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两者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核心价值观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解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始终困惑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文化继承性与文化现代化的矛盾。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学习和尊重世界多样文化的态度。中国应当通过广泛的文化对话，使中国价值观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同时又在对外政策部分中以“精神”概括了中国对外价值观。本文认为，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它不仅以文化精神领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多样文化激荡的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核心价值观：兼收东西，传承升华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核心价值观，是特指改革开放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屡经曲折的历史影响到中国人对于价值观的探索：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否定了个人自由、自主，极左思潮的干扰更将极端平均主义推向极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一些人被“拜金主义”所侵蚀，对现代化的追求也被一些人误解为远离中华文化传统……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中国价值观体系，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各国政府和人民要求和期待中国真正成为大国、强国。然而，中国价值观体系的欠缺造成了遗憾。沙特阿拉伯一家杂志写道，中国务实、理性，对别国的敌视性最少。但是，中国没有美国和西方所普遍具有的价值地位。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写道，中国虽有物质基础，但软实力有限，因为软实力需要有价值观的吸引力。^[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并未建立完整、明确的价值观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十八大报告系统提出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弥补了这一缺憾。从长远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必须具备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性、又具有中国文化个性的价值观力量。十八大报告迈出了万里长征关键的第一步。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目标、社会进步和个人道德三个层次：^[2]
      1.“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通过现代化进程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培育文明风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这需要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新局面。
      2.“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价值观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市场经济要求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以促使各种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使物质财富充分流动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自由程度的提高更需要法治的完善，以保证社会有序发展、人民的权利和安全得到充分保障。这尤其需要重视平等和公正，并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保证其实施。
      3.“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个人道德提出的基本要求。“爱国”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敬业”涉及职业道德，“诚信”和“友善”既涉及职业道德，也涉及一切社会人际关系。这种以分层次方式提出的中国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是独特的尝试，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
      中国核心价值观融合东西文化精髓，较好地解决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文化传统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解决了困惑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古今中外”问题，具有世界性启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有表现，西方社会首先对它们进行了现代化的提炼，适应和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随之，西方列强又在开辟殖民地时将这些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各地。殖民地各民族在推翻殖民统治后建立了新兴国家，主动走上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在适应当地情况的同时带上了本地特色。这种价值观的融合与再创造，使原有的价值观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表现和广泛深刻的内涵，这实际上可视为共同创造的过程。例如，亚、非、拉各国在采纳民主政治制度时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使民主制更加丰富多样、生机勃发。因此，这些价值观既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根源和特色，又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中国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并不意味赞同“普世价值观”的说法。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而才能被广泛地传播和吸收。而“普世价值观”以宗教性的“普世”将其神圣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等实际情况，甚至将其模式化输出，强加于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西方价值观才是“普世”的，其余的文化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披着“普世价值观”外衣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不仅在全世界受到抵制，也遭到欧美有识之士的批判。
同时，中国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精髓，并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升华和提炼。例如，“以和为贵”、“以信立本”、“止于至善”，这些价值观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有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渊源和解释；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的“和”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实现，“礼”是封建等级社会的思想、制度和礼仪，而今天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则要求在法治基础上实现公民平等，实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大团结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以“文明教化”为万世基业，而今天我们建设的文化强国，既要创造物质文明，又要达到高度的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全民族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焕发文化创新的勃勃生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观点与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论、文化原教旨主义存在根本不同。

      中国核心价值观在东西文化上兼收并蓄，在古今历史上传承升华，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走向社会进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面貌，打破了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言论与企图，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文化典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过西方殖民的惨痛历史，在文化价值观问题上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至今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较好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大多数国家仍在苦苦求索之中。在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少数上层精英接受西方教育、认同西方价值观，但广大民众仍住茅屋，刀耕火种，相信万物有灵和巫术，国内价值观尚未统一。土耳其是较早成功进行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未被欧盟接纳并受到伊斯兰思潮影响，国内价值观分歧加剧。在内部价值观对立和对外文化存在冲突的国家，极易滋生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中国尝试以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融合的途径解开价值观难题，尽管仍有待于深入和实践，却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启迪。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3] 这一表述虽未直接使用对外价值观的概念，实质上却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信念、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在国家中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持的原则、精神和宗旨，即是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综合十八大报告，可将其概括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平发展。

      平等互信着重强调在政治安全方面，主张各国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享安全，共护稳定。包容互鉴主要指在文化方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互相学习和借鉴。合作共赢侧重于经济方面，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共同发展，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平正义是各国应当共同维护的目标，也是国际体系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平发展既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更是中国发展坚持的道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新干涉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能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些做法被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一贯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不可能提出充分尊重他国文化的对外价值观。中国提出对外价值观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之举。
      首先，顺应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的发展趋势，提倡互相学习借鉴，分享经验教训，开辟共同发展的最佳路径。各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时对象不同、情况有异，因而采取的方法、战略和政策也有所差别，作为指导准则和评判标准的价值观也难以一致。尽管各国内部可能面临着社会多元性带来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毕竟存在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并且存在对于国家的统一认同感，其人民在多元化基础上享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由于对外政策要应对国际社会中两百多个国家和实体，各国间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情况各不相同，价值观的差异更加悬殊。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本国的价值观为尺度衡量他国的情况，难免出现误解和“教师爷”式的错误。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指出：“作为一种经受过考验的价值系统，地方文化现在仍然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文化划分了行为的活动空间，规定了被证明确有意义的方针导向。然而，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地方文化只有在处理好如全球部落这样一类充满麻烦的复杂现象时，它们才能生存下来。”[4] 尽管同处于全球化时代和同一国际体系，地方文化对于当地人民来说仍是奉若圭臬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深层动因。中国对外价值观中的“包容互鉴”，并不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消极包容，而是在肯定、赞赏各民族文化财富的同时，积极主张互相学习与借鉴，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其次，内外有别的特点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并不区分对内和对外价值观，这与其历史经验有关。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在对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剥削和奴役外，还从根本上否定、贬低和摧毁各地文化，强迫推广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各民族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联合国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仍占主导地位，“西方中心论”依然根深蒂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写道，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接受了极其排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不了解中国儒家思想、印度宗教、伊斯兰教。有些欧美人傲慢狂妄地强迫几十亿人接受西方价值观，甚至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他国实行经济制裁，或宣布别国为“无赖国家”。这是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完全缺少合法性。[5] 这一的批评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但其历史经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中国区分对内与对外价值观，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自主选择权，最大限度地包容各国的差异性，提倡互相学习借鉴，为合作共赢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再次，内外有别的特点反映了世界发展新趋势。全球化、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各国对外政策的意义大幅上升。外交不仅仅是内政的延伸，且拥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英国专家戴维•赫尔德指出：随着全球相互联系的增多，政府可使用的政治手段效用明显下降；跨国力量的增强和相互联系的扩大，减少和限制了国家政府对公民行为的影响；在具有高度联系的全球体系范围内，在许多国家行为的传统领域，如不采取国际合作则无法实现国家目标；国家不得不增进与其他国家的整合程度；国际机构、组织和制度的大发展，为全球治理奠定了基础。[6] 可见，对外政策对于内政的影响已显著增强。所有的组织都有内、外逻辑差异，国家也不例外。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自然偏重于国家利益与国内政治，但任何决策者都不会将此视为简单的选择，一些国内利益和价值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国际共识以及国际规则来实现。国家对国内和国外的差异都有实际的情感认知。这两组特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有重叠的地方，但并不完全相同。二者的相互影响不但塑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塑造了其总的发展。[7] 因此，国家的价值观在对内与对外上既有联系，又可以有所区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其对外政策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对外价值观的意义也将愈发明显。
      最后，中国提出的对外价值观在世界大国中具有独特性，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创新之举。如前文所述，欧美大国基本上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其对内、对外价值观是一样的（尽管在实践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非西方大国也未曾提出对外价值观的理念。例如，普京在2012年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当天，曾下令起草新的外交构想（其草稿名为《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生意人报》对此报道认为，俄罗斯打算借助“软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而“软实力”主要指“公民社会、信息交流、人文以及其他能够替代传统外交的方式方法”。[8] 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并未提出新形势下的文化价值观论述。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未来面临的思想文化挑战不容忽视。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提出，不仅是政策、立场的宣示，对这些价值观的实践亦有助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对其他新兴大国也有启发作用。
      中国的内外价值观有所区别，也存在内在联系。联系的标志之一即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兼收并蓄，对现代国际体系中已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肯定与吸收。例如，“平等”在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公民的平等，在对外价值观中则是国家无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体系内，各国在法理上基本实现了平等，体现了国际体系的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积极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推行的“千年发展计划”，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减贫、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善医疗条件等，现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将有利于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转型。
      联系的标志之二是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提炼升华。包容互鉴是最突出的例子。如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所说，包容不同的宗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也是亚洲的风格。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文化特别强调避免冲突、注重协商一致的美德。[9] 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包容互鉴的价值观有助于正确处理这些冲突，缓解矛盾；而某些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私利，动辄指责别国“违反民主”、“侵犯人权”，甚至粗暴进行武力干预，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误解、矛盾。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和实行自己的制度和道路，是否需要改革或革命也要由该国人民自主决定。包容互鉴的价值观可使各国充分交流、深入沟通、比较借鉴、互相学习。在一国政府和人民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在充分尊重该国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帮助，这才是建设性的做法。
联系的标志之三是中国对外价值观顺应时代发展，引领思想潮流。和平发展并非中国人的新发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肯定与实践，并逐步发展为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主流认识。当时冷战尚未结束，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国领导人透过迷雾向世界揭示了这一潮流走向。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正当世界困惑于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时，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的构想，自此“和谐”成为国际对话中的主题词，为世界文明共存与合作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完善、践行与传播

      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又间接指出了中国对外价值观，二者一内一外、一显一隐，共同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然而，这一官方表态只是培育、践行与传播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这一伟大使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首先，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内涵，针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和部分国家的猜疑误解，进一步阐释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使其更加丰富深刻，进而形成完整的体系。
      十八大报告限于篇幅，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只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并未展开充分论述。例如在如何融汇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的方面，尚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价值观的根源。十八大报告在论及中国核心价值观时，专门提及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这一点十分重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根源。但在涉及中国对外价值观时，只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充分，还不足以鼓舞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认同对外价值观。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明确提出国际主义恰逢其时。针对世界与中国愈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倡国际主义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既能教育本国人民，又能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有人认为，提倡国际主义会产生副作用，重犯过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错误。这种担心显然过虑。时移势易，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它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10] 只有提倡新型国际主义才能减少和消除其负面影响。新型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同，不再强调阶级差异，而是强调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和情感。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11]这就指明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拥有许多共同的概念，如平等、民主、公正等；还有一些则完全不同，如对外价值观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为了将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构成整体，必须建立其联系，揭示其内在逻辑。众所周知，国内社会的公民个人平等与国际体系的国家平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国内的民主制度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亦如此。尽管其精神具有一致性，但如果将两者简单地相提并论，一定会大谬不然。至于对外价值观中提到的“合作共赢”，与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目标价值观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爱国”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维明所写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美国化，它迫使人们改变“我们/他们”或“非此即彼”的思路。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纽带并非是被动的限制因素，而是积极的资源。传统纽带必须变化，必须培养对人类家庭的归属感。[12] 中国对外价值观应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国人的认识更上层楼。
      其次，必须在中国人民中培育中国价值观，获得人民内心的认同，从而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工作、生活和言行的指导准则；同时，人民对国家对外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人民支持和践行中国价值观，具有至关重要的国际意义。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在价值观多元化趋向下易产生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怀疑培育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陷入放任自流状态；另一种是以传统的观念、方法来对待培育价值观的认同，陷入形式主义和僵化。因而需要区分个人与集体层面上的文化认同，认识到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个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多重性：家庭、性别、阶级、地域、宗教、民族等等，随着不同的情景，这些认同中的一项或两项或被置于优先地位。一般而言，个人的多重认同之间少有严重的冲突。从集体层面来看，尽管每个人的文化认同不同，呈现多元化，但还是具有“普遍性”，集体联结的本质而非个体的选择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化、通讯、媒体，甚至是强制，个人会发现其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有些联结和认同与生俱来，尽管有些个体会排斥抗拒它，但对集体认同的影响不大。民族的文化认同强有力地通过沿袭传承，如果国家能够加以有意识地引导培育，其作用将更加巨大。对于培育文化价值观认同，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影响精英，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国政府应当充分运用体制的优越性，使用各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教育和影响精英，继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段时间以来的价值观的混乱恰恰是价值观缺位造成的，对此中国政府和精英应大力宣示讲解中国价值观体系，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向人民介绍中国价值观，使其深入人心；要充分肯定中国价值观的正确性、普遍性和国内外意义，使人民为之而自豪；还要结合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树立先进典范，以感人的故事打动人心，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来传播中国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推动价值观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指导人们的行动，提供个人与集体行为的惯例和判断，在发生冲突时帮助消除矛盾，进行整合。这对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的影响无法估量。
      最后，应当主动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价值观，包括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在平等互惠、包容互鉴的双向交流中，使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价值观，最终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引入实践的检验标准，让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各国传媒对中共十八大做了大量报导，各国专家学者也进行了不少解读，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重大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或许出于没有获得充分信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原因，或许出于那些曲解中国价值观的陈词滥调已先入为主。对此，中国必须主动向外界进行说明，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阐述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的内涵、内在联系及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对外宣示文化价值观时，应当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国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又与人类共享价值观息息相通；中国价值观吸收了包括西方价值观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但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又显示了独特性；中国价值观的独特性与共性的联系也是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丰富和贡献。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的复兴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文化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的业绩，而且在于对未来世界的贡献。在全球化突飞猛进、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和机遇。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还是人云亦云、丧失自我，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融合，都考验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确立，是在西方文化逾百年的压力后，回头铸造了“华魂”，及其迸发孕育的“世界魂”。正如许倬云所说，我们对于文化调适，将不是只以接受为原则，我们也有可以提供给世界的东西。[13] 由于西方一直以强势文化输出其“普世价值观”，以至于有些人产生了错觉，要仿效西方，把中华价值观也说成“普世价值观”。照搬西方做法，强制“输出”价值观，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描绘成宗教性的至高无上，这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必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反对。我们对文化交流态度是平等互惠、包容互鉴，在汲取各种文化价值观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凝聚最大多数人民的共识，共同行动来推动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和机制时，应当既重视共同利益，也强调共同价值，如上海合作组织在开展各种合作项目的同时，也提出了“上海精神”，我们可将这一方法推广到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中，推动人类共享价值观深入人心。在价值观的讨论甚至辩论中，中国不应回避、缺席，而是积极参与，让中国价值观在砥砺中愈显光彩。
      今天，对于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简单论述已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我们必须超越原有的论述，引入实践标准的检验。正如戈尔茨坦和基欧汉所指出，任何观念的作用是三个互相关联现象的函数：参与者预期从合作中得到的一系列收益；一套表达合作收益的观念；将观念转化为共同信念而影响行为的机制，包括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制度。[14]
      价值观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观念，它必须对社会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合作与共同行动产生作用，即从观念到共同信仰、共同预期再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过程。如果没有收益，行动者就没有动机来认同价值观，参与共同行动。然而，产生收益的途径、方法是多样的，为了保证参与者共同行动，齐心协力，不致自行其是，必须建立制度。制度使参与者之间模糊不清的认识得到澄清，变得清晰；制度保证参与者获得预期的收益，而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收益；制度使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的观念变为具体收益的预期和行为，对正确与否的行为作出判断，甚至给予奖惩。这样价值观体系就会成为参与者所认可、认同的规范，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制度来实行人类共享价值观，需要改变陈旧观念，也需要实力支持和保障。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当将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作为实力投放的重要方向。

文献来源：《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