1月，中国与非盟举行首次中国—非盟外交政策磋商；同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高官会通过会议即要，接纳非盟委员会为论坛正式成员，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盟的战略合作。中国对非盟的支持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对非盟会议中心的援建上，已于2012年1月底非盟第十八首脑会议期间交付使用。在支持非洲大陆性的地区一体化努力之外，中国还与非洲的各地区一体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
        在双边层次上，中国不是仅与非洲的资源富集国交往，也同等重视其他的非资源富集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得到迅猛发展，2011年双边贸易接近1600亿美元规模，2010年中国对非各类投资近400亿美元。在经贸关系之外，主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支持，覆盖了从农业与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到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科技合作与技术转让到减贫、医疗卫生、气候变化应对、减灾救灾等几乎所有方面。例如，为支持非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过去50多年里为非洲援建农业项目142个，建成农产品加工项目51个，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农业项目13个，为非洲培训农业人才6000多名。[24] 又如，为避免非洲陷入债务危机，中国多次减免非洲对华债务：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一共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25]
三、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
        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是指它对超越双边关系的更为宏观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转型等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其提升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意义。尽管现有研究也关注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但国外文献、特别是西方文献往往充满消极态度，认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破坏美欧在非洲的所谓良治、人权、反腐等努力，这一言论甚至得到一些非洲学者和政客的附和；而国内文献则辩解多于系统论证。作者认为，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提升非洲的国际地位，带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首先，中非关系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
        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中非关系的发展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冷战结束后，非洲对西方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大大下降，某种程度上陷入被美欧“抛弃”的命运。[26] 这种“抛弃”或“退出非洲”首要的证据便是美欧提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方法——有人称其为“虚拟介入”，其实质是结合西方资金和非洲人力来解决非洲冲突。其次，非洲原本不高的国际经济重要性持续下降。任意确定一个基准价格并以此计算都可以发现，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低于30年前的水平。1996年，非洲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甚至不到2%。[27] 公众普遍将非洲看作一个“失去的大陆”。第三，由于此前30余年对非洲援助的效果不佳，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成为“援助疲劳”的十年。这明显体现在1992年后官方发展援助量的大幅下降上：以1991年的固定价格和汇率计算，对非援助总额从1990-1991年度的177亿美元降到了2001年的138亿美元。[28] 最后，与这一“援助疲劳”相伴随的还有西方对于援助条件的增加和日益苛刻。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民主和尊重人权成为西方双边发展援助的重要附加条件。[29] 对于良治的更一般性要求也代表着对非洲国家的国内事务的最广泛的干涉，这意味着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再次殖民化”。[30]
        如同非洲发展银行所指出的是，非洲国家和人民事实上相当欢迎中非关系的发展，因为后者为非洲带来了其传统伙伴——即西方国家——之外的替代性选择。[31] 最为重要地，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其余国家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过去10年中，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翻了一番，其中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市场的份额从23%增加到39%；在非洲与新兴大国的贸易额中，中国占到38.5%，印度到2009年也达到14.1%，韩国7.2%，巴西7.1%，土耳其6.5%。[32] 由于中东等产油区的政治动荡以及中非能源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刺激了国际社会与非洲的资源关系。例如，美国便非常重视确保在非洲获得有保障的石油资源，美国预期到2020年使来自非洲的既便宜又高质量的石油供应能从2002年其石油进口总额的15%上升到25%。[33] 很大程度上，由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使其余国际社会担心“丢掉赢得非洲人心和精神世界的战斗”，进而纷纷呼吁其政府重视非洲，以改变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平衡的转移”。[34]
        第二，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增生。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使非洲现在拥有更多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因为它不仅“激活”了既有的对非合作机制，还“启发”了新兴对非合作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在中非论坛成立之前，事实上已存在多个对非合作机制，典型是欧盟与非洲的欧非峰会，日本与非洲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但这些机制都不够活跃，成效也不明显。欧盟对欧非峰会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致使原计划于2003年召开的第二届欧非峰会迟迟无法举行。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欧洲担心被中国“甩在后面”，终于在2007年12月召开了第二届欧盟—非洲峰会。日本1993年创立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帮助非洲，而是为了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趁美欧陷入“援助疲劳”之际抢夺国际发展援助的领导权。因此，日本一方面并不准备过于密集地组织会议，将每届会议的间隔期定为5年；另一方面，日本一直没有尝试机制化这一平台，以至每一届会议之后人们都无法知道下一届会议是否将按时召开。直到2008年，日本才在第四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峰会上确认将该平台机制化，并固定会期。
        另一方面，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不少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建立对非合作平台，如韩国、印度、土耳其等。2006年11月5-7日，韩国举行第一届韩非论坛，邀请到5名非洲首脑和20个国家的27位部长级官员出席该论坛，其中多数为出席北京峰会的非洲代表。2009年，韩国举办了第二届韩非论坛。印度也于2008年4月举办了首届印度—非洲峰会，标志着统一的印度对非合作机制的形成；第二届印非峰会已于2011年5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2008年8月，土耳其举办了首届土耳其—非洲合作峰会，峰会每5年举行一次，第二届土非峰会将于2013年在非洲举办。尽管无法证明这些新建对非合作平台对中非关系的模仿，但至少可从形式上看出某些相似性。例如，韩非论坛也是每3年一届峰会且在两次论坛期间举办高官会议——时间上与中非合作论坛同年但略晚，同样设有后续委员会，等。又如，印非峰会也是每3年举办一次，也一般发表一份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并建立了后续机制。
        第三，中非国际合作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陆，中非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国际政治和战略意义。这种意义首先体现为，通过保持高层交往和密切政治对话和磋商——特别是中非外长政治磋商、中国—非盟战略对话等机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加强协调配合，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二十国集团的建章立制、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等，防止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决策机制中被边缘化，并实质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5]
        中国还在其他多边外交舞台与非洲的重要代表特别是南非展开全面合作，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例如，中国于2010年12月23日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被后者称作是“早到的圣诞礼物”；作为金砖国家集团内经济重要性最低的成员，南非的加入更多是其代表整个非洲的政治意义。[36] 此外，中国还与南非在二十国集团（G20）、基础四国、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志同道合的多边论坛”中合作以促进国际体系的合理转型。[37]
随着中非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上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与中国和非洲展开三边合作，因为这不仅对中国和非洲有利，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38] 2006年，应欧盟要求，非洲问题出现在中欧联合声明中，双方指出“将在援助有效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寻求合作”。2008年，欧盟单方面出台了《中欧非三边合作沟通文件》。美国也对与中非开展三边合作相当感兴趣：2011年11月初，美国参议院举行了一次有关中非关系的听证会，多名证人就三边合作提出了建议；同月，美国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约翰·卡森也在第五轮中美非洲事务磋商中提出与中国在非洲的三边合作问题。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也加大了对中非关系的重视度：传统欧美、美日政策协调中已经加入了中非关系问题，一些新的机制性合作也正在形成，如于2010年10月启动的印度与日本间的印日非洲对话（India-Japan Dialogue on Africa），[39] 又如同年11月启动的美印非洲问题对话。[40]
四、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
        与物质性贡献和战略性贡献相比，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就更加抽象，进而所受关注也相对较少。中非关系的理论性贡献，是指这一关系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及特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提供的新洞察和新要素；最为明显地，这一关系可为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贡献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和非洲的新要素进而使之得以丰富，它也可基于真正的南南合作经验而推动长期呼吁但却进展缓慢的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而其区别性的发展合作实践也能贡献于当前存在重大缺陷的国际发展学理论的修正与完善。
        首先，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可丰富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冷战结束并未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红利”，但至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十年左右的“和平红利”；在这十年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反思冷战时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而且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的探索，其最大成果或许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扭转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心，再度使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陷于停滞。
在这一背景下，中非关系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首要贡献在于，为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包括“中国元素”和“非洲元素”在内的新理论来源。中国和非洲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两大文明，其相互联系的强化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意义。[41] 例如，非洲的地区一体化事实上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即所谓“跨国混合行为体联盟”（transnational mixed actor coalitions），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社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相当大，特别是就建立新的地区互动类型，创建共享规范，影响各种地区治理问题等而言，因此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为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42] 又如，中国正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而非洲则是中国践行这些理论最为成功和最具潜力的地区，因此中非关系可重大地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话语体系。
        中非关系还可通过提供替代性的解释而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一方面，过去十余年来，不少研究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43]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非关系的发展使得中国和非洲的国际影响上升，进而可某种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中非的替代性视角可通过三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修正既有的国际关系解释，如纠正对非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悲观视角，从而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反映现实。二是以全新的话语解释既有现象，特别是如对非洲冲突的地方性理解、非洲国家概念的特殊认知、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以“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44] 三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新特征，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和非洲的诸多潜在具有国际关系普遍意义的现象正在发生，特别是如次国家行为体与政府关系、国际关系的内外关联等，“政治权力为非洲的大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所行使。因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数据都只是官方的，因此许多非洲的国际关系被遗漏了”。[45]
        其次，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可极大地推动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整个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底的一份报告，此前十年左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部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以及南南经济关系的发展。结果是，“尽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现在在欠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¼¼”[46] 传统意义上的南南合作，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北方国家作为中转，因而更多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南南合作。随着中非关系本身及其所带动的其余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南方国家间的直接合作正迅速增加。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在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作为这一进程重要组成要素的中非关系，也因此获得了“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47] 这样，在更为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经成为可能。
        中非关系对于推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理论要素，特别是如南方国家的“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发展中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政权维稳、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关系等，有着重要意义。首先，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事实上却在南南合作中经常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48] 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大国使用强制外交，往往能够影响体系中弱国的行为；但事实上今天南南合作使得诸多弱小国家并不会轻易屈服于大国制裁或诱惑。例如，尽管西方一致“批评”津巴布韦，但中国和南部非洲领导人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进而不会屈服于西方的压力而不再支持津巴布韦。其次，中非关系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特别是如国家间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援助不施加条件等；这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核心准则，是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南南合作平台的基础。第三，出于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经历与现实挑战，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权安全，因此国家与次国家团体的关系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并很可能领导于现有的主权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关系的实践与理论探讨。[49] 总之，中非关系的发展为传统南南合作理论的更新提供了机遇，使我们有机会思考南南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思考新兴大国与非洲如何合作共同参与和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发展。
        最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可修正和完善当代国际发展学理论。
        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的区别于西方传统的发展战略与策略，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修正和完善当前正日益陷入困境的西方发展学理论。由于其哲学假设、战略前提及战术运用等的不当，西方发展学理论正因附加政治和社会条件而变得本末倒置、因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考虑而丧失发展关切、因所谓“道德关切”而变得盛气凌人、因寻找一劳永逸的“万能药”而变得短视、因新兴援助体崛起而变得排斥异己。[50] 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在非洲不附加政治和社会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坚持受援国需求第一、坚持民生第一等方法，获得了远比西方传统援助方法更大的成功和效用，也更受非洲欢迎。[51]
尽管有不少人开始讨论所谓“中国模式”，但中国更强调与非洲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如发展、教育交流、科学、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中国对于发展的这一立场更强调了国家自决，反对包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发展理念中体现的国家等级。[52] 更为重要的是，这事实上为发展理念提供了替代性的话语。相当长时期以来，西方的发展伙伴视自身为所有发展模式的标准设定者，并视发展中国家（受援国）为需要帮助的一方；这排除了相互学习的可能。正是由于中国所提供的替代性发展理念，挑战了“作为西方思想变革的外部发展援助的合法性。旧式二分法的发展话语正日益被扭转，进而使得北方与其余世界的发展关系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53] 从而为国际发展学理论的修正乃至重建提供了机遇。
结 语
        中非关系所面临的较为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提出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现实压力，但来自于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非洲在体系转型下期望上升的外生需求，才是这一使命的长期动力；同时，现有研究存在的重大不足也使这一使命更显迫切。本文尝试从物质、战略和理论三个层次分析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和相对理论化的体系，以回应上述现实需求。当然，这一研究更多只是初步性的，不光因为这一工作需要长期努力，更因为这一努力本身仍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也可从中非关系的物质、战略和理论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物质层面，下一阶段的中非关系至少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中非经济结构可能的同步升级将导致双方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调整；二是当前世界经济的转型，特别是结合资本主义危机与气候变化而诞生的新发展思维和发展技术，可能为中非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战略层面的挑战主要在于，美欧在硬实力相对削弱的背景下将权势斗争的战场逐渐转向软实力、巧实力竞争，同时非洲战略选择增多背景下各主要国际行为体在非洲的竞争也日渐加剧。理论方面则主要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化发展，使中非关系的理论意涵建构充满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仍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重任：首先是要回应前述的诸多需求或挑战，其次是要将理论话语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或许最重要的是要指引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乃至更为宏大的中国国际贡献论的未来建构和发展。

文献来源：《西亚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