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大调整，它表现在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新的外交形式的出现、全球性话题的突出和中国地位与作用的提升等方面。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外交也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美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政策的调整。

当前的“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①]它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更需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变化作出新的调整和努力。
一、当前世界形势大变革和大调整的主要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大变革和大调整具有如下特征：

1.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虽然在军事上独领风骚，但却遭遇了政治和外交的失败，影响力反而大大下降。它表明单凭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所欲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美国不得不修改单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与此同时，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变化，金砖机制和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大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地区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东南亚和中亚的政治稳定都成为对世界政治格局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改变了自1648年以来影响国际政治的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多极、两极、单极格局，“极”的概念也在淡化，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多变的特点。

2.以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化的内容之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欣欣向荣的新景观。自西方统治世界以来的200年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局面。它要求国际经济机制进行新的调整，对西方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的调控，改变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权的局面。

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大发展，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受互联网深刻影响的时代。互联网具有即时性、普遍性、全球性，信息传递瞬时到达，国家和政府控制信息的难度加大。它带来两大深刻影响，一是民众参与外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二是互联网信息对国家边界具有很强的穿透性。这两个因素都对传统的外交样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国发生的事件更容易演发成为区域性事件甚至全球事件。以2008年“3·14”中国西藏拉萨事件、阻挠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以及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等国发生的政治动荡为标志，公民参与各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已经来到，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的规则和活动方式。为适应这一变化，公众外交成为一种新的外交样式，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对本国民众和他国民众的影响。

4.全球性议题更加突出。“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有新发展，牵动国际关系的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联动性上升，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协调行动，为此展开的重大多边外交活动空前活跃，并达成一些重要共识。与此同时，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竞争较量也更加激烈，争夺的核心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②]

5.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和2009—2010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率先走出危机为标志，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升。20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10.3%，达到 397983亿元，（按美元汇率计算达5.9万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③]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此前的2.77%上升到4.42%；[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也从此前的3.72%上升至6.39%，而投票权则从3.65%上升到6.07%。[⑤]这一客观事实引发了对中国的两种情绪：一是期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领导力；二是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安和焦虑，从而引发“中国威胁论”加剧。
二、不断调整和变化中的中国外交
世界形势的这种大变化和大调整，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外交本身也在审时度势，在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方针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为中国外交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进一步完善总体外交

“我国外交主要是国家外交，同时也广泛开展不同形式的政党和民间的对外交往。这几个方面的对外工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⑥]这个大外交，有时称为总体外交，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外交决策、执行一体统筹，集中资源办大事。中国的外交决策权和执行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外事领导小组。2.大外交以国家间关系为主，外交形式多样化，外交主体多元化，有首脑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贸易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媒体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等多种形式。3.形成内外一盘棋的观念，促进内政外交的相互配合。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内现代化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外交工作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外交的大战略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4.中国外交的总政策就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内容则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经济是中心。在这个总体外交中，中联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处理中朝关系，协调中共与外国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团体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强调，在外交与军事，外交与对外经济的相互交织过程中，这种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关键

在大国关系中，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以及主要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中欧关系近年来波折不断，2010年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囚犯刘晓波更是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中欧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缺失，但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并未动摇。中美关系则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关系，是中国外交调整中的重心。

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加大了美方对中国的猜忌，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不少美国人担心：如果2025年或者更早中国在经济上超越了美国，一个实力不断增加的更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问题，或者成为像当年苏联“卫星时刻”和日本实力大增时形成的对美国的重大挑战？因此，处于调整期的中美关系合作在加深，同时矛盾也在不断突出。

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中美双边关系一度陷入持续的冲突甚至对抗当中，传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2010年初起，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并重启对台军售，中美两军交流随之中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汇率问题政治化倾向严重。以谷歌事件为代表，此前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不满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进入夏季，中美关系不见回暖，对抗却在不断升温。“天安号”事件以及黄海军演把中美两军推到了对抗的前台，双方军队高层不断发表针锋相对的强硬言论。黄海余波未息，南海波澜又起，美方对“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说法极为敏感，国务卿希拉里对此强硬表态，表示美国关注“南海问题”。一时间，双方大有走向重大战略较量之势。尽管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中美双方均认识到继续滑向对抗并不符合两国利益。恰在夏季中美对抗不断升温之时，中美之间高层官员频繁互访，沟通渠道始终保持通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实现转圜。2010年年底，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中美两军交流得以恢复，而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进一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调整。这次调整中的新内容是：确定中美要“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双方同意进一步努力培育和深化战略互信，以加强双边关系”。美国方面表示的姿态是：“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中国方面为了打消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强调了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⑦]也就是说中国无意把美国从东亚地区排除出去。中国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虽然美国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相当长时期中，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领导人的访问就能调整到位，还需要长期磨合，尤其是在美对台军售、中国国内人权事务等问题上，考验着双方的外交智慧。

（三）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发展

为适应公众参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的局面，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机构专门处理相关的事务。同时，中国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在国外的成立，先后成功地组织了中俄文化年、中法文化年的活动。中国对外国公众的宣传、公关活动、文化活动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公共外交的另一部分就是让国内民众更多地了解和参与中国外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的变化，就是明确外交为民的理念。所谓外交为民，具体地表现于为中国公民在国外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和在国外的投资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加强领事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应对我国公民在海外遭绑架、袭击等突发事件，有效处置涉我人员财产和劳务纠纷案件。根据外交部领事司提供的数据，2011年有关部门共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

同时，中国公众参与外交事务也有了新的发展。2008年3月14日，由于西藏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被西方媒体歪曲，伦敦、巴黎发生阻挠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个别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挑衅中国国家利益，美国媒体出现诋毁中国政府的反华言论，这引起了中国民众空前的愤怒，再次形成了中国民众自发参与外交活动的高潮。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发起了自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强大声浪，使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调整其政策，有力地遏制了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它也是中国民众参与外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与国家政府主导的外交主体的活动形成了较大的相互呼应的作用，使得中国外交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增加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新的手段和形式。

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并依托世博会的平台开展了密集的首脑外交、双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多样的外交活动。其中，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新领域，备受瞩目。世博会在长达184天的会期中，共接待海外游客350万人次，举行了约2万场文艺演出和丰富多彩的文物展示，参展各国的政府之间、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各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各国民众之间的谈判、交流、对话、协商数不胜数。[⑧]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和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介绍了国家现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展示了国家“文明、开放、和谐、进步”的新形象，拓宽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外交流的途径，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世博会期间友好公开的舆论环境以及来自境外500多家媒体的3000多名记者的采访报道，也使得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取得公认的成效。

（四）中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

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复杂，中小国家众多，大国环伺，局势动荡。以 “天安号事件”为发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美国也借机巩固同韩日的同盟关系，并派遣航母编队与韩国进行“威慑式”的联合军演。针对半岛局势，美韩日三国高层密集会晤，一度有抛开六方会谈框架另起炉灶之势。“天安号事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延坪岛炮声又起，朝鲜和韩国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2010年9月，中国和日本由于钓鱼岛撞船事件陷入对抗，日方采取了近年来少有的强硬态度，执意扣压中方人员，将中日关系推向冰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一向复杂，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普遍认识到中国崛起是客观趋势不可阻挡，对中国抱有相当的期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疑虑相当深，因而虽不情愿但也欢迎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⑨]2010年出现的 “南海核心利益”风波等，对中国一直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造成了冲击和损害。

自2008年起，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猜疑，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同美国以及周边国家合作的难度。在中日钓鱼岛事件、南海“核心利益”风波中都可以看到这类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存在使得中国周边安全进一步复杂化。在经济合作领域，《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苦心经营的“10 3”机制空心化。

    中国周边局势的震荡对中国的睦邻外交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尽管中国尚不具备全球影响力，但已经具备相当的地区影响力，在妥善解决自身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完全有能力以更积极的姿态，采取合理的战略构建有利的周边局势。

    中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有四点：1.合理评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美国回归亚洲”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2010年几乎成为学者的共识。中国周边紧张事态的背后的确都有美国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但不能全部归咎于美国。美国的亚洲战略同样也包含着追求该地区稳定的成分。中美在此目标上并无分歧，因而中方应当理性应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客观评估美国在地区中的战略作用，争取做到因势利导。这在前述《中美联合声明》已经有所反映。2.在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了与东盟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沟通和互动。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的矛盾已有所缓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也相对比较成功。3.为稳定东北亚局势尤其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4.中国当代的文化产品在周边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客观上有助于周边国家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进而达到消除误会、增进共识、促进合作的目标。

   （五）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事务当中。但是，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质疑。在发达国家看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处在世界第二位，并因此在许多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中取消了中国的资格，同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在涉及金融、关税、军备、环境、反恐、能源等问题的国际合作中作出超出国家能力范围的不合理承诺，承担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义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尽早实现经济复苏，遏制全球贸易额下滑和实体经济萎缩的趋势，在危机中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加强了与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一时间“地区大国”、“中美共治”等言论不绝于耳。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长数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消息引起全球各大媒体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声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呼吁、建议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也逐渐增加，它们期望中国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自己提供更多优惠和援助，一旦不能如愿以偿，便会据此质疑中国致力于区域合作或全球治理的诚意与努力。

    这种身份的误读往往使中国外交陷于两难境地，给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不小的挑战。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之争成为发达国家集团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可趁之机。无论是在贸易谈判、能源开发、区域经济合作还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西方国家往往有意无意地暗示中国已非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人为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与猜忌。2009年底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遭遇的外交困境和2010年中国南海的“核心利益”风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局面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以“同一个声音”争取权益的力量，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互信和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的不均衡性，贫富差距拉大，中国被划入“大国”、“富国”、“强国”阵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集中凸显出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削弱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合作共识的天然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发达国家挑拨发展中国家关系、分散发展中国家力量提供了借口和契机。

    中国自己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另一种是中国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很大的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⑩]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并且在各种国际场合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外交目标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综合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国家，对世界上许多重要问题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中国的角色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一个是调整中国的国际作用的定位。

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把发展中国家看做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开展合作的力度。如2006年11月，中国与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举办了中非峰会，中国宣布了有关援助非洲的八项政策措施；2010年，中国领导人遍访亚非拉地区，接待许多发展中国家首脑、记者团、民间团体等访华，双边外交卓有成效； 5月中旬，中国成功举办了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就中阿关系未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建设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签署并宣布了《天津宣言》，[11]密切了中阿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2010年也是世界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频繁的一年，中国先后向海地、智利、巴基斯坦、墨西哥、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宣布进一步减免5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并承诺于今后5年通过援建学校、派遣专家、合作项目、捐款等方式，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12]

中国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和双边会晤场合，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在后危机时代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抵御危机的能力，促进国际力量对比向均衡化发展。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改革方案，明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投票权整体增加3.13%，达到47.19%。[13]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发表《联合公报》，确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并且首次把“发展”作为会议的支柱性议题。[14]

当然中国也注意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分歧也是必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增加。这对习惯于把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中国来说，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一个新现象。在经济上，中国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摩擦不断。2010年全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摩擦64起，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是最主要的形式。在能源问题上，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5]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原油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5%，[16]进口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这与一些新兴国家在能源市场上构成了竞争关系，中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能源合作力度加强也引发了东道国内部反对派以及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指责。在政治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被误解为要“谋求国际社会的领导权”、“确立东方霸权”，“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地缘上的临近，这种所谓的“威胁”效果被放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倾向于积极引入美国等其他大国力量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寻求地区局势的“战略平衡”。

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了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现在中国外交调整的两个趋势是：

一是在坚持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深入、全方位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中国今后还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衡量中国的发展阶段并不能唯GDP化，要看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7]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要始终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全面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充分引导和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巩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

二是要认清发展中国家整体已经分化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使之有分类、有重点、有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自冷战结束后便日趋明显，除了“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之外，其他的群体性共同特征都发生了变化，相互间的合力在削弱、分歧在增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对抗性减少、依赖性增强，整体呈现出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不一、政策偏好不同的多样性特征。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中国若想维持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必须改变之前相对单一的“对不同国家的相同政策”，[18]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将国家间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双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对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要立足于合作和共同发展，充分认识到它们在改变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拓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对于亚洲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要立足于睦邻友好和区域共建，为中国的持续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中东、非洲、拉美等能源合作的重点区域和国家，要立足于互利共赢，在开发能源的同时着眼于东道国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增加这些国家的整体实力，来对冲西方国家插手和控制的风险；对于其他致力于本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壮大，应当也能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积极因素。

（六）中国国际身份的调整与中国对全球和区域事务的积极参与

与上述中国身份的界定相联系，中国既然已经宣布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承担大国责任的国家，就不能仅仅以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来定位自己，调整中的中国外交的一大变化，就是更加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和区域事务中。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东亚区域的事务。中国积极承担了朝核六方会谈的主导国家的作用，虽然这一进程一波三折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结果，但中国推动的六方会谈已经达成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些成果今后仍然是解决朝核问题所必需的；中国推动了中亚区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合作的多边进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积极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包括了中俄哈吉乌土六个正式成员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蒙古四个观察员国家；中国同时也积极参加和推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边会谈，中俄印三方会谈，与东盟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的签署。

第二，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加推动中俄印巴金砖四国的合作机制，并且致力于把这种合作推广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之间。2010年4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巴西举行第二次会晤，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经济事务的主张和声音，中国与世界主要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第三，在全球事务上，中国也表现出更积极和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的姿态。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推动会议达成了基本文件。墨西哥坎昆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在参会期间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欧盟等方面代表举行会谈，就资金支持、技术转让、森林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达成一定共识，为大会最终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的坚决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合作，力所能及地为美国、欧洲、亚洲国家提供了帮助，并且率先走出危机，为国际社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增加经济恢复的信心作出了贡献。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跑者”，充分利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广阔平台，深入参与和引导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并初见成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之外，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

在核问题上，2010年4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巩固国际法框架和加强国际合作对于核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建立核安全示范中心，使之成为峰会成果之一。[20]

     当然，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和学习的过程，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其一，中国多边外交活动数量众多，但布局分散，缺乏协同性。中国目前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专业的，也有综合的；既有政府间的，也有非政府间的，但加入这些多边机制的初衷都是直接地为了表明多边主义的立场和谋求多边对话的机会，惯性大于主动，没有整体的谋划，因而布局较为分散。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多边外交活动中有了呼应配合的意识，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与合作原则成为坎昆会议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形成统一意见的基础，[21]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这种趋势仍需深化。中国多边外交需要全局性的谋划和一整套的政策方案，使各方资源真正盘活和汇聚流通起来。

其二，中国的多边外交以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以各种全球性国际会议及国际机制为主要形式，非政府组织、各类国际论坛、民间外交的作用有限。从国际范围来看，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主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多边外交中的新领域，非政府组织的空间日益扩大。但是中国在传统上把外交看做是利益攸关的政府行为，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外交活动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同时，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发育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参与外交活动的能力。

其三，目前中国在国际多边合作中，主要还是规则的追随者，而非体制的构建者，话语权相对较弱。虽然中国在多边舞台上从“参与者”变成了“主持人”，[22]但是在国际合作中影响力的增加并不天然意味着中国就此有了制定议题和修改规则的能力。许多基础性的和支柱性议题还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提出的，中方的外交空间仍然局限于在遵守现有国际组织规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团结合作。目前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只有上海合作组织等有限的几个，大部分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处于西方规则的支配之下。中国需要尽快实现从惯性追随到主动构建的转变，谋求更多的话语权，以适应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国际责任日益增多的现实。
结束语
国际社会正面临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出现以来最复杂的大变化，过去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规则都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这种大变化大调整，它是对各国外交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中国需要更冷静的思考，更理智的分析，更成熟的应对，更灵活的决策和更大胆的行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需要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如何面对这种变化？中国传统的指导人们智慧地面对各种变化的《易经》告诉我们，应对变化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的内容，一是变易，二是不易。

变易就是承认世界本身就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世界的变化具有多样性，并不是单向的、单值的变化，而是一种多向度的、多值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辩证“多值逻辑”思维。每一种世界形势都内在地存有“变”的元素，这些“变”的元素可以在主客观条件下向好的或者坏的方向或者不确定的方向转化，存在多种可能性。现在要求中国、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防止它向坏的方向发展，利用变化中出现的有利因素和机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好、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变化。周易中第四十九卦《革卦》是讨论如何变的方法，它指出变革旧的事物要顺乎自然，“君子以治历明时”[23]，就是变革一定要能够掌握时机，并且通过变革的规律来理解天下的变化，掌握变化规律的国家（君子）必须“与时偕行”。

不易就是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的大变化，必须要坚持原则，用不变的原则和立场来应对变化万千的国际局势。所谓不易，就是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坚持和平发展不变，坚持多边合作不变，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不变，坚持可持续和各国共同发展不变。

    总之，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坚持不变的原则，并积极主动地把握机会，促使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