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西方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度大幅提升，相应的批评声调也不断高涨。这导致了相当大的“为中非关系正名”的压力。但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西方的批评声调有所降低，一度让不少人有所放松。笔者认为，西方批评调门的降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而这也为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提供了短暂而重要的机会之窗。
西方对中非关系批评的调门放低，首先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且极大地贡献于非洲发展的事实无法诋毁。在大概2006至2008年间，西方突然发现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挤占”了其在非洲利益，因此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严重心理失衡，以至于影响到其正常的理性思维能力，各种报纸、杂志、学术论文、政策报告都充满着对中国的无理攻击，“新殖民主义论”便是典型。例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在2006年2月访问尼日利亚时表示：“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这一时期，各种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负面论调纷纷出现，美欧等西方国家鼓吹的在非洲的“中国威胁论”包罗万象，主要的有如新殖民主义论、政治体制威胁论、漠视人权论、经济制度威胁论、软实力威胁论、援助方式危害论、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军事威胁论，等等。
但很快，西方人发现，上述攻击大多没有真凭实据。恰好相反，美国重要的民意调查公司皮尤全球态度项目自2006年起对中非关系做了大量跟踪性的民意调查。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中国在非洲相当受人欢迎，平均的受欢迎程度达71%，最高值为92%，而不受欢迎程度只有19%。该系列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只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有负面态度，即南非。与此同时，大量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确为非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非洲在2000年以来的年均5%的经济增长率中，有约2%是中国贡献的。
西方对中非关系攻击的调门放低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舆论造势后，西方尝试通过更加理论化和案例化的研究，来“坐实”对中非关系的批评。笔者在2011年访问非洲、欧洲和美国的过程中遇到过近10位研究中非关系的美欧博士研究生，其中有6位左右在做中国与赞比亚关系，另有几位做中国与苏丹关系，仅1位是做一个相对正面的案例即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研究。
在尝试对中非关系的批评作理论化和案例化的深入研究的同时，西方还试图使这些批评披上“科学化”的外衣，其核心是利用各种数据、图表、问卷调查等。其典型是2011年底出台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有关中国企业在赞比亚铜矿的企业责任表现的报告。不管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什么，至少其方法论看上去是相当合理的。首先，人权观察组织了三个小组前后三次前往赞比亚铜矿地区进行调研，共采访了170人，其中95人来自于中国铜矿，另有48人来自于其他国家操作的铜矿，还有一些来自于政府部门、记者、矿工工会、外交官，等等。其次，该报告反复强调，在调研过程中没有得到来自中国铜矿企业的配合，所以95名来自于中国铜矿的受采访者都是秘密接受采访的且不能公开姓名——因为担心受到报复。第三，该报告还煞有介事地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回信附在了报告的后面，但在正文中却几乎没有引用该回信的内容，尽管作者也不时指出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年里有所改进。这一科学化努力，使得就连著名的中非关系研究学者布罗蒂加姆也认为该报告是“相对客观的”。
因此，尽管中非关系对非洲发展已经、正在和仍将作出重大贡献，但不能忽视的是西方正在处心积虑地完善其对中非关系的各种批评逻辑。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机会之窗已经敞开，但未必会很长。目前，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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