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三大历史潮流，领导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最初的消极、被动和单一走向今天的积极、主动和全面，始终致力于和平外交、开放外交和独立外交，并且很好地把握了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平衡，包括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更侧重物质利益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与更侧重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多边外交的平衡。中国传统外交的这一不断发展，既使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为中国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过去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的90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自身出路和发展的90年，也是中国外交不断走向世界的90年。过去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领导着中国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①]鉴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目前所处的发展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仍更多地注重外交的传统方面，即民族国家主导的围绕高政治领域展开的对外交往。例如，无论是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现行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外交的强调重点都是两个：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②]基于上述指导思想，中国发展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传统外交总体布局。因此，总结过去90年来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对于总结党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与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鉴于对中国传统外交的探讨已经汗牛充栋，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思考中国特色传统外交及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中国特色传统外交自身的历史纵向发展脉络；其次是在纵向考察的基础上纳入更大的世界历史潮流的横向比较的三个主要特征；三是对更深层次的党的价值观与利益观在传统外交中的平衡感的分析。最后，本文将探讨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
一、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脉络
        过去90年来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发展，事实上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中国如何与整个国际体系互动的历史。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无论是其手段还是内涵——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手段上，党领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日益从消极与被动向积极与主动的方向发展；内涵上，它也日益从单一与片面向立体与综合的方向发展。
        建党90年来的中国传统外交，首先来源于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对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和判断，不断调整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的具体内容。因此，中国传统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更为具体地，是一个从消极与被动，逐渐向积极与主动发展的动态过程。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大国外交联系在一起。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大国的交往更多是为国内解放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其首要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然后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毛泽东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指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③]如果这一措施更多是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车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及“一条线、一大片”战略都更为积极和主动，而改革开放后的独立自主外交和冷战结束后与大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兴大国群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进取和自信态度。
同样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亚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良好、和平的周边环境才有可能达到”。[④]因此，“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⑤]中国的周边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的睦邻为主、追求和平共处，到80、90年代的以富邻为主、追求和平发展，再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后的以安邻为主、构建和谐周边。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一个明确体现。
        同样，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其当作是新中国构建“和平外交”的战略支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更多是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70年代后开始注重发展与第三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冷战结束后更注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机制化，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最能证明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是中国对多边外交的日益重视。中国参与多边外交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一直都是国际社会的革命者，对于国际多边外交持有较强的否定态度，因此长期游离在各种多边外交之外，尽管也曾参与了部分重要的多边外交活动，但事实仍是国际体系和多边外交的被动参与者。自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直到冷战结束前，中国逐渐强化了自身的多边外交实践，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多边外交活动中，为冷战后中国更为积极和全面地参与到多边外交和国际体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创造和具备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主客观条件，从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多边外交局面。
        与手段的日益积极进取相同步的是，中国传统外交的内涵也日益立体和全面。这种日趋立体和全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外交布局自身的完善。回顾建党90年来的中国对外交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几乎局限于大国外交；而且此期的大国也主要局限在苏联、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逐渐添加到传统外交布局之中，而多边外交的正式纳入则要等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
        中国传统外交的内涵丰富还体现在每一类外交对象的外交关系质量的变化上。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大国外交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前都未得到明显改善。建国之初的头25年里，中国与大国的联系并不活跃，更多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真正采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逐渐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新世纪以来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更使中国的大国外交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前曾受意识形态的较大影响，因此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才形成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好时期。同样，尽管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改革开放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传统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一度下降，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机制化努力，才使得这一关系重拾上升势头。
        最后，中国传统外交的立体和全面还体现在其领域覆盖上。尽管传统外交更多关注高政治领域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低政治领域的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纳入中国传统外交的视野。现在，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公共卫生、救灾、海外利益保护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外交的重要关注，而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1971年前中国更多的是为了恢复自身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尽管中国对联合国本身还存在诸多疑虑，这可从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历程中看出。但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参与了联合国有关各种问题的讨论和决议。
二、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三个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0年，是中国从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90年。在过去的90年里，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始终牢牢把握住当今时代的三大历史潮流，即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⑥]由此而来，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传统外交既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追求和平外交，又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践开放外交，还致力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共同愿望开展独立自主外交。
        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首先是和平外交。一方面，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但中国始终追求与外国的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本身的力量变化，和平与和谐外交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相同。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外交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在争取国家解放时期，由于恶劣的体系环境和反动的蒋介石集团，致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的外交努力尽遭挫败。例如，在中国即将全面解放前夕，针对美国、英国等试图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⑦]但显然地，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只是想就保留美国在华特权而试探中国，[⑧]而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甚至闯进长江解放军防线试图干涉中国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共处外交取得了局部成功，集中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和扩散，中国领先于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在美苏阵营中的真正相对独立等方面，尽管其间也有源于两极格局限制的一些权宜性和短期性的战术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或者说中国的和平与和谐外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后半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和平、发展与合作这三大时代潮流得到了全球性关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外交战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⑨]
        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还是开放的外交。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外部世界持开放态度。具体到外交事务上，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不仅对各种力量持开放和包容态度，而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和历史潮流持开放和包容态度。
        一方面，尽管存在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但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都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例如，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便开启了今天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外交、政党外交等手段，如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问等。又如，尽管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峻的两极竞争，但党仍坚持“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⑩]今天，尽管仍坚持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共产党也相当重视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传媒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影响，全面拓展民间外交、体育外交、公共外交、舆论外交、大型国际活动外交等新外交形式和手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各种力量和趋势都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或非殖民化运动的支持，以及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机遇把握上。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自身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既是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种榜样，同时这种成功又为中国共产党给予后者更大支持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并逐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一度扭曲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11]但中国共产党仍合理地将这一挑战转变为机遇，加速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并为2007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赢得了先机。
        最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还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一个强调和平与开放的党，独立与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唯有将关系建立在独立与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外关系的和平、平等、开放、包容，才能实现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尽管成立之初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较大，但党仍强调独立自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2]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是在结盟和准结盟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正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确保了新中国在冷战格局的尖锐对立下的独善其身。1986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把中国总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13]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始终支持和贡献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同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主张。1988年9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4]从此以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为中国外交方略的重要组成要素。
三、中国特色传统外交的利益—价值平衡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牢牢把握世界历史潮流；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也始终居于引领地位，从解放前对民族自决的追求，到建国之初便提出超越冷战思维的和平共处外交，再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和平发展外交。正是出于对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党领导下的中国传统外交对于物质利益与普遍价值观之间的平衡有着很好的处理，独具中国特色。
        这种对物质利益和普遍价值观的平衡首先表现为对中国自身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上，或者说是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平衡。在建党和建国初期，这一平衡更多体现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或民族解放运动上，尽管其间也曾出现过将普遍价值观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狭隘理解。由此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勒紧腰带，坚持支持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一度卷入安哥拉内战、在东南亚地区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运动等。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人更注重合理平衡物质利益与普遍价值观。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15]中共十二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16]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以及随全球化而来的超国界问题的泛滥，国家利益将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行不悖地存在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成为制约一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重要因素。同样，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负责任大国对外关系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定位。这样，坚持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统一，更加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原则的基本内容。江泽民同志说：“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17]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18]胡锦涛提出的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是有机统一的，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同时，又要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党在利益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合理平衡，不仅体现在上述的总体对外关系中，也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外交布局内部。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外交总体布局，可以发现这一平衡的精致之处。具体而言，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对于物质利益的强调要远大于对价值观的重视，相比之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就更重视价值观，对物质利益的强调程度略低。中国传统外交布局内部出现上述区分和内部平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国和周边关系能更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的比重不那么突出也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更强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大国对中国的物质利益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60年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运动要取得成功，面临的最首要的压力和助力都来自于大国，分别以西方列强和苏联为代表。而新中国成立后所处的两极格局，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斗争的直接后果。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3个30年里，由于中国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得以作为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维护和建构，因此与大国的伙伴关系对于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生存都至关重要。
        周边国家一向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地缘依托，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安全环境，进而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等都产生重要影响。[19]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争取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时期，为确保周边环境的变化不致对中国物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党领导下的周边外交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和“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前提，重点放在如何实现睦邻上；到追求和平发展阶段，党领导下的周边外交战略变得更为积极，重点逐渐转向富邻和安邻，追求共同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的展开晚于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而中国重返联合国更要等到1971年，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首先必须稳定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换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切身的物质利益尚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对价值观的强调是需要耐心的。即使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得以正式展开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这两对关系注入过多的物质利益，这基本上都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尽管如此，通过主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主要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中国日益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如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等。
结语：未来90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外交
        过去的9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消极与单一走向积极和全面，坚持追求和平、开放与独立外交，始终注意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平衡。中国传统外交的这一不断发展，既使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为中国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前瞻和准确地把握时代潮流？如果过去400余年的历史是西方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那么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由此带来的原有社会发展模式单一化趋势可能瓦解的情况下，当前为人公认的世界潮流会否发生改变，其中蕴含的机遇如何开发、危机如何化解等，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拿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外交的继往开来。
        第二，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从“权势不足的无奈”到“权势有余的自制”的转变？在中国传统外交日益积极的同时，如何实现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外交布局的所有4个方面。建党90年来，中国面对国际体系更多的时候充满无奈，因此过去90年来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更多时候选择不作为，“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党的下一个90年里，如果当前趋势得以保持，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将大幅上升，由此而来的挑战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或者说，如何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实现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的平衡？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政治领域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纳入传统外交视野，二者的界限可能变得愈益模糊，导致“大外交”的最终形成。但在全球化高度分工的时代，“大外交”之下如何实现分工细化及由此而来的分工协作，将是对党的领导能力和中国外交的重要挑战。
        最后，未来的中国外交如何实现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再平衡？尽管历史和当前的现实都是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更重物质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更重价值观念。但目前正出现的另一趋势是，随着中国日益崛起，恰好是大国和周边国家在挑战中国的价值观“缺失”，而无论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于经济发展目的为双方关系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要素，同时多边外交也日益成为全球性物质利益博弈的新平台——在经历了多年的观念交锋之后。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