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金融危机与欧美债务危机双重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持续低迷阶段，全球经济共同治理进入新时期。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正在呼吁崛起的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由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强劲崛起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决定的。但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争取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能力还十分有限，这与他们经济崛起的地位和身份也十分不相称。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金砖国家经济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进程和实际效果。金砖国家只有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才能真正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才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积极发挥“正能量”，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由此才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进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陷入低迷，近乎无法挣脱。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进程表明，原有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已经被打破；传统的南北关系、南南合作、发达—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等全球经济概念、分工体系和思维方式正随着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展望五国、金钻十一国、一体化的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崛起而被打破；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另一方面，在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进程中，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些需要共同治理与合作应对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国际安全与恐怖主义、全球资源环境与食品安全问题等。因此，全球共同治理成为全球化发展至今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全球稳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携手、参与，共同实现应对全球问题，共同治理全球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13年南非德班BRICS领导人第五次峰会时指出，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必将推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潮流。毫无疑问，作为多极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特别是随着BRICS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BRICS如何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低迷增长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新要求
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欧美债务危机双重打击下，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持续低迷阶段。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共同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新挑战给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呼吁BRICS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美日欧债务危机形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低迷增长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进入2013年，世界经济低增长、高风险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经济虽逐步启动温和复苏，但苦痛相伴的低增长速度将是其在新阶段的长期状态，[1] 总需求疲弱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施行，加剧了金融领域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和要求下，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与传统发达国家携手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议程，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低迷增长，责无旁贷。其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延宕，传统国际经济规则已经严重制约了新形势下的全球经济稳定发展，而且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利益。传统的国际经济市场规则，多为欧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所制定，长期以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BRICS和新兴经济体必须参与到全球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调整和制定中来。第三，全球资源环境问题严峻，绿色经济低碳环保发展成为时代新要求。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BRICS共同合作，合理利用好现有的地球资源，发展绿色环保可持续经济。第四，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从边缘向中心迅速迈进。伴随占据全球主要人口和GDP增速前几位的重要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正出现从西方向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一支迅速崛起的全球经济重要力量，BRICS必然要面对全球经济共同问题，必然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中来。
因此，创新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和政治方向。从2012年BRICS新德里峰会提出建立“BRICS发展银行”，到2013年南非德班第五届BRICS峰会共同商讨决定筹备建立BRICS外汇储备库等具体措施，BRICS已经启动合作发展模式，开始通过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平衡世界经济，重构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新格局的战略进程中。
（二）BRICS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与事实
首先，BRICS经济强劲增长给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带来信心。
从吉姆·奥尼尔于2001提出“BRIC”概念开始，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用过去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证明，当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更加严重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不振，人们对全球经济发展持悲观看法的时候，拥有世界42%的人口以及接近30%的世界经济份额的BRICS让人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表1、图1）。




其次，BRICS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受金融危机重创，美日欧经济和金融增速大幅度下降，而BRICS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据IMF于2013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3.2%，较2011年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5.1%，分别回落0.4和1.3个百分点。BRICS五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中的占比在20世纪70年代时仅为6%，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升到8%—9%，2010年已经达到18%。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五国资本形成占比约为5%—6%，90年代末上升到接近10%，2010年跃升至25.7%，2010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为2.7%，而南非、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则分别为2.7%、3.8%、7.6%、9.5%和10.0%。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表2、图2、图3）。




再次，BRICS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国际货物贸易出口量方面，BRICS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也不断发挥其中流砥柱的作用。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低迷，进口萎缩。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2%，增速远低于2011年的5.2%。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量增长1%，进口量下降0.1%；而以BRICS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增长3.3%，进口量增长4.6%（表3、表4）。[2]


第四，BRICS正在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推动者。
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金融风险高企情况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复苏势头受挫。尽管BRICS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FDI总额因此小幅下降，但其总额增长仍继续领先全球，并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最后，BRICS经济发展优势和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和潜力。
BRICS自身具有的市场优势和要素禀赋决定其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首先，BRICS拥有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内市场以及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巴西人口1.9亿、俄罗斯1.4亿、印度12亿、中国13亿），中印两国还拥有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其次，BRICS的生产成本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例如，印度拥有12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更为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印度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工人月薪仅60—70美元。再次，BRICS普遍拥有较好的教育与人力资源。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其国民素质较高，教育系统完善，接受教育年限较长，分别为8.8年和7.5年。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较高，科技研发水平很高，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较强，其发达的软件业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BRICS经济增长进程中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提高，也为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表5）。



BRICS的经济成就，决定了其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崛起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BRICS必然需要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努力调整创新对其发展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金融体制机制，并进一步规范国际市场和秩序。另一方面，BRICS迫切需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争取更加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同时，BRICS也面临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安全等，需要与发达国家开展全球共同治理，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
（一）BRICS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BRICS有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它们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效果仍然不十分明显呢？显然，与其经济崛起的影响相比较，BRICS在参与全球共同治理、争取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还十分有限。笔者认为，除了受制于全球经济不公平的规则和秩序以及发达国家的影响外，主要原因仍在于BRICS的经济自身，在于其经济模式的内在缺陷及由此而来的发展不可持续性，这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其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进展和实际效果。
首先，BRICS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全球外部市场。
BRICS经济增长存在投资过度现象，即典型的投资驱动增长和外贸依赖模式。除巴西外，BRICS中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高储蓄高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对投资依赖严重。2009年中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曾高达94.6%，同时投资效率却从1990年的37.1%下降至2009年的9.5%。在高达69%和46%的经济外向度下，中国、俄罗斯等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8000亿和1400亿美元；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必将在美元贬值和国债利率下降影响下大幅贬值。反观近年来BRICS的相互间贸易，并未受金融危机太大影响反而增长迅猛，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场，俄罗斯第四大出口市场、超越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尽管如此，美日欧作为BRICS最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并未动摇，BRICS对美日欧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依旧高于五国间相互出口的比重。原因主要在于BRICS间贸易相对集中在少数初级产品，均不是彼此间主要终极产品市场，而在向美日欧出口的过程中甚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关系。[3]
其次，BRICS经济增长长期呈现高投资、高耗能和低效率、低产出的粗放式特征。
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导致单位投入产出水平低下，同时全要素贡献度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也持续下降。从资源消耗与投资效率角度出发，BRICS的单位产出资源消耗量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能源消耗总量的全球占比高出其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一倍以上。以俄罗斯与中国为例，2008年俄罗斯石油消耗量为日本的约70%，但GDP仅为日本的约30%；占世界20%人口的中国在消耗全球30%资源下的产出仅不足全球10%。BRICS在近20年的人均劳动产出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0.2%，俄罗斯在世界高技术产品市场份额也仅为0.5%。
第三，BRICS经济增长长期面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BRICS均存在相当程度的体制缺陷和制度扭曲，导致市场机制运转不畅，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抵抗外部性冲击能力较差等后果。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明背景下，扩大生产、增加就业的动力不足，全球经济整体投资需求增长潜力有限，BRICS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自身结构性矛盾加剧和外部需求减少的双重冲击，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压力增大，增长率呈回调趋势，长期增长缺乏内生性的动力。
第四，BRICS产业结构不合理与结构性刚性矛盾十分突出。
经济结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体现。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要素禀赋、发展基础、发展路径的差异较大，BRICS国家普遍呈现产业结构不均衡、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现状（表6）。当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多样性，既包括仍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国、印尼和越南等国，又有工业比重低但服务业优势明显的印度，而巴西、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由于较早实现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




最后，BRICS的工业化模式面临全球资源不足与气候规则的制约和挑战。
发展中国家粗放型的工业化模式不仅受全球资源匮乏的约束和挑战，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规则及其具体实施办法的制约。首先，BRICS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能源与重化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法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和发达国家相比。其次，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BRICS等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集中于能源与制造业，全球气候规则之下，BRICS目前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第三，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在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义务补偿协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与发展进步，但发达国家对此一再推诿责任。从长期发展来看，BRICS必须对现有工业化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
（二）BRICS经济模式的特点与内在缺陷及其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影响
第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属于典型的资源能源依赖型增长模式，制约了BRICS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谈判能力和影响力。
由于产业发展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产业结构及发展模式均存在问题和难点，金融危机对BRICS各国的产业均造成重大冲击。俄罗斯和巴西在享受能源资源带来的财富并为全球提供包括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在内的大部分初级生产资料的同时，也遭遇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问题。这类经济体地域广阔、自然资源富裕，对外资和外贸依赖度较高，但大宗商品交易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也容易受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对能源产业影响巨大。例如，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仅2008年10月，俄罗斯国内市场石油价格下降42.5%，石油产品价格下降13.5%，矿产开采领域价格下降20.8%，生产加工领域价格下降2.1%，金属合金价格下降8.4%，水泥价格下降3.1%。原料价格普遍下降导致俄罗斯全国工业产品批发价格下降6.6%，创历史纪录；这也导致能源生产规模萎缩。2008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为4.881亿吨，同比减少337.6万吨；石油出口2.378亿吨，同比减少1693.5万吨；2009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4.82亿吨，比上年减少约600万吨。[4]
显然，如果不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路径，单纯依靠要素禀赋甚至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消耗，任何经济体都无法保持活力和可持续发展。拥有近30亿人口的BRICS五国，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对全球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增长产生无法预估的负面影响。如果继续维持传统工业化时代大国崛起模式的资源依赖和高消费，BRICS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参与等方面将难以赢得实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属于较为典型的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增加了BRICS参与全球贸易共同治理的难度。
从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印度等国的工业品出口占其出口商品的90%左右，并占据了全球主要工业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但产品结构偏于低端。加工出口导向的中国虽成功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但由于技术对外依赖，遭遇“加工贸易陷阱”；服务外包拉动的印度虽拥有与发达国家一致的产业结构，但由于缺乏工业基础支撑，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就业压力与减贫举步维艰。
BRICS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融入全球贸易分工，建立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通过外需实现经济增长及产业升级。但是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会造成其国际贸易进出口失衡，增加对全球经济贸易平衡的治理难度，同时也会带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不利于其贸易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低端化和低附加值特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更加不利，使BRICS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难度上升。
长期以来，BRICS各国沿用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和以廉价劳动力市场和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巴西和南非都是农业大国，印度与俄罗斯主要依靠服务业，印度制造业尤为不发达，产业发展不平衡。巴西和南非仍拥有工业化带来的巨大潜在机遇，但面临制造业升级和调整压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通过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实现经济均衡发展。以中国为例，传统制造业发展主要有赖于廉价劳动力与低端化、粗加工和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中国制造”不仅使得全球市场分享中国制造业的廉价红利及其带来的商品和劳务，同时也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且享誉全球。但随着近年来全球要素市场成本的通胀压力上升，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也不断攀升，由资源禀赋决定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如何维持与升级转型，面临着极具现实意义的两难抉择。
显然，BRICS的经济增长运用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但根本性问题却是使本国产业被锁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抑制和阻碍本国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产业能级和水平。
第四，科技创新水平低下，经济增长缺乏竞争力和质量效益，造成BRICS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BRICS各国科技创新水平普遍相对较低，直接制约了其在世界产业发展链条中分利的能力与份额。2007年，研发支出占中国GDP比重约为1.49%，巴西为1.13%，俄罗斯约为1.08%；印度更是在较长时间里徘徊在0.8%左右。为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上述四国均制定了增加公共投资、鼓励和支持私人部门研发投资等计划，并大幅提高各国的研发力度。其中，中国和俄罗斯都提出到2010年研发投入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2%（相当于加拿大2005年水平）的目标，印度提出到2012年实现同一目标，巴西则计划在未来10年里将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1.5%（相当于挪威2006年水平）（表7）。



但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BRICS的企业主体角色均未得到充分体现，且总体研发投入水平不高。巴西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科技研发上的投资各占50%，而政府的研发投资多集中于研究机构的科研，并非企业的技术推广和升级。印度的企业研发投资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不足30%，俄罗斯在研发投入方面则更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企业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尽管在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尽管经济持续崛起，但BRICS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将影响到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导致经济长期增长活力和动力不足。显然这既不利于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也制约了BRICS对全球经济和全球科技创新的参与和共享。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与欧美债务危机双重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其实就是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创新转型的过程，发达国家需要对于自身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BRICS更需创新转型自身发展模式。同时，全球经济再平衡也需要全球经济秩序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机制再造、国际货币制度体系重构，共同治理和应对全球性经济增长、环境和资源问题等。在这个过程中，BRICS的作用和地位尤为突出和重要。BRICS通过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实现转型升级发展，不仅可对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本身就是通过自身模式创新转型重新塑造和完善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机制，有着深刻而重大的意义。第一，BRICS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将有力推动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第二，BRICS正在开展的金融货币合作机制一旦成功，对减少美元汇率贬值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风险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推动全球金融机制和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第三，优化和调整BRICS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必将有助于优化世界经济的结构，改善全球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全球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BRICS开展资源环境节约型增长方式，同样会为世界资源环境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例如，巴西将不再被自然资源和投资能力所累，俄罗斯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将不再为世界能源价格的波动所牵连，印度将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而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与低端的经济质量以及较大的收入差距和低下的人均GDP等不均衡状态都将得到缓解。
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不是确保全球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也不是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全球共同治理提高世界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时，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转型发展，不仅意味着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发展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为此，从实现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意义和目标来看，BRICS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和转型发展。
第一，工业化模式转型与创新升级。BRICS必须实现制造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形成内外分工合理、资源配置最优的产业结构，这样才会解决生产效率问题，从而更好地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后工业浪潮之中。
第二，城市化模式转型与创新发展。BRICS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城市工商业发展一方面加快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加快土地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发展。但BRICS特别是中国、印度等的城市化并没有真正解决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其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实质是半城市化，或为浅度城市化。未来的城市化如何发展，能否真正解决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特别是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BRICS城市化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之一。只有真正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真正完成有质量的城市化进程，也才能为全球城市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第三，深度市场化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与全球市场化机制形成互动机制，国内外两个市场双重资源配置机制已经形成。正是BRICS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高效发展。但到目前为止，BRICS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机制不健全。这要求BRICS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转型，同时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创造公平、高效的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性政府。
第四，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与开发模式转型。BRICS必须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机制，通过内外合作与共赢发展，促进全球贸易更加自由化。BRICS需要转变各自的开放模式，从纯粹的外资外贸依赖型和单向引进来模式，转向注重提升外资外贸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外资外贸竞争力，重新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这本身就是有效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的途径和方法。
第五，促进信息化转型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全球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发展方式对BRICS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传统速度型产业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型，[1] 应当成为BRICS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这里的重点是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相互融合，互动发展，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升城市化的效益和质量。
第六，走向平衡发展的新模式。BRICS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等“发展失衡”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未来发展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多数BRICS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BRICS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坚持平衡发展新战略，通过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合理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力减贫，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伴随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逐步转变中发展，全球经济正迈向发达经济体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新纪元。G20、BRICS及新兴经济体十一国（E11）等国际协调与对话平台，大大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平等性。未来，BRICS需要进一步创新自身发展模式，在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巩固和提升各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权和话语权。BRICS肩负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携手，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可以相信，转型后的BRICS经济新模式一定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和新动力。BRICS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坚力量，有可能在自身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升级转型，更好地拉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地满足全球市场需求，更好地推动全球技术创新。也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重构，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在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BRICS各国相互之间也要加强相互团结与合作，与G20、OECD、G7/8、欧盟、IMF和世界银行等平等对话，携手推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共同目标。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